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总有些符号与你打头碰脸的，比如那著名的LV，出门一趟真真假假抬头不见低头见十来个那是少的。与它有点点相似的LW也是，最近没出现？那下月早早的。这本书里没见到？那下本书该出现了。像有钱人用LV炫富一样，有点文化的人喜欢用LW标榜。是的，他们使用密语般的缩写“LW”，退而求其次用“Ludwig Wittgenstein”，下下策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拜金女说“LV”、“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相仿佛，虽然所指相同，能指上的差异却能反观出使用者的品位档次来。虚荣啊虚荣。

前年碰到这个符号是身边的女友交了男朋友，该男友深沉内向据说是研究LW的。我第一直觉就是此事够呛，根据惺惺相惜原理，喜欢LW的专业研究人士，那得多沉默——LW不是说了，“凡是不能谈论的东西，就必须保持沉默”。果不其然被我乌鸦嘴说中，两人散了。

最近一次看到LW这个符号是从电影《牛津杀手》里，牛津都牛津了，非要扯上剑桥的维特根斯坦，表现他如何在一战的烽火中镇定自若地于战场上写作《逻辑哲学论》。如果掉掉书袋的话，维特根斯坦前期用数学般的头脑思考，强调语言的图示说，认为通过逻辑分析可以提供一种终极清楚的话语体系；后期则180度转向，意识到哲学不是科学，哲学不能解释世界，只能说明或描述世界，而这个世界正如日常语言一般模糊与破碎，类似于一场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借他来突出《牛津杀手》的主题，倒也恰当。

LW最吸引我的，是前期逻辑实证主义下面潜藏的“崇智”倾向与后期语言哲学中体现的“反智”倾向。“崇智”与“反智”是一条大棒的两端，都作用于知识与知识分子，前者是高高抬起的捧杀，后者是重重压下的棒杀。不消说，这条大棒让非知识分子用起来，那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如果让某个知识分子中人持了这条大棒的中段，轮圆了虎虎生风地舞起来，端的好看。

就LW自己而言，捧他的与贬他的，代不乏人。捧他的人除了他的学术贡献，最爱提及他如何弃绝万贯家财（维特根斯坦家中不是一般的有钱，1913年他继承属于自己的家产的时候，被认为是欧洲最有钱的年轻人），到乡村小学里当教师、到修道院里做园丁，据说毛姆的小说《刀锋》就是以他为原型。而贬他的人喜欢谈论他的神经质、他的同性恋、他拿着拨火棍威胁波普尔的趣事、以及他对自己学生的不负责任。把大师神圣化或庸俗化，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崇智或反智。我发现连我自己也很难掌握平衡，不能太把知识和知识分子当事儿，但是，也不能太不把它们当事儿。

一大早冒雨赶到办公室，套上那导师礼服，然后再赶去体育馆。出租车司机一眼眼看我，满是疑惑。其实我自己也满是疑惑，这红色的大马褂，袖口滚着黑边，上面还绣着回行纹般的中式图案，扣也是中式的盘扣，想必就是改良过的中式礼服了。我把它套上，挺好，挡风，外面正凄风苦雨。令我犯愁的是另外两样东西，硬纸片衬在里面看似顶着一本书的黑帽子总是东倒西歪的，而且那个黄色的流苏到底放在哪边才是？还有那个风帽，镶着一条织锦缎花边上织着粉牡丹的，到底是咋个整法？

到得现场，照葫芦画瓢穿好礼服，我要求旁边的X老师解释一下，为啥中间这拨学生穿的是蓝袍子，四周那些穿的是黑袍子，还有些穿白衬衣不穿袍子的。她解释说这个是学士学位授予仪式，穿黑色的是一般毕业生，我们各学院老师给“拨穗”就行了；穿蓝的是优秀毕业生，需要上台让校长们给服务一下。至于不穿袍子的，那是医学院的一些专业，没有学位的。然后我发现坐在台下的老师们和坐在台上的老师们穿戴也不同，我们穿的是红黑二色的，台上的副校长们一律穿着深蓝色的，中间是“大毛”，穿一身耀眼的红，像个红衣主教，呵呵。我担心地问X，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的礼服是不是不一样啊？X说一样吧。那我就放心啦——在通往博导的路上慢慢颠簸吧。

我以为，礼服其实是制服，制度服饰，表面上看很一律，实质上等级森严，除了小时候解放军那没军衔的绿军装是平等的，目前几乎所有制服都有等级符号嵌在里面了。回家自学学位服常识，下面这段是抄来的：

学位服包括：博士服、硕士服两级学位服和校长服。学位服由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垂布等四部分构成。学位帽为方型黑色。戴学位帽时，帽子开口的部位置于脑后正中，帽顶与着装人的视线平行。在学位级别的划分上，博士的流苏为红色，硕士的流苏为深蓝色，校长的流苏为黄色。对着学位服者是否已获得学位的判定，是通过流苏悬挂于学位帽的何处位置。未获得学位时，流苏是垂挂在着装人所戴学位帽的帽檐右前侧中部；获得学位后，流苏则垂于帽檐左前侧的中部。流苏位置的移动，是由校长（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在学位授予仪式上，颁授学位之后移动。博士学位袍为黑、红两色，硕士学位袍为蓝、深蓝两色，校长服为红、黑两色。垂布为套头三角兜型，饰边外按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分别标为粉、灰、黄、绿、白、红颜色……

不对吧，假如抄来的这个是“正确”的，那我刚刚参加的那个就是似是而非的。疑惑了。

歇笔歇了小十天了，不为别的，我要完成每年的例行任务：办会。

预算是头一年就做好了的，吃多少钱，住多少钱，场子多少钱，印刷费用多少钱，海报招贴那些花哨东西多少钱，甚至给老学生们也就是现任记者们多少车马费，全都掰扯明白。还有那些让人头痛欲裂的表格，一报某科室审批，二报某处室通过，三报某部门备案，烦着呢。

这个会不收会务费，明显是大请客的架势。提前半年开始邀请大腕们，然后不断骚扰他们，频率如下：自发出首次通知后三个月骚扰一次，又二月二度骚扰，最后一个月连续骚扰，最后一周加紧骚扰。伊妹儿，手机，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去别的会上围追堵截，掐着嗓子说：“您可不能不来啊，您不来，我们这会没法开了。”正因为艰难，所以在会场上最后摆放席卡的时候，觉得手下摆弄的就是国家级梦之队，那么一种小小的混合着辛酸的得意——我容易吗我。

老天也不作美，大雨和暴雨，有大腕困在飞机上电闪雷鸣中呆了六个小时，临近半夜，我这边接机的师傅不干了，一咬牙，我给师傅开个房间，死等，一定要接来，人家是“人物”。——为了照顾好人物们，真是操碎了心。L老先生80多了，我特意请了医生驻会，怕有闪失。外国人物都有专人陪着。穆斯林人物的饭菜另备。而来自西部贫穷地区的人物，给他们报销路费。个别不请自来的，也不敢拒之门外，一样派发材料和贵宾证。来的都是客，他们在学术的名利场上掐架那是他们的事，服务方面不敢不周到。

最有名利场感觉的是各种排序（此处删去1000字），而我居然也不敢破例。唯一的快乐是压轴那场使个小计谋，故意安置了好几个“杀手”，而且那场子不大，来得晚的要自己去搬椅子，这更让杀手们找到了PK的感觉。场面之精彩，从挤了那一屋子的人便可见出一二。他们开始热身的时候我在外面照顾茶点，快高潮了进去给他们拍照，有趣。

连着在一个餐厅吃了快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再无胃口，到今天还终于吃吐了。好在，这个会议，终于终于、“胜利闭幕”了。

我和Ivon很喜欢看脱口秀，每当深夜里听那很炫的嗓音“NewYork City，Saturday Night”，有种打了强心剂的感觉。是上周吧，大嘴居然拿教皇开心，他说：“He is powerful, he is rich, and guess what? Girls, he is single”。

好大的胆子啊，把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说成是钻石王老五。

大嘴拿政界人物找乐那是常事儿，总统更是他挪揄嘲讽的对象。不过这次他这么敢言，也许因为他不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美国毕竟是基督教国家，他敢这么“放肆”，服了。

美国的传教事业相当发达，ivon刚到美国的时候，在操场上跑个步，都还有宣道者边陪着他跑边给他讲圣经故事。讲了半天了，人家疑惑地问：你知道Jesus Christ么？ivon回答：Jesus听说过，Christ是个啥？

Oh my God。得了，人家不陪着跑了。

每次想起这事儿我都要笑。

不合想起马克思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据说，这是“现代性体验”。

李世民见大家踊跃参加高考，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唐太宗，真聪明人也，把不安分分子都收归到体制之内。对待这群人么，排排座次，每三人发俩桃子，大家只顾你死我活地占位子抢桃子，完全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更忘了世界上还有苹果、香蕉、梨、甚至荔枝。

科举制度，高，实在是高。

文化人儿，不是什么特殊品种，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有。霍弗称之为“言辞人”（man of words），他们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一般识文断字心存高远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不同的是，言辞人有一种特殊的虚荣，那就是被肯定、被尊重。霍弗说，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的姿态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尊他为拉比，那耶稣说不定就不去宣传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青年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或许他就不去编那激进的《莱茵报》了。我必须加上，如果蔡元培批给青年润之一个北大图书馆的正式编制指标，那中国的历史没准都要改写了。“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的和个人性的”——有着不被承认不受赏识的“隐痛”。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不满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物为先导。正是因此，聪明的当权者应该放下架子、同言辞人结成同盟。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教士，那么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官吏，那么现政权就比较稳固（说到这里，该恍然大悟了吧，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组建文官政府，为什么我们要广招公务员，为什么大学越来越大啊）。

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他们有野心但是没有能力，有抱负但是没有才华，因此更没有资格被政权收编，也就更易于将满腔愤懑投入一个激烈的反叛运动。早在1941年的时候，皮特·菲尔埃克就指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比如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戈培尔写过戏剧，罗森贝格试过建筑和哲学，席拉赫写过诗，丰克试过音乐，施特来谢尔试过绘画——不幸的是，他们的艺术野心没能得到满足，世界也因此更加不幸。

抚今追昔，不能不郑重呼吁，我们一定要善待文艺青年，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变成愤怒青年。在现代技术手段条件下，不妨通过网络平台，让人人都能当上艺术家，然后再秘密地安排有关人员，通过点击数字、跟帖、以及“顶”、“赞”、“沙发”、“飘过”、“雷到”等现代符号手段，让每一个文艺青年都有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美好感觉。为此投入的人力物力自然是巨大的，可是，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哀痛太多，还有的间接哀痛里掺杂了政治正确的胁迫成分，尤显沉重。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倒是哀痛中的一点童稚和一点乐观，能够让人略微展颜。高二的男生，在被困80个小时获救后，要求一支可乐，还补了一句“要冰的”。如果他开口就是感谢CCTV党政府或人民军队那些合时宜的话，估计很快就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了，新闻需要反常，所以他不合时宜地要求冰冻可乐，反倒赢得了大众的好感，网上网下，大众给他的名字是语义双重的“可乐男”。（当然了，也有人有些小小不满：1.为什么不爱用国货呢，如果他要的是冰冻王老吉而非帝国主义的可口可乐，那就皆大欢喜了。2.为什么不艰苦朴素呢，如果他没有独生子女陋习要的是杯白开水，那就非常完满了。呵呵。）

我们的确需要另外的视角。

在文学的表现方式中，这“另外的视角”多半是由另类的叙述者提供的，比如儿童、动物、疯子或傻子，借助他们的目光，让人在庸常中发现非常，在悲剧中发现喜剧，在秩序中发现癫狂。

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年深日久，想不起来了。应该是在北影洗印厂的大礼堂里看的，时间是90年代中期，周围是好几百贫穷而有追求的电影男女，大家一起乐不可支。本来是沉重的话题：二战期间伦敦的日常生活，那是经常有炸弹从天而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时期。可是在主人公那个上小学的男孩看来，这依然是“快乐童年”。轰炸过后的废墟里，是他和伙伴们淘宝的好去处。夏天和妹妹在湖上钓鱼，一个炸弹飞来，湖面上漂满死鱼，意外之喜。学校遭到轰炸，校长沉痛地宣布停课，你猜怎么样，孩子们欢呼雀跃，把书包课本齐齐扔上天，谁也不喜欢上学啊，让假期更长一点吧。大人的悲惨世界，在“不懂事”的小孩子们看来，未尝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引申一点，该给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让他们什么时候“懂事”呢？《老友记》里的菲比，去给小学生们唱歌，校长要求他唱些田园风光、小牛小羊什么的，结果菲比拿起吉他便唱：“小牛小羊牧场欢唱，长大后就进屠宰场，变成了麦当劳的汉堡包”。这事只有菲比干得出来，她是“说真话的阿姨”。可是绝大多数阿姨是说假话的，她们的小牛小羊永远干净幸福地在牧场上吃草，她们还喜欢给孩子们看唐老鸭和老鼠杰瑞，打不垮、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刚被压成地毯形状转瞬就恢复原状活蹦乱跳，那么一个喜滋滋的世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假如一个人早晚要面对这沧桑正道，我妇人之仁地想，还是让童年单纯乐观一些吧。就像那部电影里的妈妈，并没有纠正小男孩的认识误区施行苦难教育，而是让他葆有这么一段“幸福记忆”。

会上，大家重温那个著名的简单测试：

牛、鸡、草，你会把哪两个元素放到一起。

兔子、猴子、香蕉，你认为哪两个元素更具关联性。

据说大部分中国人会把牛与草、猴子和香蕉归到一处，而美国人会把牛与鸡、兔子和猴子归到一处。

这个测试是说思维方式的差异，“我们”的思维是关系式思维——牛要吃草啊，猴子喜欢香蕉啊，办事之前咱先找找关系润滑润滑啊，事情发生了咱们再细查原因啊，什么事情不都有个因果，我对你不错你咋还打我？而“他们”的思维是分类式思维——牛鸡兔子猴子都是动物，至于草和香蕉是植物，界限清楚，阵营分明，不讲情面只认死理，你是再绿的青草再大的香蕉，非我族类，与我何干耶。妖魔化？把那个“化”字去了吧，本来也没把你当自己人。

很多问题，往根上探下手去，摸到的是认识论这个硬疙瘩。所以学者彼得斯在写传播思想史的时候很是悲观：交流，自有它的无奈。

此次大会上的主题发言，绕不过时局。英文口号早就有了：We are ready。可是大家不无忧虑地小声说，we are not ready。

话说鸡同鸭讲讲了三天四夜零八个小时，口沫四溅声嘶力竭，感慨说我都用鸭语了，它咋还不明白呢。此时需要有人告诉鸡：你那个对话对象是鸭子，鸭子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鸭子是这样理解世界的，仅仅懂得鸭语，那还远远不够呢。PS，如果希望它认真对待你，你还需力量强大，能够抓住它的脖子：“你准备好了吗？现在，你听我说”。

一个人，两条腿，一撇一捺。在电脑屏幕上貌似站得正。而在毛笔底下，多少有一点偏向，左边显然压倒右边，整体上看，却又像是迈步向右边走。正人君子，守正才是君子，难的。

两个人，四条腿了。电脑屏幕上是平等地站在一起，兄弟一般高，可是显然啊，左边那个人的一条腿伸不开。“从”，字义上说得明白，跟随。换毛笔写下来，是两个人排成纵队向右走，右边的那个人，是带头大哥。

三个人，六条腿。两个人建立的领导-被领导秩序依旧，但两个人上面，又多出一个第三者——大大叉开腿的领导。从结构上理解，“人上人”，不稳定，而“人人上人”，有群众基础，金字塔式结构，感觉稳当多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目前看来三人行必有领导。

一人的时候，可以甩开大步，四野八荒，自由而茫然。两人的时候，有些绊脚，不过算得上志同道合，行走着的流动感还是有的。三人成众以后，横向流动改纵向上升了，前不前进不要紧，稳定压倒一切。

从众心理，是说单个的人自由人觉得孤单，一定要跟人搭伴，甚至哭着喊着要去某大人下面当扛大个的。有那更贱的，说进人指标不多，需得使些手段和脚绊。不是组织里的，以后不被带玩儿了。玩什么啊，叠罗汉。下面的人其实挺累。

人

人人

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中午一起吃盒饭的时候，正是闲言碎语的大好时机。我们这些不幸没有嫁给上海男人的非上海女人们，聊起了“上海男人”这个聊不够的话题。传说人家真正的上海女人是聊“LV包、卡地亚表、郎咸平”的。我们要领会一会会才恍然大悟，最后这个，是家里的那个郎，贤惠、平易，与LV和卡地亚一样，也是“极品”。

传上海男人遵循的是“丈母娘领导下的老婆负责制”。钱全上交，活全承包，对丈母娘那是一个毕恭毕敬，对老婆那是一个任劳任怨，对孩子那是一个忠心耿耿。忍辱负重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啦，对待外人像冬天一样无情，对待老婆像春天般温暖啦——听起来，优秀党员的标准都够了。我们当中不止一个表示：下辈子，削尖脑袋打着灯笼也嫁个上海男人。

昔日的女权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走刻板经济决定论的路子，以为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所以在家里也是money talk，谁钱多谁说了算。多少妇女姐妹于是走出家庭，顶起了经济的半边天。话说这个普遍逻辑在大部分地域应该是正确的，可是在上海这个有文化的地方，遭遇了地方文化的抵抗。上海女人不赚钱，一样在家里有地位；男人日进豆金，不防碍他为老婆提鞋。

我琢磨着，如果是马克思错了，那就是黑格尔对了。黑格尔说绝大部分政治生活完全不是经济驱动的，政治以“认可”为中心，推而广之，无论是宗教战争、阶级斗争、性别斗争，都是为了解决认可问题。信仰那是个什么东西，那就是“我认了”。“我认了”极大地压制了人的自利倾向，同样极大地鼓舞了人的利他倾向。所以说，丈母娘领导下的老婆负责制，必定不是靠枪杆子（搓衣板）出的政权——韩国那样的野蛮女啥啥，路数不对。

很容易就落（lao）到写手堆里，如果你大学不幸主修了“汉语言文学”的话。

且说那有自由身的也就是零趸劳动力的写手去写肥皂剧、电影剧本、长篇小说、时评书评影评、时尚杂志专栏、广告文案、策划文稿；而签了卖身契端了镀铁饭碗的写手去写报告、请示、鉴定、领导发言稿、通讯、材料、论文和专著。体制外和体制内，文体和语汇有很大不同，可无论哪种都是能区分出水平高下眉眼高低的，明眼人一看便知。我感兴趣的是，突然有人发了神经，技痒，玩个越界或杂糅，往往有趣。

朋友发给我这条短信：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手机周围，以短信为中心，高举“有空必编、有编必发、有信必回”的伟大理论旗帜，坚持两个“务必”精神，务必不怕手酸，务必不怕麻烦，把“保持联系、经常骚扰”作为第一根本要务。要从根本上转变“平时不联系、有事才发信”的被动局面。短信要有新思想，语言要有新思路，吹牛要有新突破，抬杠要上新台阶。从而让你和我的关系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会心一笑，立马转发给我所有的体制内写手朋友们，掀起新一轮正八经调侃的新高潮。

当我第Ｎ次从讲台上移步到教室门口去锁那个总也锁不上的门，学生们都乐了，我自己也乐了，赶紧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强迫症”：我总怕在课堂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所以心理暗示，需要关起门来上课。实话说，学生我是不怕的，同行我也不怕，我怕的是权威。曾有一次，我在课堂上正讲得眉飞色舞天花乱坠，忽然瞥见后排何时坐了一位长者，像是来“听课”的呢。吓得我啊。好在他也笑得前仰后合的，此后也并无领导找我语重心长。可是我的毛病我自己知道，讲着讲着就跑题就自由化，不行啊同志，要么自我克制，要么锁门吧。

实际上，现在不同于以往，保密工作不好做了，授课内容不出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是有学生把录音笔摆讲台上么？不是我那上传课程ＰＰＴ的网站正在被审查么？不是我也常在自己的博客里八卦一下学问么？狐狸知道自己迟早总会暴露的，可是它总希望藏起尾巴，又忍不住总要露出尾巴。这个心理游戏有趣又可悲。

1999年10月，火星气候探测器逐渐接近火星并且预备着陆，但是NASA的科学家们惊诧不已地发现，该探测器突然失去了踪迹。大案，好歹这探测器也花费了纳税人1.25亿美元，人民有权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政府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了事故调查委员会，最后找到的直接原因却令人啼笑皆非：探测器的制造商马丁·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们使用“英制”来计算推进力，但是NASA的科学家使用“公制”来设计转向装置。由于沟通的疏忽，导致计算单位的不一致，使探测器不幸地成了太空漫游者。——政治学家Doris Graber把这个故事作为《沟通的力量——公共组织信息管理》的开篇，旨在说明在一个大型组织中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模式的难度、以及信息沟通不畅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我们的家底小，没有个火星探测器可以丢，但是沟通的确重要，谁敢等闲视之。下午要召集个小会，开会之前我们不是群发了三次电子邮件通知？幸亏还有一次手机短信，因为事后知道某老师更改电子邮件的信息并未及时反馈到我们这里。不算大事？但如果人家恰是那不可或缺的人物呢，也算好险。嗯，我学乖了，以后再通知事情，我每人打一通电话，烦死他或她。安慰自己说，历史上多少当传令兵的红小鬼后来都“发达”了，冲锋号集结号，当时可是编码化的重要信息系统，外加他们守着“信源”，自然成为“消息灵通人士”，前程锦绣，大有希望呢。

学政治的，领会施特劳斯所说的“隐晦教导”，承认有人的地方就有精英和群氓、等级和高下。学组织传播的，也明白有组织就有组织的内部等级，有等级就意味着不平等。所以说，所谓的“领导”，首先一定是个信息管理者。该让谁知道，不该让谁知道，那是首要问题。孔子怎么说来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至于老百姓们，为了减少信息噪音，干脆少给些信息算了，孔子指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嗯，小会前的大会是传达文件。也别不耐烦，这可是政治待遇哦。

李老师给设计好的，我们这个研究机构有全套识别体系，茄子皮紫，淡金，白色，别说，整体瞧上去比克里丝蒂娜面包房的好看。

现在流行的方式是把学位放在名字后面，紧挨着。“白吃了”——那是不能印的；“骂死它”——也差点事儿；最适合的是“屁爱吃地”。“屁爱吃地”等于验明正身，这以后，才续上教授、博导、及其他学术头衔。有人学术头衔多，正常尺寸大概排不下，我这里想得周密啊，另外有种可以折页的版本。

下午，整理文档里的名片小样，一个又一个的“屁爱吃地”看过去，心里面，扑嗤一乐。

小时侯，街巷传说里有个女疯子。她披着大花被面，散着头发，笑嬉嬉地拦截路人，有时手里握两块小石头，追着小孩子说“请吃糖”。当然还有其他“花痴”表现，就不一一赘述。在那个十分“正经”的时代氛围里，她带给大家一种难以言传的乐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疯子她又……”小朋友们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咬着耳朵撒布道听途说了，大家把一切不可能而又向往之事都栽赃到她头上，谁让她有豁免权的，她疯了啊。

疯了真好。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看见中意的拔脚就追，不用工作，不用上学，干过那么多“坏事”警察叔叔也不管。天啊，我也想当疯子。

后来还是帕斯卡爷爷安慰了我，他说我们其实都是疯狂的，不疯只是疯狂的另一种表现。那好吧，疯狂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就好。我穿上“不疯”这件疯子的紧身衣，从每一个正襟危坐人物的衣襟，依稀看见露出一角的那大花被面。你蒙谁呐？

学术圈里，要属法国人对疯癫这个话题最感兴趣。福柯那般的巨著就不提了，随手翻的这本小书《对面的疯子：解读平常的疯狂》，看了也很安慰。说，我们与他人相处有四种关系模式：1、诱惑他人。2、为他人服务。3、逃避他人。4、利用他人，伤害他人。这四种存在方式通常被四个术语所指代：歇斯底里、强迫症、恐惧症和变态。是啊，人人都有病，有人还病得不轻。所以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非理性的。

今天一上豆瓣，惊见有人邀请我参加“色情狂”小组。要是穿着学术外套的，我也许就参加了。披着大花被面的？那还是算了吧。为了表示歉意，贴张国外海报吧。

对于一只狗而言，什么样的骨头是好骨头呢？小狗和老狗也许喜欢软的，可是中青年狗、尤其是自以为是的中青年狗，一定喜欢硬的、有咬劲的。它们把这样啃不动的硬骨头小心藏在窝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摇头晃脑地咬咬。你想抢？它们用爪子牢牢护住，亮出白牙来，敢跟你玩命的架势。

硬骨头是好玩具。吃得下的那是食物，啃不动的那才是狗生伴侣。

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们也喜欢硬骨头——那些富于逻辑、思想与知识密度的东西，可以在漫长的学术生涯里咬啮、咂摸、着急、为每一丝味道而奋斗。相比于硬骨头，红烧肉都显得无趣了。如果你抛给他一根带着无数前人口水的硬骨头，说这根是柏拉图的大腿骨，已被汉娜·阿伦特、卡尔·波普尔、雅各布·塔尔蒙、以赛亚·伯林啃过，神啊，他的眼睛没准儿会放出狗样的绿光，垂涎三尺还有富余。反过来呢，你也可以偷偷潜入一个学者的窝，根据他的骨头玩具而判断他的水平，越硬的，越说明他牙口好、胃口也好。

喜欢这个牌子的美容品是因为售货小姐。大牌美容品柜台的小姐一般而言是水灵干净、唇红齿白的，只有这个柜台，有斑的，有皱的，有痘的，每位小姐多少总有点“问题”，所以看起来那么“亲切”。

花钱花到这个岁数时不明白也明白了，皮肤这东西主要是靠基因的，皮肤好的人根本没什么美容心得可以传授，倒是皮肤先天不好、后来百般奋斗看起来尚算过得去的，那才是值得信赖的“美丽达人”。

请这么几位小姐估计也是促销策略：有的顾客是直奔陷阱型，有的顾客是曲线奔陷阱型，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在过程上略有点小曲折。你以为只有你有小聪明？蝉、螳螂、黄雀和猎人，高手后头有高手，聪明总被聪明误。

且说我在这个柜台消费了相当可观的钱财之后，获得VIP礼遇：免费美容护理一次。拿着那张精致的请柬，明知道又是陷阱一个，可是，老鼠从来都认为自己能吃到奶酪还能不碰鼠夹，一般心态如此，何况这一次的奶酪值一千块。我把信用卡放家里，去了。

果然豪奢，过程不用说了。小姐很专业也很专心，只轻描淡写地一句：我们那个浓缩精华对您肯定适用。高手，点到即止。我当然知道她们那个精华，一瓶3700呢。呵呵，没带信用卡是聪明的。小姐也不含糊，最后送我出门时说：我给您用了那浓缩精华，您回去可以感觉一下。苦也，我回来照照镜子，感觉挺好。

老式的那种像地窖式的陷阱已经不灵了，新式陷阱是茧式的，一开始只是一根丝。只要你不摆脱这点念想，那就算被缠上了。

80年代末期，Z先生家徒四壁，连书也没有几本，惟墙上很突兀地挂着一张老照片，正是他意气风发的年纪，头上扣着顶博士帽。他说，在造反派抄走了他的精装牛皮面英国诗选之后，他就再也不买书了，而此前，他伸手比划着，他的书有那么那么多，装满两个书房。两个？我们惊诧。他很缅怀地向后一靠，是啊是啊，大房子、小车子、老妈子——一个解放前的副教授，能维持着那么体面阔绰有尊严的生活。

老先生晚年有些神志不清，无从判断他那两个书房是真是假。不过富兰克林早就放出话来，想要让一个职业受人尊重，最好的方式是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富庶而体面。

我同意。从来我都很重视自己在讲台上的形象，一贯穿得山青水绿的，除了本人的虚荣，的确希望给教育事业当个活广告，试图向学生们传达这样的暗示：当个老师很滋润啊，那我也当个老师吧。

不知道有多少学生被我误导了，抱歉。

从昨天起，我们搬进了新家。郊区，离学院6公里，因为地处偏远，买的时候不算贵。可是自从五角场火了，这里的房价涨得噌噌的，按照“有价无市”的那个“价”，翻了一倍。今天送我过来的司机是上海人，很诚挚地夸我：侬有眼光。我心里明白，我的眼光不是挑房子和挑职业，而是选中了IVON这支“绩优股”，如果靠我自己教书匠的薪水，哪里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赶紧巴结他，烧了肉，还主动端茶倒水，感谢他资助我国的教育事业。

像她这样的女子，过去可能是要被称呼为prostitute的，现在不同了，一则为了你的PC正确，即便是prostitute也请改叫sex worker，何况脱衣舞女目前地位上升，享受艺术家待遇了。

20多年前，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主席Karen de Crow发表了一次讲话，据说从此揭开“政治正确”加“多元文化”的序幕。革命率先从语汇开始，女权主义者要求把chairman改成chairperson；动物保护主义者要求把pet改成animal companion；同性恋者要求把昔日难听的sodomy 改成中性的same sex；流浪汉们也自恃弱势，从bum变成了homeless people。

在政治正确的大旗掩护下，许多被主流文化否定的事物和行为得到了宽容和肯定，焚烧国旗那是言论自由，公立学校废除祈祷那是宗教自由，你因为他娘娘腔而瞧他不起？你的PC哪里去了？你敢因为他丑、笨、有病而不雇佣他？你好大的胆！

政治正确的副结果是文化的多元，大大小小的亚文化层出不穷。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合众为一？算了吧，还是合众为众更时髦。

然也然也。我喜孜孜地点着我自由主义的头。

可是，文化到底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是不是每种文化都有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是不是每种文化都要被好生“保护”起来？比如，三K党啊，印度教的寡妇殉葬啊，非洲的割礼啊，谁敢说那不是“文化”？你过着现代化的生活，希望杨二家的充当母系氏族的活化石？

自由一遇到平等，那就必然是要出状况的。

所以有了文化保守主义，1987年阿兰·布鲁姆写下《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91年小施莱辛格出了《美国的分裂》，1997年阿尔温·施密特发表《多元主义文化的威胁：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异曲同工，认为多元文化造就的是巴别塔，西方文化的传统岌岌可危，世界还是需要一把尺子，需要讲讲是非曲直。

从心里往外，我喜欢Dita Von Teese这样的女伶，希望文化能在自由与保守的交战中，留出空间，让她优雅地在大酒杯里踢踢腿，无伤大雅。

我安排那个小组介绍歌德。铃声响过以后，小组长开始在黑板上写字，一行一行的，显见是首诗。大家全都很耐心地听着粉笔咯吱吱响着，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着，好学的女生早已摸出本子景仰地逐行抄写起来。终于写完了，小组长放下粉笔，回身说：“抱歉，同学们，这首诗不是歌德写的，是我写的。”

全场哗然。

是的，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关于“期待视野”的。大家之所以耐心地读着黑板上那首语无伦次的诗歌，是因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歌德的作品，值得认真对待。

大多数时候，我们喜欢某个文本，是因为我们听说它是名著，或者，它出自某个名人。名著也有名不副实的，名人的文章也有滥竽充数的，我们不管，根据概率来说，有名的总比无名的好，品牌是有效应的。

于是，报刊上常会出现几个名字，一来二去，变成了有名的名字。恩，这效应在豆瓣上也一样。有人有名，大多数无名——不是无名，是“不出名”。

有个编辑坚持认为，自由报刊出于自由的需要，它的文章应该是不署名的。匿名不仅可以使作者更自由地表达思想，也可以使读者更公正地进行判断——“因为这样读者就不是着眼于说话的人，而是着眼于这个人所说的事。”

这个编辑在中国真的很有名，他叫卡尔·马克思。

总有那种懒人，试图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门，试图用一样工具解决所有问题，试图用一种理论阐释整个世界。哪里有那种好事啊。

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假如谁说有，那一准是骗子，不然就是傻子。我宁愿把理论们想像成那种组合式瑞士军刀，开瓶盖的，削水果的，起钉子的，杀鸡的，宰牛的，多元并存。

有人理论修养好，攒的那套刀具功能繁杂（不过有的工具也许总也用不上，摆设而已）；有人理论上稍弱，不管针对什么都亮出一把板斧（假如有李逵的臂力，也能对付一阵子）。从理论上说，一物降一物，总有针对特定对象最为有效的特定工具，记得庖丁解牛的时候，只用了一把刀子，可那是什么样子的刀子呢？不会是西瓜刀吧？

我很喜欢攒理论，无论博大小巧，莫辩古今中外，来之不拒。脑子里携带的那套工具，那叫个复杂。至于应用呢，自己倒没怎么使过。不过，理论工具总有市场，贩卖理论的也总有口饭吃，这就像军火商，不管什么时候军火商总是发财的。

      P主持的这个学术沙龙以理论探索为主，老师们坐里圈，博士们坐外圈，挺象样。派给我的任务是讲讲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我卖了这把布氏刀子后，袖手旁观坐在一旁，看小Z努力想用这把刀解剖一个“麻雀”。恩，这刀子因为是二手倒来的，不实行三包，并且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