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每次去财务处报账，都如上考场——实话说我宁肯上考场。如果顺利报完了，那才是咄咄怪事，一般情况下是要被那里的善男人善女人给驳回来的：缺这个或少那个，外事办的签字有了，科研处的章呢？补充好了再来吧。

今天，我给德高望重的C老师报销机票。财务女士扫了一眼我做好的文件和附件，马上就说：

——电子机票？不可以。

——附上登机卡可以了吧？

——还是不可以，请出具购买机票的发票。

——发票在这里啊。

——不行哦，要发票原件啊。

——是他从境外传真给我的啊，所以是复印件。

——那你让他把原件寄来啊。

——好吧，我去问他可否还留着那原件。那么，有原件就可以了吧？

——还是不可以，电子机票显示，他是用信用卡购买的，请附上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个人隐私啊。

——那我们不管，制度就是制度，而且我们还要对账单的原件。

——C老师是境外人士，不适合用我们这套制度要求吧？

——可是，他不交上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去别处报账呢？

——那也太不相信学者了吧，人家可是顶尖学者啊。

她不理我了，直接叫下一个。

真气人。

我的难过倒不是为了我，我为C老师难过，也为不被信任的学者们难过。

首先，你要想象一个巨人，非常大非常大的那种巨人，巨人坐在自家的书房里，有些郁闷地望着阳光里悬浮着的尘埃。这些尘埃中的一颗，我们叫做地球。你我就住在这个不太靠谱的所谓行星上。如果巨人打一个喷嚏，我们就很危险了。如果巨人所生活的世界风雨飘摇了，那我们就更够呛了。当然，这是很悲观的世界观。

也可以乐观一点。比如，我坐在自家的书房里，有些郁闷地望着阳光里悬浮的尘埃。我希望这些尘埃中的每一颗，都是一个迷你的小世界。我跺跺脚，那里都是很在乎的。怕的是，在那个小世界的某个书房里，有另外一个我，望着阳光里的尘埃闷想，忽的叹出一句：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雪灾，股市大跌，列车出轨，西藏事件，圣火受阻，现在又多了个大地震。

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都是倒霉事儿。

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都发生在2008年。

仅此而已。

如果在“雪灾”到“大地震”的链条间插入一个“天津市向全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或者“酒吧女日进斗金”，也都是新闻、也都是“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那个倒霉联系也就不存在了，还原给我们的是一个有喜有忧、五味杂陈的真实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的世界里存在着不少笨蛋和疯子，还有更多的易受他们影响的人群。艾柯曾经调侃说：虽然笨蛋的思考不合逻辑，但是笨蛋最会发谬论，许多笨蛋的书都出版了，不少笨蛋居然是哲学家，少数笨蛋甚至能获得诺贝尔奖。至于疯子，他不关心逻辑，他有固定观念，他靠短路工作，对他来说，一切都证明了其他的一切。笨蛋和疯子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方式导向神秘主义。

具体来说，“笨蛋思维”与“疯子逻辑”的基本元素有两个，第一是思维定势：“你所了解的意思，是你想了解的意思”；第二是过度联系，“任何事实只要与另一事实有关便变得重要。关连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在这两种方式的翻云覆雨手下，一系列偶然事件可以被编排成有着“必然联系”的因果链条，危险。

记得80年代初期，联想公司的广告是这样的：罗丹的沉思者以手托腮，画外音说：“假如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嗯，我怀疑沉思者之所以守在地狱的入口处而不是天堂的大门口，就在于他过度联想了。

好多年以前，我刚开始当大学老师，一项工作是辅导高等自学考试的本科毕业论文。我们那个学校辐射面真广啊，很多学生家在边远山区（比如姜文拍《鬼子来了》的那种地方），他们用寒酸的信封把论文寄来，一封容纳不下，一起寄三封四封，因为参考资料有限，主要内容也就是抄书。令我惊讶的是，这批学生里选了“外国文学”做毕业论文题目的还真不在少数，男学生写《红与黑》，女学生写《包法利夫人》，极为常见。老教师开导我说：是啊是啊，于连和爱玛都是城关青年啊，他们感同身受，所以喜欢。

“送教下乡”的关系，我后来去过那样的小镇，一条或几条大街，几幢贴了马赛克的办公楼，饭馆的牌匾灰扑扑地，“东风饭店”一类，的确像福楼拜笔下一眼望得到头的永镇，乏善可陈。如果循规蹈矩，生活在这样的小世界里，仗着“地面熟”，到了中年之后当能如鱼得水。如果有些才华，惦记着“生活在别处”，反倒是有些“麻烦”。

一般而言，人总是从自身的经验和环境来判断世界的，小地方的才子才女，因为没有可资比较的参照系，不容易了解自己的才华到底有多少分量。高估的，容易显得夜郎自大；而低估的，随波逐流湮没无闻，根本就没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高估自己的人，理想远大得吓人，而且认死理、一根筋，如果机缘不巧不能成功的话，在别人看来是志大才疏的喜剧，在自己的体验中，那是生不逢时的悲剧。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没底气，在大城市的势利的万丈红尘前，极度的自尊与极度的自卑往往纠结在一起，由于太看重自我的尊严和他人的评价，人整个是脆的。其实无论城里还是乡下，理想主要是用来幻灭的，只是因为这重脆，城关才子的幻灭幻灭得尤其惨烈。

实话说，我的学术原则遇到这批学生后自动收缩。人家答个辨都要提前一两天从山里村里赶过来，没准鼻角还沾着煤灰，你还跟人家计较什么是“批判现实主义”？忒不厚道了。我夸他们，我帮他们，我复印了参考资料寄给他们，我沉浸在人道主义的恩师小情怀里自我陶醉，直到听说那个故事。

某某，一个男学生，才华是有些的，但是绝没到横溢那个地步。我给了他“优”。他写信来谈人生和理想，我也回了信，应该是写了不少鼓励的话。这样的事情一年总会遇到两三件的，我没在意。几年以后，我去他所在的镇，当地教育机构的领导请我吃饭。席间喝了不少酒，气氛熟络了之后，一个小领导模样的对我说“您的学生某某，可真惨”。我的学生某某？我诧异了。原来这个某某，把我的鼓励全都当真，打着我的学生的旗号，自视为镇里大才子。他与领导吵翻，自己去了深圳发展。在深圳也没赚到钱，老婆又跟人私奔，只好灰溜溜地回来。本来的小萝卜坑被人占了，万般无奈开了个卖针头线脑的小杂货店，据说酗酒很厉害——小领导是某某的远亲，所以望着我的眼神很有谴责的成分。我恍惚记得，某某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无名的裘德》，简直是报应呐。那顿饭，我还真喝高了。

从那以后，我意识到过分的同情与不切实际的鼓励是城关才子的毒药。说起来，人人平等只是理想而已，出身的不平等、环境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已经在青年时代定位了人。老师不该善意地忽略这种种不平等，而是应该尽量客观，让学生在直面不平等之后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可否认的是，老师这种“权威意见”说出来的时候，经常是刀一样伤人，还有政治不正确之嫌。

不过，在正规本科教育的课堂上，我总是叮嘱那些优越的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不要小看了身边那些小地方来的同学。他们能够坐在这里，付出了更为艰辛的努力，也许在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上，他们暂时处于劣势，但是，在他们身上，追求承认的愿望是如此巨大如此巨大，所以，他们才真正具有成功所需要的心理动力。

不是么，近百年前，有一个出身韶山农村的孩子，在16岁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县中学读书的时候，写了这么一首“感动中国”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无处不青山。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多日了，天涯里关天茶舍里，也有热闹的议论。可是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堵心。是的，我说的是博士生猝死的那件事。今天下午，学院里举行“预答辩”，大量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们回到校园，旧闻再度成了新闻，大家调侃而肤浅地说：“写论文是能写死人的”。

记得第一次传达这个消息时，甲同事马上告诉乙同事，“拜托，几天没见我一定去敲我的门”。乙同事嘱咐甲同事：“那你小心，要死也死得好看点，千万别把手放键盘上”。然后，大家长时间的沉默。

真的，博士生要去掉那个“生”字代价好高的。入学资格考试自不必说，必修的课程、资料的预备、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发表够级别的论文、三番两次修改、有的论文还要盲审，最后才是预答辩和答辩。李博士生还没有完成论文的写作，就倒在这条漫漫长路上了。姑且说他是“过劳死”，心理脆弱的到此时跳楼的也不乏其人啊。逢到这样的事情，上面总会打招呼说，并非制度问题，并非导师问题，并非学校的问题，的确，这样惨死的是极个别现象，不是还有大量的博士生们变成了博士嘛，不是还有成千上万的博士生们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嘛。

即便不具备共性，还是觉得悲凉。

不合时宜地想起小时侯背下的几句狄金森的诗：

紫衮华袍的诸公，如今执掌着大旗

他们谁也说不清，胜利的确切含义

只有垂死的战败者，失去听觉的耳朵里

才崩发出遥远的凯旋歌，如此痛切而清晰

好大雪，绵绵密密，如果说“鹅毛大雪”够不上，鸡毛的尺寸总是有的。全国好多地方雪灾已经酿成大患，影响的不仅是春运吧。那些总跃跃欲试要和海峡同胞动武的一群都怀疑了，几场雪就瘫痪成这个样子，还搞什么搞？其实也不至于如此紧张，每年欧美的雪患也是有的，圣诞归家途中遇到雪暴，油没了，冻死了，有。大雪封了门，居民要自己开出一条路来，常事。多年的体制有些把我们惯坏了，凡事都要找组织拯救。大人物早说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怨天尤人不妥当，还是自己要有点担当。从政治上讲，你要求ZF管得更多、管的更细，其实就是在培育一个庞大的而且贪得无厌的国家机器，这可一定一定要想好了。实话说，我倒是盼着有些社会团体能够出来，募捐，赈济；还有那些有钱的款爷款奶奶们，该慈善了。我相信，没有“自立”就没有“自由”，一直很敬佩那些美国的老头老太太，颤颤巍巍的也自己过马路，你想扶助？拿拐杖捅你。

雪上又加霜的是股市，纽约的股灾确切说是恐慌心态波及至此，一天跌了那么多点，连我这个从未开户的都明白这该是头条新闻。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是，我们的小散户是已经穷了两三代的人，与“资本运作”这东西实在陌生，非理性因素和投机心理如此强大，做大做强了好大一个泡泡，到此时还嚷嚷着要求ZF救市。赚钱的时候大家都不叫唤，肉痛的时候马上想到的是讨个说法给个政策。大家一边抱怨国企垄断，一边乖乖给国企送钱，叹气。“股市有风险，入市要小心”，理论不结合实践还真不能触及灵魂。如果自己技艺不精、资金不厚、而且还贪心太盛，早晚是人家刀俎上的鱼肉。我想ZF目前最关心的是不要冻死人的问题，关心那不炒股、炒不起股的“大多数”，何况正要挤出泡沫、解决通涨、放缓经济，这场股市大雪，没准儿正中下怀呢。

雪天，在家，挂在网上，甩两句闲话。

她很瘦，穿着黑色的宽大的衣服，有些颓废的文艺女青年的样子。就那么漠然地站在那里，一幅诸事不关心的神情。她的手上，从手腕到手背，鲜血淋漓。

她旁边的男人显然已经慌了，黑皮甲克，板寸头，庞大而精干，此刻难掩六神无主。

大夫问：怎么搞的？

女的不答。

男的抢答：甩手碰的。他甩着自己的手，很用力。

大夫轻轻地说：那怎么可能。

…………

这是发生在医院外科急诊室的一幕。我是房间里的旁观者。这样的故事，不用洞悉的双眼也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又想起十多天前在神经内科急诊室，一个女孩怔在那里，旁边的男孩解释说：我就是说了要分手，她就这样了，叫她也不应，眼睛也没有反应……

看到的这样的两件事情，的确让人不爽。像这样的天气，冷到骨髓里去。

总算总算，熬到了学期的尾巴尖。前天不合翻开自己的下眼睑，吓了恁大一跳，那里毫无血色，我说呢，近来总觉得心慌气闷、日日困倦。

到了这个季节，上边发下很多考核表格，与你算这一年的总帐。侥幸，这一年我发表了四篇论文，数量上实在不多，但是据说一篇“权威”的顶好几篇“核心”的，一篇“核心”的又可以顶好几篇“一般”的，我那本学术专著还可以折合成若干篇，参编的教材也可以折算成一篇，anyway，可以蒙混过关了。

吃照例的年度饭，简直是食不下咽。C老师说起她严重的颈椎病，等待论文在国外发表如等待戈多一样等得要死。Z提起他忙活了两年想申报下个国家级项目，结果一无所获。S老师绘声绘色地描述她的噩梦：考试，监考老师威胁说拿橡皮擦坏了就算做零分。呵呵，我们可是已经当了十多年老师的一群人，个顶个是当年的优等生，有趣的是至今还走不出这种“优等生焦虑”，而且眼瞅着这种焦虑毫无减弱之势，到底是体制的问题还是自身的问题，还是全都有问题，想想都绝望。

去年今日L老拍桌子，说是为你们年轻人拍的，我已经功成名就了我怕谁。的确拍得用力，书本掉了一地。今日没人拍，最后大家卡拉OK《明天会更好》。外面下雨，冷和湿，我毅然买下条红裙子，是路边小店里我第一眼看见的有血色的东西，代偿心理作怪吧。

学年结束。

晚上，我教的那个班要期末考试。多么不妥啊，对于年轻人来说，每个圣诞几乎都是无可替代的，多年以后，他们会记得这个那个节日小花絮，可是考试？拜托！

六点钟我走过学生活动中心的时候，大音箱已经支上，小灯泡闪烁着，有男干部卖力地招徕着，说是舞会八点开始。舞会！让人脚底抹了油一般的圆舞曲已经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而出。

我善心发作，把闭卷改成了开卷。

大家照旧奋笔疾书，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愉悦。甚至有两个学生，到了交卷时间还在答着，言尤未尽、不想走出教室的样子。

在我年轻的时节，穷是穷的，可是可以快乐地挥霍青春，因为未来还是很可以指望的，那像是一张准定会兑现的支票，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而现在是不同了，大学生多如牛毛，一块砖丢到淮海路，砸到十个人里该有一半是所谓名校毕业的吧。更难找的工作，更昂贵的房价，更孤独的家庭-社会结构，更大的生存压力，让他们变得早熟并且闷闷不乐。说实话，我在校园里很少能听到年少轻狂的、发自肺腑的大笑了，而那种笑声我一向认为是青春的标志的。

       最后一个学生交了卷，沉默地走了出去。我的这门课也结束了。走在湿润而寒冷的夜色里，突然有无力感袭来。假如知识和学问不能让人平安快乐，学也何益、教又何益。

海明威基本上算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永别了，武器》体现的是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对战争的厌弃。不过，他又并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按照现在的语汇，“有担当”，不仅参加了国际纵队，还写下了《丧钟为谁而鸣》。

是的，在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里，没有人可能是孤岛一座，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只要为我，也必定为你。

社会风险具有“网络化”特征，如果说社会本身就是各种关系网络的集合体，而在当代社会，这种网络化关联全方位渗透，使得社会的联系强度与密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当作为新型社会形态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与作为电子媒介形态的“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相重叠时，网络化成为当代社会的深层结构特点。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网络社会中人类的活动与交往方式表现为一种“行动的网络结构”，这就注定人的行动所导致的社会风险亦具有自反性、牵连性和扩散性。在自反性方面，贝克提出了“飞去来器效应”（boomerang effect），风险沿着网络结构作非单向传导，由于网络的普遍联系，风险终究还会传递回来，所以制造风险并从中渔利的人最终也会受到风险的回击。至于牵连性和扩散性，是指网络中某一节点所爆发的风险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雪崩效应”。风险除了造成实际上的生命和物质损失，最为广泛的影响还是在社会、政治以及大众心理层面。恐惧感和不信任感能够沿着网络结构升级扩散，造成恐慌心理大面积爆发。

今天上午的那个班级，小组讨论厦门PX问题，很好。下午是一年级的大课，我要求知道这件事的同学举手，数数看，二十分之一还不到哦，慨然长叹。

请关心时事，警醒些吧。

跳还是不跳，这是个问题。

路加福音里，魔鬼领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回答得聪明又干脆：“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他不跳。

魔鬼没打诳语，圣经·诗篇第91章的确说了：They shall bear thee up in their hands, lest thou dash thy foot against a stone. 不过这是“隐喻”的说法，你被人推下来可能获救，你要是好端端地自己跳下来以试探上帝是不是会救你？不予理赔，责任自负。

无论是基督教传统还是伊斯兰教传统，自杀者是要进地狱的，所以相信有末日审判的，一定不能跳。跳还是不跳，这不是问题。

只有那些对“死亡之后”心存疑窦的人，想试探一下到底有无上帝和天国的，才会把跳还是不跳当成个问题。按照哈姆雷特的说法，要不是“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惟恐那个世界比现在这个更悲惨，大家早都选择not to be 了。

有信仰的人不选择生死，承受而已。更有信仰的人追求以身殉道，以此身换取永生。极有信仰的人愿意以身救世，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死生，大事矣。

却是没有信仰的人最为自由，生何足畏，死何足惧。死生，小事一桩，活也就活了，死也就死了。生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死却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跳与不跳，只是个人选择，不是社会问题。

且慢兔死狐悲，还是鼓盆而歌。

IVON一直说，我的木木走失的时候，我号啕大哭，撕心裂肺的，那个哭法，吓死活人。是的，也许没有谁能理解，可是我的木木与我，曾经在我起伏跌宕的岁月，相依为命。

所以我收到嘟嘟他妈的短信的时候，不敢拨她的电话。怕她哭，也怕自己哭。

短信说我的干儿子郎狗嘟，十岁，快走完自己的猫生了。

第二天老郎短信说，它已经去了，谁说没有个更好的地方等着它呢。

节哀顺变。

我总回忆他年轻活泼的时分，金黄色的，在我复式房间的楼上楼下奔跑，那个跑法，很像“鼠窜”，可是他停下看我的眼神，是纯净天真明亮的。可惜后来，也许是伴侣早逝，也许是婚姻不幸，他不再是一只阳光的猫咪，变得越来越阴郁。特别是在遭阉了以后，肥胖得一发而不可收，暮气沉沉。好在，嘟嘟长了一张周正的脸，英俊迫人的，无论它身躯如何庞大，姿态如何蠢重，那张脸却总是那张脸，有着青春的好颜色。

我爱他。固然是因为我好色，同样也因为爱人及猫，我爱着他年轻的时候我和他爸妈所拥有的那样一种热闹的生活。

恨何如之。

青春已远。

朋友飘零。

斯猫已逝。

这些天来远离书本、博客和豆瓣，忙乎了两个会议。

记得过去很瞧不上“双肩挑”，觉得他们吃了碗里还占着锅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不硬，文人不像文人政客不像政客——得，现在自己遭了报应，现世的。

莫名其妙也么哉，我有着双重身份，或者科学一点说，干两个岗位（只拿一份工资）。所以我在一年里的某个季节，会突然忙成一团，干着“秋后算帐”这个勾当。

我们这样的学术机构一年里是一定要举办至少一次学术会议的。没问题，咱办。会议很顺利，学术的方面我不关心，我端茶倒水察言观色鞍前马后，关心的是送茶点的按时到了没有，我定的会场别被人抢了去，麦克风都响吧而且不要吱吱的，集体照能在三个小时里拿到不，老泰斗吃螃蟹没什么风险吧，大队人马出行租多少雨伞合适，谁谁和谁谁不会掐架吧……我的“会务”很“到位”，即便不算“滴水不露”，也算得上“行云流水”，顺当。那天全都结束了的时候，居然很有几分自豪感，我这个书虫也被锻炼得如此练达世故了。

果然，就有人问，快升了吧，不然这么劲儿劲儿的？

我呸。其实不过是“负责”而已，俺基本上是个完美主义者。

正被评估所折磨的老H对我叹气，一个月了，一个月忙得没看书了，怎么得了呦。

我该看书了。

用了一整天校稿，对着电子版本看纸本的清样。这两章是我写的，文责自负。

校对的时候总有个疑惑：当时我这是怎么写的啊，跳跃性这么大么？逻辑关系哪里去了？不禁对自己的水平深深怀疑起来。

实在忍不住了，找了自己留的电子底稿，这一对照才明白：我的稿子是被“编辑”过的。我原来写了三章，现在被合并成了两章；我原来的每节很长，现在截短了，少了些过度段落，少了些展开的论述。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跳跃着，而且内在的逻辑模糊了。

脑子里蹦出一个短句“违背我们的意愿”，那应该是本女性主义著作的标题，关于强奸问题的。类似，我这些章节像遭奸一样萎靡着，言不由衷，辞不达意。

可是又能怎样呢，所谓强奸，重要的“条件”就是力量不对称，此书高手云集，我是众高手里最低的那只手，忍，忍了吧。

呵呵，要是与李安比，我还算幸运的——他自己搞的那个色戒洁本，剪的时候一定很痛的，不人道。

按照弗莱的理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对应着“黑铁时代”的“冬天”，文体以讽刺为主。所以恶搞自嘲调侃都是合时的，谁想认真地抒情一下，先问问人民答不答应。

没错，我也是这样的文体语气，很多陌生人说喜欢。要是我突然严肃起来呢，感时伤怀，爱上层楼，大家还喜欢吗？估计要被人评为“文艺”了。

管它。文艺一回吧。

P快递来一个蔑笼，十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我很恐惧地打开那个笼子，掀开蒲草，还好，没有张牙舞爪，它们都被绑着，石头一样死绿着。我提着绳子把它们一一放进水盆里，马上就有泡泡冒出来，水面微微地波动着，还有它们伸出来的眼睛和触须，也是微微地动着，都是活的。P很“懂”螃蟹，所以这十只是五公五母，搭配着来的。我想螃蟹不该实行一夫一妻制吧，但是其中的两只爪子扣着爪子，依恋着。不知怎地，突然觉得不忍。

服务生把活鱼送到桌边“验明正身”的场景见得多了，我还从哪里知道，饭馆里的这场景可以叫做“time to say goodbye”。但是自己下手把活的变成死的，没干过。我给IVON发短信，要求他回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可是他要加班回不来。他鼓励我说，想想老友记里的Joey怎么为吃火鸡找借口来着，它们“ugly，stupid and delicious”。

好吧，丑陋愚蠢又美味的螃蟹啊，别怨我不慈悲。

先对谁下手呢？我只吃得下两个，另外八个还可以苟延残喘一天。想了想，我选了那握着爪子的一对——我是怕它们撒开爪子我就认不出了，用意是好的，是在“成全”。我把它们摆进蒸锅，无聊地想起卡西摩多抱着爱丝美拉达。蒸汽很快冲上来，锅盖上一层水汽，幸好，看不见它们变红的过程。

虚伪啊虚伪，可我还是对着锅念了通《往生咒》：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揭开锅盖的时候，它们的爪子分开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螃蟹吃得最不爽的一次，虽然它们膏是膏、黄是黄，名副其实。

很文艺吧？

喜报总是花枝招展，老远一眼就能看出来。讣告一般是朴素的，小小的，不起眼的。小人物的讣告就更小，小到瑟缩。

一进办公楼的大厅，不祥地看见一角白纸，B5的尺寸。过去看看，惊悉学报编辑部的王群老师去世了，“因病医治无效，享年57岁”。

我只见过王群老师一面，时间不超过3分钟。我是去投稿的作者，他是资深的责任编辑。在知识就是权力的大背景下，掌握了知识发表权的学报编辑们，许多已经滋润起来、不可一世起来。但是我看见王老师伏案的样子，直觉他还很“传统”——那是堆得满满的如山一样的稿件，王老师拱起的后背埋在其中，干瘦、疲惫却又有所坚持。印象很深的还有他满脸的皱纹，眼镜后面望着我的锐利的眼神，凛然不可通融。

是的，虽然那种凛然感也许会令人不“舒服”，但是学术的把门人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交了稿，一句客气话也没说。后来，那篇长达15000字的论文，经过正规的评审程序后还是在学报上发表了，王群老师是责任编辑，一字未易。这就是我们的“合作”了。

王老师走了，这样的老编辑又少了一个了。

心里莫名地难受起来。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

以身布施，了不起的行为啊，一遍遍自我牺牲，牺牲的次数像恒河沙一样多，一天牺牲三个恒河沙数，再乘以“无量百千万亿劫”，恩，佛教讲究大劫中劫小劫，咱就按小劫算，一小劫是15,998,000年……这是多少啊，我反正是算不过来了。

可是，这样巨大的流血牺牲的功德，不及念念金刚经然后“信心不逆”。

有时候，我真替这个“恒河沙数”觉得冤啊，想想吧，像恒河沙那么多的恒河里的恒河沙的总数，这么个“无量”的数目，轻轻易易地就被抹去了，不及一个“看破”。“一”四两拨千斤地胜了“多”。

“恒河沙数”往往没有好下场，不过，“恒河沙”本身还是不错的。

“恒河沙者，佛说是沙；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此心即无心之心，离一切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

是啊，“恒河沙”的好处是“无心”，“无心”自然就能“离相”，看菩萨和虫蚁没有分别，对珍宝和粪尿一视同仁。人要是能“无心”，像“恒河沙”这样子，不喜不怒不贪不恶，善哉也。

几天前打包带回的“鹅肝多士”，我烤好了“多士”涂好了“鹅肝”，咬了一口还真香。于是我阴郁地想：这个“恒河沙”的境界，估计我也只有在“归于尘土”后才能做得到了。目前也只能是“恒河沙数”的众生里凑数的一个了。莫大悲哀。

我这里有个职位，管机房的，按照大学里临时工的聘任标准，大专学历就行，但是给的钱真少，名义上的1500一个月，扣了这个金那个金，估计就剩1200了。在别的地方这1200说得过去，但是这可是上海哦，附近租一间房都要800以上的，我把要求向管人事招聘的同事说了后，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

果然，没人愿意来。80后对自己的期望值还是很高的。

真的没人愿意来吗？一个都没有？真到这地步我又愤慨了。我对同事说：可是这份工作绝对清闲啊，一流的大学里，到处都是知识，多适合复习考研啊。同事耐心地教导我说：那些80后的孩子们都是独生子啊，宁肯花着父母的钱在大学周边打游击，哪里能把你这1500看在眼里啊。

我不懂了。但是向学校申请涨工资那是绝无可能的，发愁。

好歹我也算是大陆第一拨上网的人，可是不思进取，电脑水平远未与时俱进，除了用于打字和上网的那几个软件，基本是“脑盲”的水平。所以最上火着急的事情就是电脑瘫痪，平时好脾气的我一到此刻肝火大盛、不可理喻。这两天比较蹉跎，重装了自己的两台电脑，可是都不成功，事故仍然频仍，听声音，它们哼哼唧唧，吊着口气苟延残喘。我觉得，我一半的大脑，瘫痪了。

小时候我“粉”叶永烈、《大西洋底来的人》、《飞碟探索》、《未来世界》。在背书背得双目无神的瞬间，即便按照我那不很发达的科学思维，也假想过某一天向自己的后脖梗子某处插一块东西，利用人体的生物电能，自动记忆所有百科全书里的所有知识，让老师们见鬼去吧。后来有了PC了，“电脑”这名字深获我心，马上让它成为大脑的有机补充；再后来上网，相当于给自己的大脑找了无数插电的back up，“全都是智慧啊”。就这么着有了电脑依赖症，没它不行。

纵然被电脑折磨着，我依然对它有信心，依然期待着有朝一日插上块芯片——乐观地说是半人半神，悲观地说是半人半机器，管它。终极目标是能把灵魂贮存和下载，再为它换上金刚不坏之躯。那一天，早点到来吧。

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在闹市形成贫民窟或在郊区形成“城乡结合部”，这从来都是城市治理的难题。纽约、伦敦等大城市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都出现过这种现象，我看过的最恐怖的资料，是说在19世纪末纽约一间地下室里拥挤地住着好几十人，由于没有照明，有人死在自己的铺位上数天后才被发现。

寸土寸金的上海自然也是如此，孤岛时期房源紧张，上海人发挥想象力，把石库门房子化整为零，层层转租下来，出现了二房东三房东四房东现象。赵丹在《十字街头》里勇敢而乐观地唱：“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那怪模样，朗里格朗”——而这间房也只能是亭子间了。不过似乎当时对房契还是看得很重的，《七十二家房客》里房主借警察局长的势力想把房客赶走，改办成嫖赌玩乐的场所，结果贫苦的72家房客反对逼迁，演出了一场好戏。

去年看了一处二手房，就在对面的小区里，没有思想准备还真把我吓了一跳，两室两厅两卫一厨的房子，满满塞着上下铺，混乱地拉着绳子和帘子，连厨房和一个卫生间都住了人，每个空隙都堆了箱子脸盆等东西，也没数，估计住上20人是可能的。这样的房子市价租金是3200元/月，这样按床位租的话，按每床250算，大概是5000，主人算盘精明。房子搞成那般肮脏，我当场没了买的意向，而一张床上投来的目光让我发冷，是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吧。

这就是“群租”了，业主或者承租者把一套房子租给一群人，三人成众，四人以上才成群，这些租者之间未必认识，每人居住时间也长短不一，与非法小旅店别无二致。对于邻居而言，一套房子住四五个人与住二十人显然是不一样的，噪音垃圾安全隐患，有产者的抵制心理有情可原。而对于那些群租者来说，这是漂在上海的不得已的选择，虽然条件差，毕竟还有张床啊，比露宿街头强。

上海搞了个《业主公约》，打算一刀切地整顿群租现象，增补条款里指示：民房出租，一间房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居住。就象炸开了蜂窝，各派意见马上出台。居委会和片警坚决拥护，这样管理起来多容易啊。被群租困扰的业主邻居们也拥护，总算可以安静了。搞群租的业主会反对，因为收入减少。最大的反对声浪来自租客们，穷人们质问：这样一来岂不是要把大家逐出上海？

有一厢情愿的反对者提出：政府要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错了，那样的房子即便有也是提供给有上海户口的人群的，外来人口本来就不在考虑之列。房租这个高高的门槛，自然会限制住贫穷的外地人的脚步。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是富人们的上海，这个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没有广厦千万间，无法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假如上海出现劳动力短缺，只能通过加薪的方式来解决，如此一来，通胀的压力会更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