当作如是观

1933年3月4日，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他将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节，这一段是这样的：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一节讲信、望、爱，而“最大的、是爱”。威廉•曼彻斯特在名作《光荣与梦想》中毫不吝啬地赞美富兰克林，最关键的可能是这一句：“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作道德问题。”是的，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罗斯福宣布：“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不良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不良的经济学。”

在他疾风暴雨、大刀阔斧的“新政”中，“政府有义务给予每个人过上舒适生活的权利”，是他与胡佛两人政纲的差异。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夸奖罗斯福的“激进”，认为他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承担了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缩小了收入差距。经济学家戈丁与马戈将这一阶段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利益受损的财阀们自然痛恨他，1936年大选前，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夙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主义、发战争财。他们已经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有组织的财阀把持的政府与有组织的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1936年选举结果，罗斯福获得2750万选民票，对手兰登仅获得1670万票，罗斯福在除佛蒙特和缅因以外的所有州获胜，赢了523张选举人票，兰登只有8票。1940年大选，罗斯福赢得449张选举人票，对手威尔基82票。1944年大选，罗斯福赢得432张选举人票，对手杜威赢得99票。罗斯福的大部分支持来自较低阶层，北方的黑人，南方的白人，乡村居民，城市移民，知识分子和蓝领工人。是的，富兰克林是仅次于林肯的、深受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

像所有极富胆识和魄力的领袖一样，罗斯福也是广受诟病的人物。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他的新政并没有使美国经济走出萧条，没准是帮了倒忙，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比如奥地利学派的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皆援引大量数字证明罗斯福新政的徒劳无功。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危机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当时美国严峻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新政也许没有使美国变得更富，但是新政使美国变得更平，正是这种平等化的努力，化解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在分析政治经济制度这些“硬件”的同时，“软件”亦是重要的，比如“社会心态”。“经济人”假设固然有道理，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远非那么理性，过度乐观的心态与过度悲观的心态皆有传染性，在大萧条的全民信心崩溃中，罗斯福是强心剂，罗斯福是定心丸，说他挽狂澜于既倒，不算过分。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没戴帽子、未穿大衣，在就职演说的讲台上以他洪亮的声音宣布：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历史应当记住这一天。

下午的财务处像天堂一样热闹，排队等候的座位早已不够，连门后都站着人，新来的推不开门，在外面谦卑地说：请您让让，让我进去吧。站在我身边赫然一个白发苍苍的A级甲等资深教授，同样谦卑地紧捏着经费本，喃喃自语说：“这是快过年了吧。”

离过年还远，但是学期末尾，四处算总账，退了休的资深教授假如没有弟子帮忙处理这些琐事，也的确要忙上一阵子。旁边的这位老者名声在外，但是在财务处这个特殊的地方，人人平等，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

忽地想起昨天看的《听杨绛谈往事》，很多细节都从别处看到过，唯有两处比较新鲜，所以印象深刻。一是钱锺书半夜起来挥舞竹竿，为自家猫咪助阵——那猫咪和别的猫咪争锋吃醋，男主人爱猫心切，不能不施以援手。二是385页卧病的钱老的照片，面容清癯，插着鼻饲，神情茫然，看了令人痛心。逝世前，钱老在北京301医院住院一千六百个日夜，除了专门的护工看护，好像就是杨绛自己（中间他们的女儿钱媛辞世），所以在护工偶尔请假的时候须得八十几岁的老太太自己顶上来——第二天早上医院先要抢救体力不支的杨绛。可怜啊。书里是只字未提，我想问的是：弟子们哪里去了呢？

一般规律是，名师的“高徒”往往远走异乡，占山为王，侍奉汤药这类的事情根本指望不上。而名师的“低徒”，假设能留在左近照料导师，想来也是好的。偏偏目前这个体制，水平差一点的门生哪里可以留校？留校的水平好的门生，又忙于从B级乙等晋升到B级甲等这类大事，恩师的生活起居也就看得淡了。著名教授如此，一般的教授更是人走茶凉、无依无靠。老住宅区那边，经常有老年教授夫妻互相搀扶踽踽而行，不知道的羡慕他们白头偕老，知道的要感慨，老知识分子多半是空巢家庭，子女孙辈都在海外，弟子们，嗯，不提了……总之，老无所依，到头来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经常是到了那最后时刻，家人想起老先生是有“单位”的啊，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耕耘了四五十年呢。于是，“单位”得到通知，发个A4纸大的黑边讣告，工会办公室预定一辆大巴去火葬场遗体告别，花圈挽联上的词儿都是现成的，无非“桃李不言”、“山高水长”云云，容易。

现在的风尚，年轻的学子们常常折了千纸鹤挂满校园，寄托哀思。每每见到这样的场景，我总是很俗不可耐地心里嘀咕：人还在的时候，折个小五角星送去能让老先生多高兴啊。

扩音器在叫1209号，那是我。我把号码交给旁边的老者：“您先来，我也算是您的学生吧。”

Kull讲座完毕，学校附近溜溜，在书报亭里一眼瞄准了The Wall Street Journal，纯正的英文版。Kull的大手马上伸过去——又稍有些懊恼地缩了回来，嘀咕说这是前天的报纸。同样，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也是前天的。Kull想了想，走了，估计去看网络版了。

其实，我还是很以这个书报亭为“自豪”的，Time、Newsweek什么的，它都有，只是略晚上那么两天。比如，它今天摆的是四天前的。这两个周刊的正常售价都是人民币40元，但是某老板啊，真聪明人，他用订阅的。Subscription Copy比街头零售版本，便宜多去了，长期订户没准也就是50美分一本。然后他摆到书亭里偷偷地卖，当期的卖10元一本，过刊只要5元一本。本来我知识产权意识还有一点的，可是一想Time的网络版本是可以免费看个大概的，也就作罢。说到底，买的是个阅读方式和习惯而已。老板有赚，我也有看，双赢。

且说我今天买的两本，Newsweek的封面标题是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the end of the age of Reagan and Thatcher, and what will follow. 而Time是刊出1929年“施粥棚”的照片，上写The New Hard Times.第一次觉得Time边框那个红，血淋淋的。

大地震打破了生活的常态，那力量排山倒海，让我的书桌也不安稳起来。课堂上要分析受众媒介素养、传媒媒介素养和政府媒介素养，而在自己的小菜园子里，也要讲点网民媒介素养：由于我不在现场，无法提供第一手资讯，为了减少信息噪音，干脆停了自家博客——尽管我这个博客影响力实在有限，尽管对众志成城的电话铃声我很是反感。

刻板印象使然，我总是从政治的高度来理解灾难性事件，但是显然，民间有另外的解读策略。GJ给我转发来短信：

“汶川地震，生死转换于顷刻，穷人与富人同行，少年与老人携手，恩人与仇人同去，平民与官员共趋。抹平了恩怨情仇，埋葬了利禄功名，当生命邂逅死亡，顿感生命脆弱，亲情弥珍，更明白得到别得意忘形，失去别怨天尤人，顺时要善待别人，逆时要善待自己，累了就自己歇歇，想了就联系一下。平安是福。”

是啊，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不去问那么多为什么，沉舟侧畔千帆过，积极地调适着自己的心理，挺好。

于是很难得地陪妈妈逛街，补上给她的生日礼物、母亲节礼物、结婚纪念日礼物——天啊，我怎么欠了这么多。

中午在渝乡人家吃饭。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四川的，在等着豆花从液态变成固态的五分钟里，很自然地与他们聊两句。还好，没有直接从灾区来的，他们很关心家乡，也很庆幸自己的小世界安然无恙。有一个服务员，轻盈地举着托盘，从我们的桌边经过，他哼着歌呢，连我也跟着幸福起来。

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降下来了。就本学院而言，缩水了五分之一的样子。前些年考研大热，而研究生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所以用人单位也学聪明了，开始改变唯学历是问的思维，雇一个起薪更低的本科生，不也挺好？一方面大量的海龟变成了海带，另一方面，情商智商都好、又肯埋头苦干的孩子，机会来了。

不过，考研的人群还是很庞大的。重点大学最优秀的那批本科生，基本都“出国”、“保研”或者“硕博连读”了，考研的主力部队是一流院校的二流学生和二流院校的一流学生，前者是为了当中高级白领，如果找工作不理想，拿考研保个底，考起来三心二意的；后者是为了改换门庭，跻身精英行列，动力十分强劲。除此以外，就是希望“知识改变命运”的那群人了，想与心上人团聚在同一城市、想跳出某个体系而进入另外某个体系、想从乡下地方投身灯红酒绿，他们把考研当成跳板，谁知道呢，也许刷地一弹，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

院里为阅卷老师预备了高级盒饭，一群学生助理负责送卷、核分、登记，象是个大工程。还是老方法，每个老师一道题，一包到底，这样标准一致，公平。那就是说，我要看600遍那道简答题。600个考生里有十几个会被录取，竞争的确是激烈的。

我大约统计了一下我的给分：约10个人，我给了本题的满分10分。约40个人，我给了9分。得8分的大概有100个。7分最多，300个是有的。6分、5分的还有100个左右。最后就是那些一看就没有复习、任意胡答的，分数从0到4。判卷的时候我心里明镜似的，前后一扫就知道，我这道题能得10分的，其他那些题分数也很高，而最顶尖的这10个，差不多就该是最后录取的那10个了。换言之，如果你做不到十分优秀，你就是来陪榜的，白忙活。

从老师的角度衡量，得高分的试卷有如下特点：

形式上，文字清晰，行间距合理，读起来不头疼。想想老师要用两到三天看卷子，眼都花了，所以这基本要求实在非常重要。

内容上，条分缕析，而不是汗漫一片，段落之间有起承转合的逻辑性。老师一眼扫去，很容易看见“得分点”，且又能判断出此人是否思路清晰。

细节上，显示功力，比如“1644年英国思想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就比“17世纪弥尔顿提出”更让老师有好感。往往，正是这一点优异性，让我给了10而不是9。不要小看这一分，考研的一分是可以致命的。

当然，还有一条重要的，即便是同样的考题，不同学校的老师会有不同的侧重，所以，想考哪校的研究生，还是要看该校的教材、参考书和课堂笔记，十二万分之重要哦。

眼花了，不写了。改天再“好为人师”。

常常在想，我当学生的时候，会喜欢纳博科夫这样的老师么？

纳博科夫对学生的苛刻是有名的，上课的时候——“座位都已经派了号，不再更换。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编织，不准读报，也不要睡觉，看在上帝的份上，请记笔记。”考试的时候——“一副清醒的头脑，一份试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简写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辞掩饰无知。除非有医生的证明，否则任何人也不得上厕所。”而且，据说他的课程并不是“讲”的、而是“念”的，用他俄语腔的英语，一字一句念他的备课笔记。

啊，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不会选他的课，虽然多年以后，我是那么入迷地读他的备课笔记：《文学讲稿》。

经验证明，好老师不一定是好学者，好学者不一定是好老师。能将复杂问题深入浅出一一道来的学者少之又少，很多大家，只在笔底洋洋洒洒，一上讲台，高头讲章照本宣科，那形象，简直就是木讷。

回想起来，本科时代留下印象的“好老师”，多半都是讲师和助教。学生们少不更事，本来就是容易冲动的年龄，喜欢藏丕天下的高论，喜欢自由宽松的环境，“好老师”既要课讲得动听、旗帜鲜明、观点另类，还要不点名、考试容易通过、不要难为了学生。常识说，半瓶子醋是容易倒出来的，如果是满满一整瓶，有点难度呢。管它，年轻时代我们喜欢半瓶，甚至只需要半瓶——给我们一整瓶，淹死了咋整。

国外高校实行过双线的聘任制度，你如果有讲课的天分而学术上差一点，那就当终身讲师好了，只要课讲得好，就行。而想当终身教授的这一群，课也要上得过得去，而学术上不精进、那是绝对不行的。可是到最后，因为讲师工资少地位低，大家还是在挤“特耨”。教授除了带硕士博士博士后，学士们的课程也是要上的啊。而这个自由选课制度，实际上把大权交到了学生顾客手里，如果大家风闻你要求严格、不准迟到早退旷课、作业量大、考试还经常给B-C+，那谁还给你面子选你的课。难怪在美国早有著名教授请学生打高尔夫了，捧捧场，选我的课吧，让你的朋友们也选我的课吧，让我凑齐十个人开课吧。至于考试的时候，老师自费备下饮料饼干，充满歉意地考学生，也是常事儿。

在我半瓶子醋的时候，做过很多半瓶子醋的事儿，如今还有老学生追随我的博客，可以视为明证吧。而今水平渐渐高了，倒是越来越钦佩纳博科夫这样的了。

婆婆来电话说：公公四肢颤抖、呕吐、无力。联想到公公的心脏病和190的高血压，我这个半吊子医生马上想到的是“中风”。一边嘱咐赶紧服下速效救心丸，一边火速赶往现场，几乎没怎么耽搁，120的急救车已经到了，心电图做过，防止中风的液体打好，软担架抬下楼，赶往最近的大医院的急救中心。

迄今为止，一切还是“急救”的气氛。

可是到了急诊室，情形就不一样了。按照1994年开播的热门美国电视剧《急诊室》里的模式，应该是医护人员冲出来，一路小跑着把病人推进去，这里可没有。我自己交了押金，推了辆带轮的平车，大家把公公搬上去，再把车停到诊室门口。然后骤然发现：走廊里和观察室里全是人，急诊病人有70-80位吧，加上陪同的家属，难民营一样。

这个科室只有一位值班大夫，我很快判断出来：大夫是要去“抢”的。那就抢吧。可是大夫要先给一个垂危病人做急救（急救失败了）；还马上判断出后于我们的一位41岁妇女是“病危”；某个秘书模样的人进来把大夫请到某单间病房（我一直跟到门外，所以知道）；又有一大家子人就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找到某熟人再让大夫接电话，他不能不理睬；另一位女孩因为男友说要分手变得呆若木鸡，大夫不能不先抽她两耳光，让她哭出来再说……大夫似乎是按照冥冥中的天意指引先看谁后看谁，不能说他不是妙手仁心，可是怎么看都是面无表情、疲乏倦怠、听之任之的样子。

言而总之，等我把大夫抢到公公车旁，公公已经——好了。

他老人家下了车，喝了水，开始吃饼干，抖还是有点抖，但是神志清醒，说也许是中午吃错了药，一种药吃了两遍的缘故。

老天！

我还是要求“留院观察”。就在走廊上安营扎寨，租了床、被子、枕头、凳子，给公公输上四瓶液，我陪护。

夜里的急诊室的确是另一个世界。现代人少了古代人面对死亡的从容，所以选择死在医院的床上而不是“自己的床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位师傅，推着上平下半圆的钢板车，俨然亡灵接引者，一晚上四个。我们的位置特别，那车路过的时候，总要撞一下我的凳子，然后从旁边擦过去。夜里，公公睡了，大多数人都睡了，一个有些弱智的病人不断喊着“哎呦，爸爸”。我清醒地看着那车撞我的凳子，一种奇异的荒诞感油然而生。第四次，推车的师傅冲我笑了，我也笑了，他说：“你倒不害怕”。

我不害怕。

Z老师不仅有思想，也有勇气。每年举办的这个“舆论监督大会”已经成了学界的一个“品牌”，有年末大清算的意思。是啊，那么多有头无尾的Big News，何以就没了下文？又有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被潜规则封杀的好故事根本就没有浮出水面？欲知详情，请来开会。

媒体的这个监督作用，英语里形象地表述为Watchdog。看门狗总是很警觉的，别人睡的时候它不睡。有的很有经验，只在关键时刻吠叫，也敢近身肉搏，还能追踪坏人；有的略有神经质，汪汪个不停，常让人有堵住它的嘴的冲动。无论如何，歌舞升平的社会需要忠心的守望者，没它还真不行。

阵营是有的，官府的狼犬和百姓家的小菜狗，家养的宠物和街上的流浪犬，那怎么可能是一回事。都宣称是“为人民服务”，归根结底，关键还是要看为人民里的哪一部分服务吧。

小区附近的咖啡馆前，近来常停着一辆自行车。十分耀目，因为它是用丝绒、缎带、羽毛、蕾丝和铃铛装饰起来的，而且，一水儿的粉色。

用一个前几年流行的词，卡哇依。

从来没碰见过车的主人，我猜或许是个日本或韩国的女生。而且我一相情愿地希望，她漂亮可爱，睫毛长长的，笑起来甜甜的，小公主的样子。

每个女孩大概都有这样的公主情结，每个女孩的父亲母亲大概也有这样的情结，旁人外人像我这样的，也愿意看到如此幸福的“小公主”，上海这个地方甚至盛行这样的文化：“女儿是要娇养的”。

扮扮公主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当真啊。我一直以为，平民百姓的女孩假如大发公主梦，危险了。货真价实的公主全世界能有几个，金枝玉叶也不会太多，“水晶鞋”不是“故事”只是“童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顾盼自怜的小公主们，一旦来到真实的大世界，还是赶紧脱下水晶鞋换上跑鞋吧，just do it，你要是不说“我能”，迟早跌个鼻青脸肿。

每天每天，我看着讲台下的女大学生们，看着她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幸福中、也不知道自己可能遇到的不幸，那么理所当然地无知无觉地活着，这个感慨啊。

蜜罐子里的女孩儿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要以为等待自己的只有好运，一切都有可能的，包括亲人去世、车祸残废、众叛亲离、寄人篱下、漂泊异乡、男友劈腿、找不到工作、收入菲薄、遇人不淑……听起来很吓人？那是真的。

假如人生早晚要摔跤，早摔早好。

在大学里，这个“评估”已经成专用名词了，特指教育部搞的那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用意也许是好的，弄一套指标体系，让大家对教学用点心。可惜的是，它在中国语境下迅速变味，各学校一方面穷于应付、弄虚作假，另一方面“以评促建”、狂盖大楼。如果说以前的评估还多在地方院校里进行，留下一批批大学城和一吨吨表面文章，现在行了，“洲际导弹”的力量势不可挡，北大也一反常态地“查证”了，而我们这里也宣布了，从某某日到某某日，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岗——“评估组要来了。”

“教育市场化”是目前老百姓还不能答应的，不过“教育行政化”，何尝不是又一大弊病。大学不是学生的大学，大学也不是教师的大学，大学是ＪＹＢ的大学。大学的主体性从何说起，教师的独立性又从何说起呢。

当我还“在站”的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应该有一套归我使用的住房。可是不巧，学校没房子，只好两至三人共享一套，待遇同博士生。那住宿条件么，单身是可以对付的，可是对于已婚的，惨了。情急之下，也是托IVON的福，买了自己的房子。

“出站”后扎下来了。那些去外地的“站友”，好歹都有相应的住房“待遇”，最多的一个能拿到50万住房补贴，这方面显然我是“亏”了。听说我可以“享受”的住房补贴共计6万人民币，分作5年发放。

夏天的时候，房管部门贴出告示，说是可以申请廉租的周转房，我申请了，本意是想帮帮一个师弟，他还没资格申请，生活又实在困难。可是制度蔑视人性，管理部门坚决不让我的好心得逞，到最后，我申请下来的那套房子，只能由我和我家人去住。

却是意外之喜，新建的房子，靠近地铁，对面就是华联吉买盛，离我现在的住处步行只要5分钟。两室两厅还带装修，每月租金是1500元——以市场价格来说，的确便宜。

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一套房子意味着许多东西，据说家庭关系都是用房子来界定的。这套天上掉下来的房子让我很高兴，马上请来老爸老妈。老爸老妈下了飞机看了房子，也高兴。于是连着忙乱了三天，搬家具，买东西，累是累得够戗，但是心里是美美的。

我搞的这套东西平时没甚人搭理，但是到了政治很高调的时候，哗，它就船高水涨地变成主流了。近日不断有媒体打电话来，要听听我的“专家意见”。我这个小人物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露脸的机会？即便是谈知情权表达权什么的，那也另有高人啊。明白了，都是找老大的，老大聪明，避而不答，一个太极推手，“成全”了我。

我很警惕。连乡镇企业家都知道“防火防盗防记者”，我是教记者的我能不防着他们？哪个神经正常的猫不怕老虎？虽然自己也曾是老虎的师傅？

外国大媒体的问题必定是尖锐的，他们问完了政府再问“专家”，其实是有期待视野的。本人好歹也在这行里耳濡目染，晓得其中的厉害。于是我宣布：坚决拒绝电话采访，特别是举着话筒当场就要答出个子丑寅卯的那种；我也坚决拒绝电视采访，他们指不定怎么瞎剪辑呢，还有万一把我拍的不好看了多有损国人形象呐；只有文字的，我可以考虑，还一定要经过我本人最后的审阅同意——“其实最好，我给您写篇文章得了”。

没错，我又不是名人，这么审慎像是自我抬举了。不过他人的教训是深刻的，小心小心再小心啊。实在地说，我没想当中国的脊梁，也没想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还没想当眼中钉肉中刺，这么一来，退守的原则也就是课堂上再三教学生的那条了：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也别说假话。

理论很简单，践履起来，不容易。

十天没写博，看来没事儿，天没塌东南地未陷西北，十七大照开，太阳照常升起，我心还依旧，blog这东西，还真是个可有可无自娱自乐的玩具。

且说这十天真忙，憋宝一样憋了俩长篇报告。头一个一万字，“（一）”完了是“一”是“1”是“⑴”是“①”，条分缕析，高瞻远瞩。第二个八千字，全是十七大新鲜词汇，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知情权表达权，自己都写晕了。

干这行，容易么。每月的几千工资还真不好挣。

期间还去北京开了个学术会，酒店很大，会场很豪华，所以我交的那600会务费也就吃了一盘子水果喝了三四杯咖啡，亏了。我在规定时间内宣读完了我的论文，然后看圆桌周围的同仁，那些特别绷着劲儿的特别拿学术当回事儿的，总让我有些发噱。

好了，下面的几天打算好好喘口气，发发呆，这个秋天我还没吃螃蟹呢。

德龄的见闻录里提到慈禧的宠物狗，说它叫“海龙”，因为它长得有点像海獭。“这是一只北京哈巴狗，深棕色的毛又长又亮。它个头很小，有弯弯的腿，塌鼻梁，而一对眼睛大得出奇。”比较关键的是，这种狗要足够“笨”。慈禧很宠海龙，专门有太监照顾它，日常饭食是肝泥肉汁拌饭，厨子做得了要请老佛爷亲自过目，不合格还要退回重做。“哈巴”是满语，今天就叫北京犬了，但是显然正宗的不是常见的白色“京叭”。

狗是自己的好，总认为我家嘟嘟那才是正宗哈巴。如今它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步履有点蹒跚，听力几乎失去，视力不佳，常常无缘无故向着水碗吠叫——似是有点老年痴呆。可是so what？ 照旧是我家的一品动物。

一起疯了3天，回来的时候真是累坏了。

140个从初中到高中毕业共度了6年时光的老同学（其中有些人同窗资格更为悠久，可以回溯到幼儿园的光腚时期，那就是15年喽），20年后再相会，可想而知，那感慨、那眼泪、那掌声、那回忆的潮水、还有那喝下的酒水，全都是哗哗的。

到了这个年龄，家乡的同学够资格当地头蛇了，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现在是我们的。所以典礼、主持、酒会、宾馆、车队、采购、音像等一切细节，都足够专业，那天四个班坐在一起算帐的同学多达七八位，定睛一看，像是各大银行的高层聚会，比如本班“出纳”是中行负责国际结算的专家。相比之下，我的“会歌”歌词不算专业，可是作曲和演唱的真够专业，人家给孙悦写过歌，所以估计没多久在网络上就会流行了——另有专业人士去打理此事。

我们一班挺不容易，56人里有53人保持着联系，关键是全都健在，不像四班已经死了三个了。在国内，本班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在国外遍及挪威、意大利、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班内有三对喜结连理，还有两人在同级校友中找到了人生知己。挺好。

本着男同学要喝透、女同学要喝好、不男不女要喝倒的原则，日以继夜地狂喝了3天。我听闻的最高白酒酒量是“三斤/次”，至于啤酒，那就真像灌溉了，没法算。酒力之下，大家互诉衷肠真情告白，“交杯酒”已经不够档次，喝“交颈酒”乃至“交襟酒”，那才是“带劲”。至于那场漂流，很快从打水仗发展到近身肉搏，抢鞋抢水盆抢船浆已经不够过瘾，从对方船上抢人才有意思。4000块的烟花飞上天，篝火熊熊，80年代的集体舞蹈和迪斯科，卡拉永远OK……其实当年我们也没这么疯狂吧，今日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分明是对青春岁月的一次祭奠：我们再也再也回不去了。

喝吧，啥也别说了。

又一次想起杜甫的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看过国外的育儿经，解释为什么父亲应该拎着孩子的腿抡起来做剧烈回环运动，说是小脑里有根神经（还是小骨头？），这样乱晃晃才能搭在正确的位置，以后孩子长大了平衡能力才好，且不会晕车。

我爹一定是没好好晃过我。晕车的事儿就别提了，现在的问题是我在家里都会犯晕，记得去年撞了墙角，撞出好大一包。前天撞了门框，当时摸摸眉角，没觉得什么，睡了。转天醒来一照镜子，好么，烟熏眼，也就是俗话说的乌眼青。

闲杂事情还挺多，要在学院里奔走，我戴副墨镜还是该干啥干啥。芝芝与我面对面五分钟，看出了端倪而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又不好解释，总不能在额头上贴副标签“并非家庭暴力”，于是还是哈哈哈地兴高采烈，不敢有丁儿点怨妇的意思。

IVON出差回来，要带我去吃川菜。我说这副嘴脸，怕不好看。他说谁认识你啊，怕什么啊。也是，我又不是明星我怕谁。就正常地素面朝天地去了，照旧拉着手。不乏几个闲人盯着我，估计是这样判断的：瞧那一对，老公把老婆打了，现在又和好了，吃饭买东西陪罪呢。也挺有趣。

偶感风寒微染小恙，本来可以算作是很风雅的事情。“病西施”者，不病也许没那么好看。那林黛玉天天用药焙着，病的是有点过火了。不过薛宝钗虽然有着健康美，也备一罐子冷香丸装柔弱，所以说：小恙无碍。

我也小恙了，光明正大的说法是劳累过度、在工地中暑，但是也有可能啊（是真有可能）：十份三文鱼外加冰激凌，吃坏了。这个毛病真不风雅，也不能握着胸口颦着眉——当东施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全面脱水，一日瘦了三斤，比吃茶碱又名瘦肉精还管用呢。

此时的确需要个身边人在旁服侍，端茶倒水嘘寒问暖，倒也用不着衣不解带、割块肉当药引，只要他在家里某处，陪着我等那如山倒来的病如抽丝般缓缓退去，就行。我在出了无数冷汗之后，有个醒悟：养夫千日用夫一时，很多时候，配偶这个东东是聊备一病的。难怪神甫在结婚誓词里要强调：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西方人是讲契约的，我看这个规定滴水不露很有道理。“in sickness”，我病了你不能休我。至于“and in health”，有点费解，不过也有可能啊，有人娶的是病恹恹的黛玉，因为就喜欢那种病态美，假如婚后她长成阳光的宝钗了，多么失望，可是，也不能休。IVON说喜欢我有病的时候，因为不那么“嚣张”了，我一定要让他看看这段。

装修的事情终于快结束了。也就是说进入了最关键的“收尾”阶段。虎头蛇尾固然不佳，拖个大狐狸尾巴，却也麻烦。

定好的家具搬了来，如设计时所构想的一样，与墙面和地板很和谐。当我把中世纪极简式样的装饰镜挂到玄关处，有些大局已定的满足感。可是且慢，一个家还有那么多琐碎呢，电话一会儿一响，窗帘明天下午到，沙发后天上午到，床你打算什么时候要？有线电视接好了吗？卫星电视要安吗？床架是有了，床垫呢？货到前请来付款。而这些还不算乱，我还要上班，还要按时交稿，外面的梅雨令人郁闷，蚊子它们总叮着我。简直是一团乱麻。

惟有提高效率了。和IVON从百安居出来，直接进了旁边的苏宁电器城。他面色不好看，中暑？那就看我的，按照他的爱国心态，抵制日货，只要国货。所以也没什么可挑的，冰箱、洗衣机、四个空调，我飞快搞定。IVON一副放松的“随便”姿态。

等我搞好了与IVON相视一笑，啊，原来我们都是这么不挑剔不讲究的人。可是事情就怕再向下想：那么我们当初彼此挑选了对方，是不是也是青春老大后同样的收尾心态？反正家里需要这么一个东西，叫春兰或是格力，有什么差别吗？——呵呵，这个就不能提了。

闪存坏了，我在学校里合法下载的那些英文论文，全都看不见了。而交稿期限已经临近，上火。

报着侥幸心理我直接去外国网站上查，那是两个大型学术期刊在线网站，Blackwell和SAGE，前者拥有期刊850种，后者有460种。三下五除二找到我要的那些权威刊物，每一期的每一页都全须全翅地在那儿趴着，可以选择PDF下载或者HTML下载。我活动活动手腕，开整。

美国加州的SAGE走少而精的路线，以社会科学专业期刊为行内所称道。它很开明的样子，说是有free samples，那我还等啥，从我最需要的那篇下载。我下一篇存一篇，过了一会自己都觉得下得太多了。直到此时，它弹出方框，告诉我此后下载是要收钱了。我是中国人啊，我不傻。我先下线，重新上线，再次找到那个网站希望混水摸鱼。可是它比一般的网站聪明，一定记着我的登陆地址呢，啪一个对话框弹出来说骚瑞。——想起来了，加州那个地方，该有多少聪明的中国同胞在做程序设计，这点小伎俩他们熟！好吧，如果我想把游击战打到底，我就去网吧，换几个地方也不费什么钱。只是闪存既然坏了，这次放它一马。我继续耗在那里，先把要找的七八种刊物的年度目录翻完再说。SAGE慷慨，目录是免费的。尤其令我感动的是，等我查第三种，它不用我按那个翻页箭头，直接就向我展示了2006年全年目录，此后屡试不爽，聪明到了这个地步！这个设计是研究了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我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隔着大洋的设计者，你可真行。

我满意地离开加州的阳光，再去好黑的BLACKWELL。它在英国，也有free的，但是不能自己挑文章，指定了今年3月的那期。看来它不打算犯美国人那样的错误，不跟人玩游击战，我理解英国式的死版。知足吧，有点总比没有好。我下完了之后想如法炮制看看免费目录，可恨的是它居然不给看，这就有点过了吧，太小气。

转念一想，事出有因，英国人吃过这方面的大亏，怕了。

1709年英国安妮女王版权法颁布，1790年美国版权法颁布。别看只差这么79年，可差出整整一个美国来哦。在18世纪初年，按理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北美也受英国版权法约束，但是天高国王远，执行起来不力，所以盗版很是猖獗，英国的进步思想通过便宜的盗版书和报刊上不付费的转载，启蒙了多少北美人民——呵呵，为什么富兰克林既是美国印刷之父又是开国之父？查查帐本就知道了。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这个两卷本在伦敦的价格是26英镑，而在北美仅要8英镑，所以布莱克斯通在北美的普及程度超过了英国。当时殖民地人只要在马褡裢的两个口袋中分别装上两卷布莱克斯通，就可以把英国法完全坐在自己的屁股底下。几乎是顺理成章，《独立宣言》的56名签字者中，25人是律师；费城制宪会议的55名成员中，31人是律师；第一届国会里，29位参议员里有10位律师，65位众议员里有17人是律师。这些人从法理上为革命找依据，写出那著名的美国宪法。没有盗版，何来美国。

到现在，大英帝国紧捂钱袋，原谅他吧。而美国是不是应该更慷慨一点——假如它想输出革命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把SAGE连同好莱坞全面开放？

我的梦想有多美啊。

桥被撞，塌了200米。桥没被撞之前还是好端端的，从直接责任来说，那个开船的是个笨蛋，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使事情变得复杂的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出于长久以来对豆腐渣工程的恐惧，老百姓们从第一时间就开始猜测：200米，乖乖，不是另一个大豆腐渣吧。于是人民“要一个说法”，正常。

再往下就复杂了，从理论上说，这就进入到知识政治的层面了。当前的人类构造出种种复杂系统，因其复杂，所以系统的运行维护与知识密不可分，说“知识就是权力”，贴切。因为这种知识依赖性，掌握着以知识来界定风险、化解危机的大众媒介、专家与政府机构，便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桥梁结构力学这东西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明白，一开始就有专家出面，说那个结构本身就是如此的，单元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单元都会出问题。事后的专家论证会从外省请了专家们论证，结论差不多，概而言之，这个当初得过国家奖的设计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而这起事故相当于小汽车开上了人行道，典型“人祸”。老百姓不解，当初为什么不造得牢固点呢？从可操作性上看，想造一座不可能被撞坏的桥就像要求一架永远不会发生空难的飞机一样，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而为了避免小概率事件而增加造桥成本在经济上也是不符合效益的。本来专家的解释是合理的，只可惜专家们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那么高了，加上发布会上应对不当，更使大众迷惑“是不是弦外有音”。于是桥的质量问题成了当前悬案——要老百姓克服业已形成的刻板成见和固定思维，还真是不容易。

对于知识政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其实也值得商榷。坏新闻就是好新闻，媒体有惟恐天下不乱的本性，加上它的探照灯作用和放大作用，对于不成熟的心灵容易造成“风险恐慌”。研究“风险恐慌”现象的学者指出：恐惧感和不信任感能够沿着网络结构升级扩散，造成恐慌心理大面积爆发，这种牵连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同质牵连，是指与该风险有相同和类似品质的人、事或产品受到牵连；因果牵连，是指某一种风险导致相关风险的爆发；扩散牵连，是指由于风险造成的心理恐慌使得人们把风险人为扩大到那些根本不存在风险的领域。2005年安徽小学生集体疫苗反应，“夺命疫苗”轰动一时，结果是“群体性心因性反应”。苏丹红被炒得沸沸扬扬，结果证明一瓶含有苏丹红的辣椒酱致癌的可能性与一只香烟相仿。媒体的好心不一定办出好事。桥的问题上大量媒体没有做到风险教育，纠缠于经历了断桥瞬间的人与事，或者纠缠于“问题大桥”，个人以为不妥。

在一个复杂结构中，风险的责任认定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是大众的普遍心理是简单的，一定要找到一个“罪魁祸首”。媒体为了迎合受众而进行所谓的媒体审判，在很多时候忽略了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风险的普遍责任性。什么叫风险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抽烟有害健康，还是喷云吐雾；股市有风险，照旧全民炒股。单纯说烟草公司毒害大众，或者单纯说大庄家操纵股市，都是幼稚的说法，每一个参与者都是风险制造者和风险承担者。

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媒体的习惯做法是延请专家来评估风险、监督政府来解决风险，不可否认，这是媒体的重要社会功能。但是在很多时候，媒体遗忘了自己还有风险教育的功能，自己也可能是风险的发动机。在知识政治中，媒体最便于“转嫁风险”，自己不分担风险责任，而与媒体合作的一些专家、机构或部门，也就常常成为媒体的“替罪羊”。于是在知识政治中有一个有趣现象：媒体地位的提高经常伴随着专家和政府信誉的下降。

不再写了，再写成论文了，板砖也该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