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从前，巴黎有个犹太商人，名叫亚伯拉罕。他的好友贾诺托一心想让他皈依天主教，于是不断前来说教。亚伯拉罕被逼得厌烦，只好亲身前往罗马教廷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回来后，亚伯拉罕对贾诺托说：

“照我看，天主应该惩罚这班人，一个都不能饶恕。要是我的观察还不错的话，我可以说，那里的修士没有一个谈得上圣洁、虔敬、有德性，谈得上为人师表，他们恰好相反，个个只知道奸淫、贪财、吃喝、欺诈、妒嫉、骄横，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如果还要再坏的话，那我就只能说，罗马不是一个高居他人之上的圣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根据我的观察，你们的牧羊者（教皇），以至一切其他的牧羊者，理应做天主教的支柱和基石的，可他们却在日日夜夜用尽心血和手法要叫天主教早日垮台，直到有一天从这世上消灭为止。”

批驳完毕，亚伯拉罕话锋一转，说出了震古烁今的一段名言：

“不过，我也看到，不管他们怎样拼命想拆天主教的台，你们的宗教还是屹立不动，传播得越来越广，处处发扬光大，这使我认为，一定有圣灵在给它做支柱和基石，它确实比其他的宗教更正大神圣。所以，虽然前一阵不管你怎样劝导我，我都一点也不动心，不想成为天主教徒，现在我却可以向你坦白讲出来，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成为天主教徒了。我们一起到礼拜堂去吧，到了那里之后就请你们按照你们圣教的仪式给我行洗礼吧。”

 

亚伯拉罕先生悟到的是个伟大的荒谬逻辑：它腐败，而这样腐败都没有垮台，显见是有天主在后面鼎立扶助了。这个故事来自薄伽丘的《十日谈》，薄伽丘放荡声色，写了许多“不正经”的东西，据说被他讽刺的教会在他死后掘坟毁碑以泄愤，然而在文学史上，他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从历史的角度看，天主教教会史的这一段的确是乌七八糟，不然也不会产生新教改革。其实呢，如果抛开教义分歧，所有的教会皆与广告公司差不多，都使出十八般手段，售卖着某种神奇而无形的产品。——这一段好像真的很亵渎？

 

好吧，为了不招惹我众多的信教的朋友，我还是把话说回来吧，说说神圣的这一方面。

天主教是个慈悲的宗教，哪怕它架起火刑堆烧烤你，也完全是为了你的灵魂得救。而且它还注重心理治疗，你忏悔一番，从神甫那里拿个药方，比如“圣母经20遍”，这就放下了心理负担，多人性化的管理啊。说到腐败这个话题，天主教教律严格，严格到几乎是按圣徒标准要求它的工作人员，所以触犯戒律的人看起来很多，特别是神甫修士们，淫邪啊，娈童啊，时有丑闻出现。这方面新教就比较占便宜，放低门槛，工作人员可以婚配，减少了许多犯罪机会，看起来也就干净多了。新教比较讲究宿命论，非要分出个选民和弃民，各安其份；天主教就善良多了，哪怕你杀人如麻，只要放下屠刀，天国的门是向你敞开的；哪怕你出身微贱，只要你积德行善，天主是会提携你的；哪怕你一度深陷泥沼，只要你有了信仰，必蒙恩典；最让人难忘是《路加福音》里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和娼妓鬼混的败家子儿，依然受到老父的热情款待。条条道路通罗马，有罪的人们，都来吧。离经叛道的奥斯卡·王尔德在过世前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他曾经说：“圣人与罪人有天主教，至于有名望的人，他们有英国国教”。You Know What? 前一阵子梵蒂冈教廷与王尔德“和解”，教廷推出了一本神父编辑的《反传统基督徒的格言警句》，王尔德最著名的妙语——“我能抵制一切，除了诱惑”，以及“摆脱诱惑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它屈服”——均收录其中。如果王尔德都能获救，罪人们啊，你们真的真的、有希望了。

 

我们不大能辨识出圣徒，实话说，伊夫林•沃也委实不像虔诚人士。下面请听专家意见，美国评论家大卫·莱比道夫（David Lebedoff）指出：伊夫林•沃是一位世界级的伪绅士和趋炎附势之人，同时也是一位审美家，他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实际的言行举止却很少与之相一致。概而言之，作家而又身为天主教徒的，看起来都有点“不像”。让我们像理解王尔德一样理解他吧。唯一与王尔德不同的是，虽然伊夫林•沃在家庭生活和公众生活中都很不厚道，但是他“保守的天主教小说家”的形象却深入人心，而他自己也乐于在媒体上大放厥辞刻意维护这种形象。唉，谜团和迷雾总是吸引人的，谜团和迷雾之吸引人有时候就像宗教之吸引人一样，因为天使与魔鬼在一处，悖论与睿智在一处，真理与谎言在一处。所以，伊夫林•沃的宗教信仰与他作品中的宗教倾向，以谜迷特质吸引着我辈好奇者。

    正像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通往伊夫林•沃的“神圣与渎神”的道路也是曲折漫长的。读者啊，要耐心。我在旅行了一周后回到电脑前，终于要从东拉西扯转入言归正传了。请看下篇吧。

 

 

上图：伦勃朗的《浪子回头》，窃以为这个主题是理解天主教和塞巴斯蒂安的钥匙。

 下面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5节：

1.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2.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3. 耶稣就用比喻、说、 

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5.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6. 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7.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么。 

9.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　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11.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12.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13.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14.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15.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16.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17.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么． 

18.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19.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21.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22.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25.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26.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 

27.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28.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29. 他对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30.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31. 父亲对他说、儿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32.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ＰＳ：教友们就不要和我论战了。

 

 

 

 

 

 

 

    请参照戴妃那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发音的贵族式超慢语速，念出这个名字：Arthur Evelyn St. John Waugh。阿瑟·伊夫林·圣约翰·沃。如果你像对待美国人一样直呼其名，叫他“阿瑟”或者“伊夫林”，他一定介意的，这是一个十分讲究二十分老派三十分刻薄的英国绅士，拿腔作调到二战期间还用着鹅毛笔，所以，我们还是遵循规矩，郑重又不过于郑重地叫他“伊夫林·沃”吧。什么？你听都没有听说过他？那就对了，他是那种小众拿来标榜品位的作家，连同他云里雾里的宗教观、闪闪烁烁的性取向、货真价实的纵酒、轻伶俏皮的毒舌、全副武装的怀旧做派，都是一小撮明白真相的群众的谈助。你如果没有听说过，也好，省得被荼毒了。

 

 

    伊夫林·沃“标志性”的一幅画像，出自布鲁姆斯伯里群体中英国画家亨利·兰姆（Henry Lamb，1883-1960）之手。画上的他还是一名大学生，却已经混合了“妖艳的青少年”的风致和“爱德华绅士”的调调。他，舒服地倚着一个织锦垫子，翘着二郎腿。粗花呢上衣、法兰绒长裤、马甲、圆点真丝领带，貌似不讲究其实很讲究。棕红色的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一丝不苟，一个个暗涌的小波浪，估计苍蝇落上去都要失足的。更加摆谱的是，他右手烟斗、左手酒杯——经考证，为此画付费的是吉尼斯男爵，所以那玻璃杯里装的乃是正宗吉尼斯啤酒。此画最有特点的是他的眼神，直勾勾瞪视着观者，无所畏惧到有一丝丝邪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年轻一代被唤作“妖艳的青少年”。每个时代都有迷惘以至于不靠谱、不靠谱所以不得不垮掉的一族，无非是垮掉方式不同而已，有的垮得很吉卜赛，有的垮得很爵士，有的垮得很有电子酷感，而“妖艳的青少年”，那是垮掉得华丽丽的。他们衣着光鲜，暗地狂野，自恋，矫情，玩弄辞藻，尤喜恶作剧，有拜伦勋爵恶魔派的范儿。至于那“爱德华绅士”，是以20世纪第一个十年英国国王、印度皇帝爱德华七世命名的，那是延续了维多利亚盛世的一战前最后的繁华，一个富庶、精致、优雅的“美好的年代”，也是最为标榜英伦绅士之外柔内刚风度的时代。

 

 

    伊夫林·沃1903年出生于伦敦，父亲是知名编辑和出版商，虔诚的英国天主教徒。伊夫林·沃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亚历山大·沃（Alexander Raban Waugh，1898 – 1981）后来亦是一名作家。从社会阶层上看，他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英国不同于美国的是，贵族意识和阶层意识深入骨髓，所以伊夫林·沃从小很为家庭住址苦恼，那是Golders Green，地铁车站旁，商业气氛浓郁，不是高尚住宅区。父亲为他选择的教会中学清规很多，每天早晚两次礼拜，礼拜天增加到三次，根据伊夫林·沃的回忆，他当时并不觉得仪式繁琐。对他造成刺激的也许是长他5岁的哥哥，亚历山大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被勒令退学，然后于1917年发表了半自传小说《青春织机》（The Loom of Youth），描述了公立Sherborne中学里同学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在当时很是轰动。正是受此株连，伊夫林·沃被Sherborne拒收，父亲只好将他送到另一所声望略低的教会高中Lancing College，在那里，他失去了童年的信仰、成长为一个怀疑论者。

 

 

    1921年，18岁的伊夫林·沃进入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 Oxford），虽然专业是历史，可是他在社交、写作和艺术上显然更为投入。他厕身于中的“爱美俱乐部”实则一个同性恋男性大学生的小圈子，在此他结交了一批权贵子弟，纵酒狂欢，时光虚掷，过着“妖艳的青少年”那种浪荡无羁的日子。1924年，他和同学拍了一部小电影，颇有亵渎天主教的意思。或许正是因此，他在同年没有拿到学位便离开了牛津，旋即转入希瑟利艺术学校（Slade School of Fine Art）学习绘画。轶事一则：他曾经遇到毕加索和达利，据毕加索的回忆，伊夫林·沃一直试图拿掉达利的胡须，以为那不过是个超现实主义的玩笑，结果达利恼了。伊夫林·沃和绘画艺术的结盟不久垮掉，他于1925年在威尔士的一所私立学校谋了个教职。在后来的自传中，他半真半假地说自己差点蹈海自杀——已经游到了外海，只是因为被海蜇蛰了一下，不得不返回。中学教师也不那么好当，他屡屡被解雇，有一次是因为“引诱女舍监”，自然了，他向父亲陈述的理由是“喝高了”。

 

 

    好在还有一支生花妙笔。早在7岁，他已经发表了毕生第一篇小说，现在是回到文学的时候了——他成了一名新闻记者。1928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衰落与瓦解》（Decline and Fall），主人公保罗·潘尼费瑟是一个孤儿，像伏尔泰《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一样不谙世事、一样命途多舛。故事开始时，他是牛津大学神学院的学生，一天晚上，被一帮醉汉扒光了衣服。本是事件的受害者，却因“行为不检”而被校方开除。监护人乘机剥夺了他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到一个偏远的学校当教师。漂亮而富有的上流社会贵妇马格特·比斯特切温德夫人看中了他、诱惑了他，他却不知道夫人经营着南美洲的妓院生意。结婚前夕，保罗因为帮夫人处理“事务”而被逮捕，判处7年徒刑。小说最后，夫人嫁给了内政大臣，保罗改变外貌隐姓埋名，回到牛津继续读书。小说出版后立即轰动文坛，阿诺德·班内特、马尔科姆·布雷德伯利、埃德蒙·威尔逊等英美评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书是如此流行，以至于温斯顿·丘吉尔把它作为圣诞礼物赠送朋友，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伊夫林·沃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的好友。

 

 

    也是在1928年，伊夫林·沃第一次结婚，夫人全名是Evelyn Florence Margaret Winifred Gardner，巧合的是名字也是“Evelyn”，此伊夫琳乃贵族爵爷之女。可是两人婚后并不幸福，伊夫琳爱上了别人。1930年1月14日，第二部长篇小说《邪恶的躯体》（Vile Bodies）出版，4天后，《泰晤士报》刊登了二人的离婚通告。一个月后，伊夫林·沃皈依了天主教。鉴于天主教徒是不能离婚的，所以直至教会宣布“废止”了他的前一次婚姻，伊夫林·沃才于1937年第二次结婚，这一次他娶了前妻的表姐妹劳拉·赫伯特（Laura Herbert），劳拉也是天主教徒，他们的婚姻一直维持到婚姻的尽头，诞下7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作家衣钵。不过，在孙辈的回忆录中，伊夫林·沃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性情古怪，酗酒挥霍，对子女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的确，在个性方面，伊夫林·沃一直名声不佳，但凡涉及他的野史和正传，几乎都言及他的极度自私、贪婪、势利、保守和傲慢，不过这些恶性劣迹尚未撼动他20世纪英国重要作家的地位。

 

 

    从30年代到40年代，伊夫林·沃写作两种稿子，“为钱而写”的是报刊文章，“为智识阶级而写”的是小说。关于前者，他曾讥诮地说：“你必须把一半精力花在为报纸写稿上头，编辑要这些稿子因为有人买你的书，人们买你的书因为他们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文章。”这是商业圈里的名利循环，所以，他来者不拒地写各色专栏，何况稿费也委实不少。关于后者，他写了《黑色恶作剧》（Black Mischief，1932）、《一抔尘土》（A Handful of Dust，1934）、《头条新闻》（Scoop，1938），《插更多的旗》（Put Out More Flags，1942），这些小说大都取材于自身经历，也为他逐步积累着“萧伯纳式作者”的声望。真正使他名利兼得的，是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伊夫林·沃以36岁“高龄”加入军队，他视力不佳、体能偏差，完全是靠上层朋友的帮忙，比如温斯顿·丘吉尔之子伦道夫的提携，他没用参加军事训练就获得了任命，先后供职于皇家海军和皇家禁卫军。1943年12月，他因为跳伞而崴了脚，好心的指挥官给了他一个漫长的假期，直到1944年6月。正是利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旧地重游》的写作。他在战争中的其他经历被他创造性地融入了《荣誉之剑》三部曲。

 

    打字打得手乏了，关于《旧地重游》的议论明天再写吧。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聪明人，陆续来到一个大湖边。
      甲在湖里发现了那种叫螃蟹的动物，勇敢地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因为从来没有经验，吃得比较生猛囫囵。后来因为两个小CASE，甲被判了死刑，也难怪，甲本是性情中人，把那敢吃螃蟹的勇气释放到社会生活中，忒也招摇。
      乙风闻螃蟹之事，也来了，不仅记下了甲吃螃蟹的过程，画下了示意图，而且还做了部分技术创新，搞出个理想螃蟹的指标体系。不过呢，乙的个性有点高傲，认为吃螃蟹是桩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动，一般老百姓是不敢吃也不会吃的。后来，他办了个螃蟹培训班――不是给螃蟹，是给人，给有钱有闲喜欢理想螃蟹的人。乙有不太对劲的地方，也不给学员上真螃蟹，天天拿示意图进行精神操练，所以真就有学员从来没见过现实中的螃蟹，以为螃蟹全都应该是腿儿少少、黄儿多多。
      丙是个美食家，兴趣广泛，见了乙的“螃蟹效果图”，嘴馋并且技痒。他来到湖边，在总结了甲和乙的经验教训之后，以前人所未有的科学态度写了第一本专著：《螃蟹学》。这本书算不上思路清晰――因为时局不稳，赶稿急了点。但是好歹面面俱到，不仅充分论证了螃蟹存在的生态环境、螃蟹存在的自然合理性，而且具体写明了几种常见的螃蟹食谱：蒸、炒、锔，丙以古代刘仪伟的精神这样唠叨着：这么着呢，你就揭开了盖，这么着呢，你就掰开了腿儿。
      多年以后，这三个人的故事、示意图、专著还在湖边热卖着。不计其数的聪明人一头扎进去，研究纸上的螃蟹。湖里的螃蟹爬上来，朝他们扬扬爪，他们说：去去去，你们也配叫螃蟹。等他们研究完了，就在湖边就地出书，或者是边研究边出书，书名如下：《上帝的螃蟹》、《关于甲的螃蟹观》、《比较螃蟹学》、《论丙：可能的螃蟹与可欲的螃蟹》、《乙之再再传弟子小传》、《混合烹蟹法的优点与局限》、《古代的螃蟹与现代的螃蟹》、《社会螃蟹论》、《蒸蟹党人文集》、《螃蟹与自由――兼谈螃蟹与醋的关系》。如此多年，湖里螃蟹生螃蟹，湖边专著生专著，那个热闹。最可恨的是，甲乙丙已经在地狱和炼狱的交界处――“芳草如茵”小区安家落户了，却总有不懂事儿的读者深夜敲门：喂，老丙，你那书的第250页，到底要说啥啊？我说你是更喜欢镇江香醋吧，老M非说你喜欢独流老醋，咋回事儿啊？！
      你肯定已经知道了，甲乙丙的大号分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个螃蟹，有个名号叫做“政治”。螃蟹长在湖里、没长在书里，咱还是自己想法吃去，别烦他们老几位了。
      临睡前看了七篇文章，言必称甲乙丙，写此留念。
      

 

快一个月没有更新博客了，只因这一个月一直泡在医院里。这个“泡”字很形象，水包着，而中间一块，是空的。每天，黎明即起，因为七点钟一定要赶到医院，家在东北，医院在西南，斜穿整个上海，如果没有IVON送我，还真不是闹着玩的。上海本来密度就大，医院里密度更大，著名医院里密度尤其大，而密度大了人与人之间就容易擦出火花，雷霆万钧的气氛，何况在这里，生命经常与人擦肩而过，所以气场足够震撼。可是我别无选择啊，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淡定，术语曰“谨遵医嘱”。有时候，上午医生那里完事儿了，下午还要按照护士的要求到场，中间的几个小时如何消磨是好？我改变生活习惯，脱下一贯的高跟鞋连衣裙改了平底鞋休闲裤，尽量在候诊室的灰色塑钢椅子上放松自己，我看书消遣。

一个月来，我重新看了全部伊恩·麦克尤恩，看了两本保罗·克鲁格曼，温习了《美国大萧条》，扫了一套三本“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外加几本轻松的：《另类美国史》、《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红色笔记本》，还有图文并茂的《阅读的女人》。我的患友们五湖四海、各式各样，大部分静默无语若有想若无想，有几个活跃分子聚在一起闲聊，也有几个像我一般读书的少数派，来自伊犁的那个每天读武侠，大波浪是常常圣经在手的。我琢磨着，我们这几个读书派，大概是把书当成药了，自己加的安慰剂。

有一天，虎虎生风地在我旁边落座了某位五大三粗的姐姐，人家从帆布袋子里掏出砖头般厚的一本书，我瞟了一眼，英文的，全是极其复杂的公式、公式、公式，令我顿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书外有书药外有药之叹。同样强的是，我以《阅读的女人》结束我的疗程，正文的最后一页，是穿着比基尼的玛丽莲·梦露阅读《尤利西斯》的照片。没错，摄影师证实，她的确读了《尤利西斯》。对于她来说，那是一剂什么药呢？

 

 

斯特凡·博尔曼：《阅读的女人》，周全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办公室里总有茶叶储备，有的是领导们“赏”的，有的是老老师们“捐”的，有的是睦邻单位们“送”的，偶尔也有个别家在茶叶产地的学生，诚恳地说，就一点茶叶而已，您就收下吧——我面皮薄，不想因为一盒茶叶和人家推来搡去的，也就收了。这些绿茶、花茶、红茶、白茶、乌龙茶，全都堆放在橱子的固定一格，和大盒雀巢速溶咖啡、大盒立顿红茶、五十一组的一次性纸杯摆在一处，谁想喝什么自便，有“单位”的豪迈气魄。

 

应季，这一阵子，办公室里的“龙井”来势凶猛，不是“明前”起码也是“雨前”。前几年风俗，“龙井”送来的时候，着装华丽，大盒子套着小盒子，龙纹凤藻的，堂皇而恶俗。今年有了新气象，流行很潦草的锡纸包装，说是直接来自茶园的。管它，我一视同仁地把它们当作“绿茶”——我们这里一不能替人消灾，二不能为人办事，倘若收到产自西湖边龙井村的“龙井新茶”，那才是咄咄怪事。往最好了想，来自龙井新产地的“新龙井茶”，那就不错。

 

茶事上我比较悲观。自己花个几十万去买一斤“狮峰龙井”？别说没钱，有钱我也不干。寄望于“混出来”以后收受贿赂？胆小，不敢。看来只能等待机缘喝喝蹭茶了，像刘姥姥借贾母的光尝了口栊翠庵牌的老君眉。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让我这样的外行喝了“千红一窟”，估计我也品不出个所以然来。免了罢。

 

茶本俗事，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牛饮的大碗茶，生津止渴，人人可以喝得。天公作美，各地几乎都有各地的茶，苞谷和黄豆都可以当茶，有一种很民主的气息。甚至于“禅茶一味”，也是从家常处寻破解，人家赵州禅师说“吃茶去”，可没说“吃某某茶去”。都是名士伙着富贵人make风雅，还有商人周旋于中，外加那个很封建的“贡茶体系”，让茶香沾染了铜臭气和腐朽气。而今，茶道这东西快沦为旅游项目中的美女表演了，“和静清寂”？没了。闻说现在的“好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送”的。最顶级的茶，来自几棵茶树上的，几十万上百万一斤的，乃是用来“特供”的。特供给谁？你可别打听。次一点的茶田，也被大企业大机关包得差不多了，成了“某某某茶文化基地”。

 

一堆嫩树叶子，让大家起了这么多分别心。单纯的茶事，变得“事儿事儿的”。顿足三叹。

 

 

 

 

        除了本职学术工作，我的一部分工作是革命工作，自然，革命不是为了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近来江南春暖，草长莺飞，来客接踵，革命工作太多，连写博客的时间都没了。趁略有闲暇，记上两笔，聊胜于无。

其一。某饭局，坐了一圈正当年的中青年教书匠，某国外大腕做东。饭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不小心言及“学问”和“学术圈”的，五分钟而已，而从头至尾大家用中英双语热烈发表意见的话题是：买衣服。女老师们谈到网购、去国外或香港买打折品的心得体会；男老师们谈到在陕西南路买的一百块三件的拉尔夫·劳伦，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拉尔夫·劳伦；洋人介绍了国外的A级赝品，并拿出身背的假路易·威登包包，以占了资本主义很大便宜的咯咯乐，表达他的文化抵抗立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买衣服行为中有四类模式，一是只买真的，二是只买假的，三是半真半假的，四是“什么，还有真假一说的？”第一种模式相信真的假不了，反映的是对真理的信任、对秩序的遵守。第二种模式相信假的真不了，不是为了仿真，就是为了与资本主义秩序胡闹。第三种模式有点小虚荣，也有点占小便宜心态，万一便宜的还是真货呢，不好说。第四种模式最是天真未凿，根本不知道“牌子”为何物，高人举止，令人叹服。饭局散时，洋人照样背上假LV，L照样背上真Prada，H打算下次穿那个三十大元一件的拉尔夫来让我们赏鉴，大家全都表达了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宾主尽欢。

其二。某饭局，高层领导们已经由中层领导们领到雅间去了，我负责招待基层群众，也就是小秘书和老司机。而这顿饭是我很长见识的一顿饭，大家议论的话题是学术腐败、学术打假、高校排行榜内幕、教育界人事更替后面的潜规则、几大著名高校间的明争暗斗。天爷，这应该是那一桌的话题吧？我疑心是我职业陪饭的一身正装穿坏了，赶紧显示出我的俗人本色，我给他们布菜：“来来，糖醋小排。”

其三。某饭局，与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起。我喜欢某一类的老人，被岁月打磨久了，外表有玉一般的圆润，内里有玉一般的刚硬。我选了杨公堤乌龟谭边的一家茶楼，曲径通幽，廊下清静，隔着一座石桥，望得见碧水远山，桃花杨柳均含烟。古人云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杭州就是这点好，可以兼爱，而且山不太高，水不太深，没有巍峨深邃的紧张压迫感，可以亲近。茶楼是自助式，88元一位，可以坐一天，除了龙井新茶，有几十种小食供自选。我们蚂蚁一样忙着搬运果脯茶点，独老先生要了两倍茶叶，只饮茶，怕混了茶的清香。很自然地，老先生吟诵起柳永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岳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原本，我不喜欢柳词的，年轻时气盛，只喜欢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独上高楼那种调调，可是这一次，也许是人到中年，觉得柳永自有他丰盈的柔软的家常的适意。老先生八十三岁了，言及莼鲈之思，而未有夕阳黄昏之感，真好。

 

 

      

         下午三点十分，我关上电脑锁了门，施施然下楼。一楼报告厅有梁文道的讲座，我也想去听听他究竟道出何等样的非常道。可是，一到中庭就知道不妙，不断有学生疾步赶来，我扫了一眼报告厅的窗子，WOW，人山人海，站都没有地方站了。

看来我对梁道长的号召力严重估计不足。

且说我对这个报告厅太熟了，260个座位，刚好够开一个全体教师加本科硕士博士与博士后的“迎新会”。房间潮气很重，略有霉味，用了几年下来，看起来不太精神。如果是隆重的会议，旁边新的培训中心有堂皇的报告厅，矿泉水瓶子都是拉着线对齐了摆的，专业化程度极高。可是亲兄弟明算账，那里是要收取不菲费用的，所以，凡是冠了“学术”名义的报告，还是安置在这个老厅里。

学校是店大欺客，学生们也跟着“势利”起来，等闲的专家学者不太放在眼里——附一句，来讲一讲的专家学者鱼龙混杂也真是太多了，整个学年平均起来，不算学校的，就是学院里，每周开出2-3个讲座来，那是小菜一碟。估计学生们也疲沓了，每逢“要人”的讲座报告，“有关部门”最头痛的就是哪里抓些学生来捧场。国际知名学者来，260人的大厅里坐稀稀拉拉五十人，本院领导已经很高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来，听众也就是百人左右。后来搞了个栏板，在报告厅中段架起来，遮住后面的座位，图个好看。

依稀记得凤凰副台长去年来，特意安排了两个班，才搞出个盛况空前。而梁文道这一次，也没大举宣传，有这么多学生小跑着来听报告，真的是不一般的场面。梁文道厉害是厉害的，同时呢，也不能不感慨时下规则，不露脸的就是比不了露脸的，都是“媒体人”，在前台的和在后台的，聚光灯下的和聚光灯后的，拿着话筒的和没拿话筒的，差别大了去了。

我踌躇了一小下，凭仗本院教师的老面皮，或许可以在“前排就座”，可是万一前排已经没座了呢，我跟学生挤着听非常道？似乎不仅是个师道尊严的问题，想想，我还是没进去。唉，一路走着一路忧愁，下月我请来的学术泰斗，货真价实，但是空谷幽兰型的，我哪里去抓学生呢。

 

 

 

 

鲍德里亚、波德里亚、博德里亚尔、布希亚，能指虽然不同，所指却是一个：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20世纪的法国，不知道哪颗星宿保佑，除了输出时尚，还源源不断地输出思想，那一个又一个大师啊（把脚趾头加上也数不过来），为全世界多少博士候选人提供了标题、关键词、正文、引文和注释。我疑心就在此刻，就在中国的大学宿舍里，上百名文科博士候选人对着电脑屏幕大睁着失神充血的眼睛，被这群人整蛊得不轻。

鲍德里亚与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年龄相若，福柯1926年出生，布尔迪厄和德里达都是1930年出生。在巴黎的知识界同行看来，他们四个都属于“外来者”和“乡下人”，本来“文化资本”不足，后来却成为思想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而且他们端着体制的饭碗却说着体制的坏话，让人欢喜让人忧愁。他们四个，福柯活到58岁，布尔迪厄72岁，德里达74岁，而鲍德里亚，最为高寿，77岁。虽然说出道时间略晚，原本的声望也不如另外三个显赫，但是龟兔赛跑的结局想来大家都是知道的，经过大红大紫之后，那三个有些“过时了”，在图像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当代，倒是鲍德里亚慢热地后来居上地火了起来。在中国，陆续出了如下鲍氏著作的译本：《完美的罪行》（2000，商务出版社）、《物体系》（200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消费社会》（2001，南京大学出版社）、《生产之境》（2005，中央编译出版社）、《象征交换与死亡》（2006，译林出版社），外加八九本中外研究著作。进入2009年，国内最大的举动，是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五本《冷记忆》（Cool Memories），真酷。

 

要搞明白《冷记忆》，恐怕还是需要了解一些鲍德里亚的生平八卦。

他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Reims），祖辈世代都是农民，父亲是个小公务员。鲍德里亚是家中的独子，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从小就有叛逆倾向，本来读的是市重点高中，有希望考取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可是备考期间与父母决裂，居然离家出走当了一名农工。后来，回到正途上，索邦大学德文专业毕业，考取了德文教师资格，从1956年开始辗转于数所中学，业余翻译布莱希特等人的著作。

经过了十年蹉跎岁月，他下定决心要挤进学术体制的窄门。60年代早期，他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连发了三篇译文和文学评论，1966年也就是36岁时，终于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同年9月获得了南特大学（巴黎第十大学）的社会学助教职位。1968年，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出版，这就是那本备受赞誉的《物体系》。当然，1968年的年度主题是造反，鲍德里亚站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方，参与激进刊物《乌托邦》的编辑，还积极为“五月风暴”造势。鲍德里亚一度夫子自道：“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鲍德里亚从1966年到1972年历任助教和助理教授，但是从1972年开始，他获得了南特的社会学教授职位，在学术体制内端上了金饭碗。在南特执教20年后，他于1986年“转会”到巴黎第九大学，1990年辞职退休。值得注意的是，退休并不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倒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

20世纪学术的一个特征是：欧陆学者在非英语世界出名了还不算出名，一定要经由英美的中介在英语世界里出名了那才叫真出名。鲍德里亚的作品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大量英文译本，而他自己也开始了那种“喷气机教授”的环球学术旅行。1988年9月21日，英国《卫报》以“鲍德里亚是谁？”为标题，用整版篇幅对鲍德里亚详加报道，不无夸张地称其为“社会学教授，大灾变的预言家，大恐慌的狂热抒情诗人，没有中心的后现代荒原的痴迷描述者，纽约文人圈最热门的人物”。此时的鲍德里亚顺应时势，开始了更加通俗化的写作——当然在大众看来还是深奥晦涩神经兮兮。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却在媒体上发表炸弹型文章，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未曾发生》，强调第一次海湾战争只是传媒制造的一场影像战争，符号与现实的断裂被传媒发挥到极至，这样的判断既引来瞩目也惹来非议。讽刺的是，恰是他所批判的传媒将他捧到聚光灯下，使他成了世界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他本人，也很配合地营造着神秘感。他个子不高，面部表情丰富，又伶牙俐齿。传90年中期他在拉斯韦加斯附近的威士忌彼得饭店的舞台上露面，穿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的服装，很有媒体所追逐的“戏剧性”。而在学术界，在道格拉斯·凯尔纳、马克·波斯特等美国学者的鼎立译介和拥戴下，从1996年起，一个“鲍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也开始形成。锦上添花的是，鲍德里亚作为“摄影家”的声望亦突然高涨起来，他受邀参加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并陆续把影展开到澳大利亚（1994年）、加拿大（1994年）、印度（1995年）、巴西（1997年）、日本（1997年）等国家。

1997年，有一本打击面很广的书面世：《时髦的废话：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骗局》（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Abuse of Science），作者强调说“如果文章看不懂，那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它本来就没有谈论什么东西。”鲍德里亚也知道自己的著作难懂，他说：“我要写的东西被人看懂的机会越来越小了。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问题。”鲍德里亚最为“大众”的时刻，要数1999年《骇客帝国》（The Matrix）第一部上演，尼奥藏着电脑软盘的书籍，赫然是鲍德里亚的《类像与仿真》。据说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是鲍德里亚的粉丝，这部电影是向他致敬之作。有趣的是，鲍德里亚根本不领情，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电影中提到他的书“主要来源于误解。”可是，根据后现代理论，误解也是一种理解，不屈不挠的导演兄弟在第二部与第三部的拍摄过程中，还是要求演员先要去读鲍德里亚的书。随后的草根追捧和学院研究，硬是将这部电影搞成了鲍德里亚的“广告片”。鲍德里亚一生中最后一个大众性事件，大概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他发表《恐怖主义的精灵》，大胆放言说：尽管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但它能反映出美国全球化本身的不道德。引起不少美国人的质疑。

2007年3月6日，鲍德里亚在长期卧病后病逝于巴黎。哲学家热内•谢黑（René Schérer）深得鲍德里亚思想的神髓，他说：“看起来应该就是这样，鲍德里亚的葬礼从未发生过。更好的是，从现在起他将一直活下去。”

 

是的，鲍德里亚逝世两周年了，但是他继续与我们共享这个“虚拟”的世界。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应该沿袭他的批判性姿势，调皮地问一句：有过一个真实的鲍德里亚吗？

 

 

 

 

 

 

 

 

师姐G原来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优等生，忽然厌了实验室生活，横着跨了一大步，以传奇考分当了我的师姐。我百般诧异地问她，点解？她说，听说这个专业是专门看小说的，那得多轻松啊。唉，谣言和误解真的害死人！等到师姐被这个“专门看小说”的专业折磨了一年半，恍然大悟了：什么小说一旦成为“研究对象”，需要挥舞理论工具去开掘深度，连大仲马和金庸都没那么好看了。于是，她弃暗投明，不再折腾“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也不再折磨自己，而是自修金融，以极高智商和情商在电台客座主持了一档期货节目——当时期货这东西还是新鲜事物呢，很多人听她指点江山，指哪儿打哪儿。我琢磨着，人家要是知道这振振有词的“G老师”乃是中文系还未硕士的女学生，恐怕是要当场晕厥的。总而言之，G目前在美国从事着大有前途的事业，偶尔以普通读者身份看看小说；而我也从文学院叛逃出来，常常以普通读者身份写点小文，有那么一种苦海无边我们欣然上了岸的美好感觉。

话说黎戈的新书《一切因你而值得》出版了，豆瓣上夏雨路评论说：“黎戈的阅读笔记，当然，足以让大多数中文系的人（包括本人）感到羞愧。我一向对中文系的选拔制度极其不满，许多热爱文学并才华横溢的人，很难考上研或博，更加难以忍受读研、读博的非文学过程。于是我又忍不住悲哀地去想，如此下去，到底是什么人，最后留在大学中文系教‘文学’？”

问得尖锐。

记得我刚进中文系念本科的时候，系主任警告大家，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中文系主要生产一种人，为机关、公司、媒体服务的文字匠；次要生产另一种人，自诩理论素养良好，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人。这不是我瞎说，去看看那个叫“专业培养方案”的东西吧，上面写得分明。本来，祖师爷是有“文学美人论”的，以欣赏为导向；可是大学这种科层化的体制，将理论提到了太高的高度——管它理论来源在哪里，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史学的，美学的，心理学的，或者一锅烩叫文化研究的，大家举着十八般兵刃，把美人生生变成了艳尸——专业学术期刊只收艳尸不收美人、甚至更进一步，只收拼接缝合的弗兰肯斯坦。而不在专业期刊上鼓捣出不说人话的学术论文，是不可能在大学里立足的。长此以往，最后留在大学中文系教文学的，都是拥有“文学批评”杀人执照的，那个别当了教授的正经作家回学院里任个闲职的，另当别论。所以一句话回答小夏吧：热爱文学并且才华横溢的人，就不用考研考博地进中文系了。

我追看黎戈的“百合深渊”已经很久，她提及的那些作家与作品，也正是我喜欢并熟悉的。果不其然，她不是中文系毕业的，附加一句，也不是外文系毕业的。我就知道，文学系出来的人，要么几丝陈因的匠气，要么理论玩到玄虚，绝没有黎戈笔下那种感觉和感情。她自己也说的：“如果让你上了某名校中文系，开书单，颁学位，发文凭，把一切纳入供求关系，你一定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文艺女青年。”

大家都明白了吧？还没进来的，三思而后行。已经进来的，没法子，去操练理论吧。

PS:中文系的牛人如果要找我这篇小文章的茬，我概不回应哦。

 

有空再写专门的书评，推荐大家先去看这本书：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538438/

 

 

 

又开学了。这学期开史学方面的课。为了教学的方便，除了把教学用的PPT上传到虚拟课堂，还特别开通个公共博客。博客里需要有个小图标，我选了小瓦力。

我是把史料想象成巨大的垃圾场的。而那小瓦力，每天敬业地在垃圾堆里干活，寂寞是寂寞，可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偶有意外发现，带回家里欣赏、归类、贮存，井井有条的。那些无边无际的材料，他尽力拨拉进自己的“肚子”里，挤压成块，然后倒出来，然后一块一块码好——垃圾还是垃圾，变了个形状了，是不是就有些不同了呢？管它，我想小瓦力肯定不读历史哲学的，它只管吭吭哧哧地干着活，真是个好同志啊。

同学们，我们要向瓦力学习！括号，不包括追伊娃那段，括号完了。

下午，在图书馆的外文数据库里查论文，第一个主题词输进去，有899篇论文，第二个也不含糊，349篇。不能不赞一句，国外的瓦力还真多。等我依次看过来、下载、存盘，等到天将擦黑，忽地心头一紧，我不也是个中号的瓦力么，把材料搬来搬去的，知识啊思想啊相干不相干地硬梆梆地压成一包又一包一块又一块，有论文有教案有博客——自己还忙活得挺欢，真是岂有此理。

 

 

 

 

 

 

 

 

过年过的就是个“老例儿”。否则这“年”与普通一“日”相当，意思就变成没意思了。

婆婆是河北人，公公是山西人，他们都在天津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家有可能遵循着简化版的天津年俗。初一饺子，初二捞面，门窗上满贴红纸“挂钱儿”，有窗花更好（最好是喜鹊登梅肥猪拱门牛羊满圈，米老鼠之流的不要）。印象中，初一上午，我走在去单位团拜的路上，街道上总是红屑和着尘土乱飞，这就是年了。

目前在上海，规矩不同，文雅了许多。据说要供一桌祭祖饭，祭祀完了人可以吃，但是不能加热了吃，寒食。挂红灯笼，清供水仙，吃年糕和汤圆，也都是有讲究的。

最怀念小时候在娘家的春节，满族遗风犹在，事儿多，热闹。腊八是一定要喝腊八粥的。小年是一定要吃灶糖送灶王爷的。腊月二十九，晚上给祖宗烧纸，是要用毛笔写封信的，信的末尾注明送冥钱多少多少，附一句“外戚小鬼不许争夺”。大年三十，门上贴上挂笺，原来可能是八旗子弟按不同的旗贴不同颜色的挂笺，后来就乱了，什么颜色都有，五彩缤纷。过年期间是不大做饭的，所以一应吃的都要在年前备好，成缸的冻饺子，成山的粘豆包，成袋的冻梨冻柿子，我负责用红纸沾水，给每个大白馒头点上个朱砂痣。到了除夕晚上，简直是忙，踩岁（碎）啊、抱财（柴）啊，点灯笼啊，半夜吃饺子放鞭炮啊，饺子里必有一个是包了硬币的，谁吃到了谁最有运气。然后是给长辈行礼，拿到红包的压岁钱，掖在枕头底下，小孩子可以睡了。家里某处，总是供一盘饺子，放几双筷子，点着长明灯，那是给祖宗享用的——有一年我还给祖宗们倒了一碟子醋。现在，舅舅家里起了家庙、树了满族那种旗杆，旗杆是带木斗的，查书说该在斗里盛上东西给乌鸦喜鹊吃——可是怎么把东西倒进木斗里去呢，那么高那么高的？

21世纪的过年，大多是各家按照各家的习惯了，没什么道理好讲。年三十上午，和IVON出门去菜市场，买了晚上包饺子用的韭菜，买了初二用的面条，还有几兜子零七八碎的东西。路过一个烟花爆竹摊儿，我让他停车，我必须得买一挂鞭，崩走上一年的晦气。不仅如此呢，我还在大门上贴了家乐福买来的对联，倒贴了福字，还有一个金纸箔的财神爷爷——这在我家算是新鲜事物，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好，最后，我把他放在了镜子前面，还给他脚下放了几块巧克力，徐福记的，做成金币和元宝形状的，希望他老人家喜欢。

想起来，还是广东人最直白，过年么，大俗就是大雅：

恭喜发财！！！

 

 

 

 

 

 

青山处处埋忠骨？未见得。忠骨常被埋在青山旁绿水边，这倒是真的。

杭州历史悠久，所以埋了太多的名人，现在号称有136个，随着挖掘考古、加上不断挤进来的古今二流名人，恐怕要有个团的编制才容得下。真名人值得葬在西湖边，岳飞以今日的标准衡量，有点民族主义色彩，但是人家“尽忠报国”，爱国主义总没错，于是“还我河山”，座拥湖边最大的庙，没谁有意见。

至于鲁迅庆祝过的倒了的雷峰塔又巍峨地重新立起来，那就很要让妇女同志们琢磨一下了。杭州有英雄气——也许短一点，儿女情那是长的。几年前评“西湖佳人”，西施、白娘子、祝英台、李清照、李慧娘、苏小小榜上有名，还有与苏东坡市长有关的二位：王朝云和琴操。前者本是著名歌舞演员，当了东坡的妾，患难相随。东坡难忘结发妻子、由着续弦夫人、宠着新小老婆，朝云不嫉妒，她发明的东坡肉显然是不用醋的，真真是男人的梦想、好二奶的典型。那个琴操，本来也是个才女艺妓，后来被东坡点化，削发为尼，也不知道这结果是不是东坡本意。

既然湖边这么多的英雄和美女，如果不发生点关系，简直对不起老百姓。西泠桥畔，重修了武松墓，贯着“宋义士”的“抬头”。武松晚年出家，“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这个顶着青草的水泥馒头不够大，埋武大还差不多，意思意思而已。惟恐天下不乱，出家了的英雄的比邻、不过一二十米的样子，那是苏小小墓。苏小小一说是晋代人，一说是南北朝人，总之是个有才华的并且可以接近的漂亮美眉。过去叫人家“妓女”，严重不妥，一是政治不正确，按照现在的说法应是“性工作者”；二者人家不太零卖，乃是高级交际花，兼文学女青年，有特色的。小小支援书生去赶考，书生高中而归，美人染病亡故，于是千秋佳话，乾隆爷都过问了，在小小墓上盖了“慕才亭”。墓而有亭，那个规格可比武松高多了。

我们三番两次走过西泠桥，发现武松墓是冷冷清清，几乎没人注意，而小小那里人气真旺。宝贝说：“职业特点啊，有气场的。”我过去听闻，“慕才”被创造性地解释为“慕财”，大家都去亭子里扔硬币，所以人多。不过，据我实地考察，大家在亭子里也不凭吊、也不扔钱，多半是傻傻地站着，翘首以待的样子——明白了，这个地标性建筑一定被很多旅行团当作集合地点，况且在霏霏烟雨里，这里还有避雨的功能。

我担心的是，小小墓在前，而武松墓在后。固然老百姓有番美意，可是那武松杀了潘金莲，据说有“厌女症”的，有这么个艳帜高张的美女邻居，是手痒痒去找匕首，还是压下怒火捻动佛珠，真考验英雄啊。

 

（旧文新帖，全为测试RSS）

 

 

 

为了考验那个被淋成落汤鸡状但是自称为真正的公主的丫头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公主，王后在床上放上一颗豌豆，然后拿来二十张厚床垫放在那颗豌豆上，再在二十张床垫上放上二十条鸭绒褥垫。（唔，高度至少要五米——那得是多高的卧室！而这张铺好的床，丫头要踩着梯子才能爬上去吧。）第二天早上，丫头说：“我简直通宵没有合过眼。只有天知道床上到底有什么，但是我躺在一样硬邦邦的东西上面，弄得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真可怕！”行了，现在大家知道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她透过二十张床垫加二十条鸭绒褥垫还能感觉到那颗豌豆，只有真正的公主才会这样娇嫩。于是王子娶了那丫头，那颗豌豆也被郑重地陈列在博物馆里。安徒生最后说：“瞧，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安徒生太会搞笑了。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个故事说明：靠一粒豌豆无法检验出公主，当然，靠一个豆瓣就更加不可能了。

 

话说到年底了，已经填了N张年终算总账的表格，捎带着也把在豆瓣上的一年小结一下吧。

我加入豆瓣的时间是2005年11月8日，估计算是颗硬邦邦的老豆子了。我读过的书有1470本，看过的电影有713部。出任组长的大组有两个（插播广告一个：“美国研究”和“UMBERTO ECO”）、当管理员的小组有8个，参加的小组有47个。迄今为止，我有166个朋友（交友比较谨慎），关注我的豆友有1070人（拱手致谢）。博客“当作如是观”有264人必看（鞠躬）、404人关注（招手）。算起来，2008年我贴了评论50个，写了博文128篇。比起豆瓣上大红大紫的芸豆们，我的规模比较一般，事实上影响力也有限。不过，在我的印象里，承蒙大家厚爱，这一年的每一篇评论都上过首页，每一篇博文都上了九点。也正因为如此，怎能不在梦里惊醒过来，觉得被一粒豆瓣硌得生疼！

于我而言，写豆评和写博客都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只不过“正业”太过严谨枯燥，作为日常生活的调剂，我把那些剩余的素材、还有放风看野眼的心得鼓捣成了零零碎碎的小文字，满足的是自己的发表欲和虚荣心。有没有误人子弟？难说。

但是豆瓣的确使我获益良多：

今年感觉最好玩的一个小组，是桃花没去巴黎前组织的“民工养猪”。最绿色的自然是“Day Green 日青”。今年见过的豆友：“藤原琉璃君”、“makoto”、“Viking”、“陈小齐”、“绿妖”、“环玥”、“小转铃”、“桃花石上书生”、“罗豫”、“goodluck”、“水湄物语”等。缘悋一面但是志趣相投、素有好感的豆友：“小李匪盗”、“黎戈”、“锦瑟”、“老英国”、“于是”、“思郁”、“玛特”、“浅”、“九尾黑猫”、“Onetti”、“艾小柯”、“罗小亦”、“贾不许”、“萤”、“德祖”、“苏枕书”、“D”、“motongg”、“无机客”、“伯樵”、“疯行水上”等。还有一些总在鼓励我关注我的豆友们：“2ya”、“做梦的猫”、“沧海客”、“一愚”、“天涯”、“迷雾之晨”、“K”、“夏目”、“illusion”、“豆瓣用户”、“端木异”、“贝加尔·海”、“imorange”等。一一点名，一并致谢。

自然，私人的老友是我在豆瓣上的忠实友邻，他们的博客也是我每日期待的文字。“未知生”与“老狼的狗窝”、“feimo”与“非默的自留地”、“非言”的“非言的闲言碎语”和新加入豆瓣世界不久的“麦道”与他的“Sleep with a post doctor”——以文会老友是另一种很有趣的体验。

2009年大概不会有很多的时间在豆瓣上了，伪公主离开豆瓣，其实就是一民间丫头，让我爬下五米高的床垫，该干嘛干嘛去吧。

各位，新年快乐！

 

 

 

 

我和IVON，一个粉紫，一个鹅黄，衣襟飘飘，帽翅翘翘。他展开一柄大折扇，上写着“博爱”；我兰花指捏着个小棍子，棍子顶端粘了个假蝴蝶。看不出？我们扮的是梁祝！瞧见我们身后山崖上那四个大字儿没？“天作之合”？不是，是“天人合一”——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万松书院是我们周末杭州之行的最后一站，原本期待不高，因为周六上午经过的时候见大门前面人潮汹涌，的士司机解释说，此乃“万松书院周末相亲大会”，历来盛况空前。等到周日下午再去，终于清净了。明式建筑，粉墙黛瓦，三进院落，水磨青砖，松荫匝地，书卷气十足。

万松书院颇有渊源，明清时算得上浙江最高学府。杰出校友很多，看见“袁枚”二字，我已经佩服得不行，待看到高级访问学者条目里王阳明、朱彝尊忝列其中，彻底倾倒。所以也就更纳罕了：这么有文化的地方，何苦造个“梁祝书房”呢？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产生于晋朝，最早见于初唐文献，而万松书院始建于唐朝，非把他二人算作“杰出校友”，太勉强了吧。

说起来，这对悲情恋人大家都喜欢，相关古迹已经发现了17处，包括读书处6个，坟墓7个，至于故事的发生地更是争得厉害，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间、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都有鼻子有眼，都有本地文人站出来引经据典论证再三。无坚不摧的感人爱情，画地为牢的地缘政治，通是通的，隔是隔的，撞到一起，热闹。相较于那一声从野史深处传来的、妩媚得拿腔做调的“梁兄——”，琅琅书声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发现，“万世师表”那里人不多，这个“梁祝书房”却红火得紧。此处，“梁祝”的琴声婉转低回，水池里假的鹅（聘礼的象征？）、假的鸳鸯、假的蝴蝶，假得那么真心实意。高等学府里的爱情，大过高等学府。

IVON不满地说，同窗三载？咱不也是同窗三载（他长我一届）？来，照照。

照照就照照，装扮是假的，感情是真的。

   

 

   

    查尔斯•纽曼指出，20世纪在文化领域中实际上出现了两次不同的革命，第一次是真正的革命，使革新和实验席卷西方各国的文化艺术活动，摧毁了陈旧的确定性，使艺术活动不断政治化；第二次在表面上不如第一次那么剧烈，但实际上却更为本质、更具影响力，使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继承现代主义的各种形式，使现代主义作品和艺术家进入经典行列或家喻户晓，除去其政治性，然后着手开展了对其进行管理和支配的巨大任务。纽曼指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许多形式来说，其抵抗点并非现代主义艺术本身，而是那种对现代主义加以吸收并使其制度化的第二次革命。

     非常自然的是，根据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大学在不断变动的现代-后现代社会通过垄断知识争取着话语权力。知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传播、记录、收集和取代体系，权力的使用离不开对知识的提取、占用、分配和保留，大学就是这么一种知识/权力的基本形式。196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科大学”（multiversity）概念，认为与旧的、象牙塔式的学术生活相比，现代大学需要与工业制度相联系，一切结构和课程的调整，无非是为了满足现代化经济不断提高的技术要求。在这样的语境里，教授体现出经理或者企业家的特征，在克尔看来，一个教授的生活已经成为“商业活动的激烈斗争，管理合同和计划，指导助手队伍，统帅技术人员群体，不断旅行，参与政府机构的委员会，以及从事其他防止整个狂热的生意崩溃所必要的烦心活动。” 在这种功利主义观念之下，理、工、商科发展迅猛，生产假冒伪劣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萌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他是一个商人。”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资本主义”。    

    相较而言，人文学科相对边缘化，不过，即便处于多科大学的边缘，人文学院的权力和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也已经大为增加。学者们所使用的方式就是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引文、脚注、索引、参考书目、研究综述、著名的出版社、有名望学者撰写的序言、博士头衔、名声赫赫的导师，学术研究的制度化、细致化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目标是力图实现一种新的经院氛围、一种新的知识垄断。为了在内部竞争中巩固地位、分一杯羹，推陈出新、树立门派是十分必要的。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表明，要想在大学里获得成功，聪慧与贡献都不重要，因为两者都值得怀疑，都代表非职业性的能力；重要的是从众和“关系”，就是说要与著名机构或著名人物有交情。

        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是发生在学院高墙里的后现代主义，一个又一个学派、一个又一个观点、一个又一个概念，你来我往，修正了再还原，结构了再解构，从学院内部的权力斗争角度来看，无非是获得权力的方式而已。   

    人文学科所起的作用是以整合和过滤的方式为日益扩大的消费者群体传授文化能力，所以它在所不辞地行使着批评权力。其中，英语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获得了巨大发展，最佳标志是出席人数众多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年会，现在的会议规模已经发展到需要整个城市来接待来宾。 如此热闹的会议，表面上看是讨论观点和概念、是确立文学史和经典、是找到新的研究方法，但在实质上，无非是一种权力的易位、是为合法化而进行的名利角逐。   

    在这样的总体氛围下，“学院派作家”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与“学院派评论家”的关系问题。固然，有少数幸福的学院派作家本身就是学院派评论家，但是，大量的学院派作家需要面临来自同行的理论肢解。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林立的学派似乎都来自于大学。在课堂上和学术论文中，每一个学院派教授都要面临对评论的评论、对阐释的阐释、对前人的批评的再批评、为他人的意见做意见——这一套术语化的东西，除了同行之外，很难理解其中之妙。而在个人的创作中，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同行——这个“他者”的视阈。   

    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随之于60年代活跃起来。因为在可能的读者群中，大多数都对培养出这种类型的氛围极其熟悉，即学院文学。它不以一般小说的主题，即男女的情爱为素材；却转而处理其他更为奥妙难解的题目，进行学术的交流、国际的对话，表达校园的絮语、学子的癖性。更危险的是，学术的需要，反过来刺激了合乎这一类解剖式研讨分析的创作的出现，并学大文豪乔伊斯，靠作品中的复杂性——如果不是由于其费解度——而身价十倍。乔伊斯日后作品拥有的评论人数，恐怕不下于真正的读者数。于是诗人的诗，是为其他诗人而作，或者说，是为了可能研讨其作品的学人而作。于是在薪水、研究补助金，以及选修课必读书单的保障之下，这一群非商业的艺术创造骄子，虽然不见得有富贵荣华的指望，至少也可以过一份舒适的生活。”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除了学术体制的一端，学院派作家的另一重压力来自大众传媒与图书市场。   

    在美国，商业图书的销售量一般是7500册到4万册，平装书的销量通常低于10万册，畅销书很少卖出100万册。而一套成功的摇滚唱片一般每年销售都在400万张以上。 于是出版业中的大公司越来越不重视一般的小说，而希望能够出版真正的畅销书，哪怕斥以巨资。于是出现了图书界心领神会的炒作现象，出版商通过各种媒体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推销，使用搭卖销售广告，将书拍成电影或电视节目，再反过来推销原作。除了出版商，销售商也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图书的发行受到全国连锁书店的寡头垄断公司的操纵，这些连锁书店的存货限于畅销书和市场销路好的其他图书，在庞大的店堂里，一本挤在书架上的新书很容易受到忽视，如果不是店员用种种方式将它“突出”的话。另外一个关键点是利用电子媒介，比如广播和电视节目。80年代以后，作者在电视上露面显得非常重要，这已经成为一名畅销书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炒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当属权威报刊上的权威书评。研究者指出：在美国，任何一个读书人、写书人、出版商、发行商无不注意到《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一举一动。道理很简单，这个刊物是美国所有书评刊物中读者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读书人以它为购书指南，作家靠它的佳评抬高身价，出版商靠它做广告宣传，销售商则靠它评价促销。而书评周刊是不收外来投稿的，所以它如何分配新书、委托书评家就成为一个“谜”。美国每年出版新书七、八万种，都要寄送《时报》评述，而每年区区52期的篇幅最多容纳2500篇长短书评，各出版社为此勾心斗角、花样迭出，甚至花高价在相应版面上做整版广告，以讨好报社，书评道德实在堪忧。    

    除了《纽约时报书评》的决定性影响，《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纽约客》、《纽约书评双周刊》、《星期六书评》、《党派评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小众报刊”作为知识分子的传播网络和行使文化领导权的论坛而发挥作用。它们虽然未必能赢得大众的注意，但是对于知识分子读者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如果能吸引几名学者写出专业水准的研究文章、并在学术性刊物上发表的话，也能在稍后吸引更多“经验读者”的关注。   

    炒作中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文学奖。美国的普利策奖、笔会-福克纳奖、全国图书奖、全国书者协会奖，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英国的布克文学奖，尤其是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出版商关注的对象。而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他奖项的奖金都极为有限，对于作家而言，更多的是精神鼓励。但是，如果得了奖，此书必定成为畅销书，所起到的广告效应，乃是其他方式所难以达到的。而在书奖评选中，每位评委报酬通常不高，但浏览数量十分巨大，所以难免从个人兴趣出发，据说评委最关注的问题是：此作家得过奖吗？年龄如何？性别如何？政治正确性如何？    

    综合来看，在20世纪取得文学成功的图书，一般都来自获得商业成功的图书。当代的“经典之作”首先应该是畅销书，也就是销售量超过50万册，这是通往文学上的不朽的道路的第一关。其次，它要获得好的书评，不仅在《纽约时报书评》这样的大众报刊上，也要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小众报刊上，最好，再获得一个或几个文学奖，这样就可以使第二版时的护封充满赞美之词。第三，它要吸引学院派评论家的注意，在专门的学术期刊上得以探讨，最好有争鸣、再经过证明获得绝对肯定，经过这最后一关的作品方有可能成为“当代经典”。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学院派作家们即便不是刻意要名利双收，最后获得成功的也多半是歪打正着。

 

    （旧文新贴）

 

 

每年的上半年，大家埋头填一堆申报表格。每种都很繁琐，这个签字那个公章的，而且每一次都要复印个十份八份，大家填的时候怨声载道。

等到每年的下半年，评审结果陆续出来了，大家等这个结果很像等彩票开奖，中了那绝对是意外之喜。

今天是开奖的日子，我居然、中了两个！快查查黄历，是哪颗吉星高高照着呢？

这样级别的奖励和项目，其实过去也拿过的，不过今天这样小馅饼连续砸到头上的感觉，未曾有过。

还等什么，马上去商场，奖励自己一套衣服。

什么？1800一条裙子？你当我拿的是理工科项目？你当我是学术带头人？

最后买下的一套只要346，这小价格，符合我这文科普通骨干教师的身份。

 

 

 

 

看到梁朝伟对着个树洞说悄悄话的情节，突然就想起迈达斯国王来。

“King Madis”是希腊罗马神话里弗里吉亚的国王。他最著名的故事是“点石成金”，另一个不那么著名的则是“驴耳朵”。

传说阿波罗和潘比赛音乐，请迈达斯当裁判。阿波罗相当于文化部部长，下辖九个司呢；而潘不过是个民间艺人，只会吹箫。外行的迈达斯判决潘神胜出，结果阿波罗一气之下把他的耳朵拉长了。

为了遮盖自己这对难看的驴耳，迈达斯整天戴着帽子。

可是这个秘密瞒不过国王的理发师。可怜的理发师知道自己不能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但这个秘密在胸中宛若百爪挠心，恨不能一吐为快。后来，理发师想了个好办法，他跑到河滩上挖了个洞，对着洞口说了声：“迈达斯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说完了，轻松了，他将洞口用泥土封好，走了。没想到这个地方后来长出了一丛芦苇，每当有风吹过，芦苇就会重复：“迈达斯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迈达斯国王长着一对驴耳朵!”故事的结局是悲惨的：迈达斯处死了这个理发师。

    故事虽短，但是留下三个成语，“迈达斯的裁判”讽喻“外行的裁判”；“迈达斯的驴耳朵”讽喻那些讳言自己丑事的大人物；“迈达斯的理发师”则比喻那些守不住秘密的人。

迈达斯故事简直是传播思想史的生动案例。公众人物啊，隐私权啊，知情权啊，舆论控制啊，都可以附会上。我个人最喜欢的角度，是研究理发师的心理。呵呵，去除政治因素，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呢。折磨他同时也折磨绝大部分凡人的，是那个叫“传播欲”的东西。被这个欲望所控制的人们，是不是挖出了各种各样的洞呢，我知道目前比较流行的洞是“博客”。

 

 

 

 

  

夏日曾经很盛大，一转眼它清瘦下来，秋风起了，暑假没了，好日子到头了。

     对于一个工资不高的大学教师来说，这份职业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当是暑寒假。丹尼尔·贝尔1958年为了当大学老师而离开《财富》杂志的时候，指出这里面有四个正当的理由：“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好长的暑假！我没那么幸运，我只有两个正当理由：七月和八月。

话说暑假的最后一个红日子，我是要进行一些私人仪式的。其实也没什么，无非是全面整理书橱、衣柜和电脑文档，把闲书收好把正经书排出来，把休闲装收好把正装挂出来，把闲稿收好把教学PPT拖到桌面上来。学生们有厌学情绪，老师何尝没有厌讲情绪。我这仪式要持续数小时之久，等到做完这些不太费脑子的杂事，行了，神经仿佛搭到合适的地方，心理旋钮拧到了开学那一档，消停了。

仪式的主要作用是心理调适。大家在一起祈祷礼拜是种仪式；自己个儿“吾日三省吾身”也是种仪式；经理带着推销员们振臂高喊“我行”是种仪式；老公有了外遇的黄脸婆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是种仪式。那些即将步入婚姻的女人们，买婚戒，拍婚纱照，定酒席，发请柬，这些程序化仪式化行为，也无非是不断地心理提示着，近了，婚姻的天堂或围城近了。有了这样的仪式感，与传统一脉相承、与群体融洽无间、本我与自我达成妥协向超我迈进，一切都在正轨上，那个感觉叫做“笃定”。

我这开学仪式是比较庸常的，听说某年轻老师非要擂墙大骂F—K百声，这才能接受暑假结束的现实，到底是年轻，火气旺。

    

 

 

我瞅准镜子里的“高级发型设计师”，一字一句地说：“不烫（惊叹号）不焗（再惊叹号）不染（斩钉截铁拒绝劝说油盐不进的姿态）。剪短一点也不要太短，有点层次也不要太有层次，时髦一点也不要太时髦（说到这里底气不足被自己给绕糊涂了），总之（歇口气守住底线），要保证我每天洗完头发，不用吹干，不用涂抹任何东西，还不能像鸡窝。”

My God。像我这样耳根子软脸皮薄的，要在发廊里上过多少次当花了多少冤枉钱才能沉下脸来一口气说出以上这段话啊。自我感觉正在接近精明锐利的中年妇女境界，浑身写满短语：“我不好惹”，不等别人亮出兵刃来，先让他胆寒一阵子……

腰间斜别着皮质工具袋、头上立着一撮绿毛、很有造型感的设计师并没被我镇唬住，他眼睛都没多眨一下见多识广地说：“明白，大姐您要的是自然风格。7号，带这位女士去洗头！”

洗头。顶着毛巾。重新坐下。塑料的单子围上来。高级发型设计师把个小剪子耍得煞是好看。好几次我很疑虑该不该询问他要怎么个剪法，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人家专业啊。

1个小时之后，终于剪完了，标示是勤杂小弟拿了镜子来在后面照着。乍一看，几乎与没剪前一样嘛，也许不过是把头发末梢开叉的地方修去了？我这里疑疑惑惑，旁边已经有几个夸的了：“够自然”，“好看多了”。

我在交钱的时候豁然开朗：自然，就是保守，就是中庸，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人家应付中年妇女经验多了去了，专业啊。

想明白了，倒郁闷了。

 

 

 

        

        小时候，北方的冬天没有什么水果，供销社里卖水果罐头，有糖水黄桃、糖水菠萝、糖水苹果，如果运气好，有糖水荔枝。所有的罐头我都喜爱，除了一样：菠萝。原因很简单，在妈妈的书橱里有本诗集，其中的一首这样白纸黑字地写着：

         你们吃吃凤梨

你们嚼嚼松鸡

你们的末日到了

资产阶级！

“凤梨”后面还有个画小圈的注释，说“也就是菠萝”。

五六岁的小孩子么，完全被唬住了，吃吃菠萝不仅把自己变成了罪大恶极的资产阶级，而且马上就要死的，那谁还敢吃啊？所以，每次吃糖水菠萝罐头的时候，都有那么一种很惶惑很恐惧又很豁出去的复杂心情。

后来知道，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传说1917年水兵们“攻打”冬宫的时候正是以此诗为战歌。这一年诗人虽然只有24岁，也算是半生从事革命工作了——从他12岁开始。我不喜欢后来“体制内”的马雅可夫斯基，我以为他“为革命放声歌唱”还是在“未来派”时候最为真诚。那时候他多锐利啊，敢于放出狂言，“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轮船上丢下水去”；19岁时给诗集取名“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还有他22岁时的《穿裤子的云》，“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惊雷一样炸响在布尔乔亚们的天空。

这么多年以来，关于他的饮弹自杀最具争议。是谋杀？是抑郁症？是失手？是失恋？我愿意相信是爱情，对两个有夫之妇的无望爱情，起初的莉丽娅、爱了15年的莉丽娅，后来的替代物波伦斯卡雅，一样不肯与之结婚的波伦斯卡雅。回头再读《穿裤子的云》忽然就有所会心，有时候被称为革命的反叛情绪下面，埋着一个爱的请求，“假如你们愿意”……

        假如你们愿意——

    我可以变成由于肉欲而发狂的人，

    变换着自己的情调，像天空时晴时阴 

        假如你们愿意——

    我可以变成无可指摘的温情的人，

    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 

    我不信，会有一个花草芳菲的尼斯，我又要来歌颂，

    像医院似的让人睡坏的男人，

    像格言似的被人用滥的女人。 

 

      ＰＳ：近日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冲突，忽然想起马雅可夫斯基他是格鲁吉亚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