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我和IVON都喜欢有点小肉肉的美女，瓷实，肉头，满满当当，有太平盛世之感。也是因此，一直喜欢唐代的画，出游的夫人，簪花的仕女，捣练的少妇，全都珠圆玉润的，甚至画上的骏马和叭狗，也都一味肚大腰圆。当然了，按照我这好吃懒做的习性，骑马的美女、赏花的美女、洗衣服的美女，哪里比得上吃东西的美女更对我脾胃（错了，是心思）。所以，在众多唐人美女图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副佚名的《宫乐图》。

画上，十位美女围桌团坐，按照唐代的尺度，白白的，嫩嫩的，没心没肺地胖着。两个丫头桌边侍立，体形上明显小了两号，颇能说明问题——赵飞燕要是生错了朝代，也就是这种丫头命吧。桌边空着两个位子，两位美女去干什么了，补妆？悄悄话？醉卧芍药？引人遐思。作为趣笔的是桌子下趴着的一只哈叭狗，眯缝着眼，一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样子。想来原初画面一定是五彩斑斓的，因为要表现美女们的三白妆、堕马髻、花冠、透明轻罗、五彩绸缎、道不尽的富贵荣华。但现在，泛着茶色的画面上，只剩下朱砂犹自鲜艳，一些细节已经模糊了。事实上，它变成了另一幅画，时光磨去了宫廷题材的飞扬跋扈，留下沉潜温润的古意斑斓。

且说美女们中的四位集中坐在桌子的一边，从右到左，弄胡笳的、拨琵琶的、弹古筝的、还有吹笙的，后面一位丫头负责节拍，她轻敲牙板，显然是场自娱自乐的室内音乐会。我最欣赏的是左下角的那一位，也不操乐器，也不好好尊重别人的劳动，却在丫头的服侍下，端着一碗汤认真喝着，正是在这种游离中，有一种淡定的从容不迫。

那么，她喝的是什么呢？这就要细看桌上的陈设了。按照中国的逆透视方法绘的长案，其实是绷着篾席的，中间一个大海碗，半透明的质地，搞不好是玉的或者琉璃，右侧居中第三位美女，正用一个长柄勺子从那海碗里舀东西。桌上另有食盒、浅盏、小碗，原本杯盘林立，现在画面褪了色，不怎么看得出。专家以为，晚唐饮茶之风昌盛，因此美女们这是在品茗呢。如果是喝茶的话，那用的该是古早煎茶法，也就是茶汤煮好后以茶海端到案子上来，大家分而饮之。此画绢本设色，纵 48.7 厘米，横 69.5 厘米，有卷轴，按照一般唐人画卷，显得有些短了，我疑心是少了烹茶的部分。再看画中空着的两张腰形凳子，当能明白，那两位是去煮茶了，注意看右侧第二位美女，她端着碗，拧着身子，想是冲着伙伴道：不必多煎了，快来吧。

嗯，如果是饮茶呢，丝竹细细，茗烟淡淡，倒也雅致。可是一想到我心仪的胖美女是端着碗茶叶末子在喝，总有些不甘心。我宁愿她喝的是酒，看她一副牛饮的架势，没准已经微醺了——所以后面有个丫鬟扶掖着，怕她溜桌，唐代豪放女啊。退而求其次，喝那更富营养的、更有助于长肉的饮料，也好。到底是什么呢？赤豆桂花粥？波斯进口的玫瑰露？糖酪浇樱桃？地方特产羊杂碎汤？
       这次去台湾，直奔故宫博物院，《宫乐图》收藏在那里。可惜博物馆藏的宝贝太多，给大陆游客看的无非是“白菜猪肉火锅”——慈禧喜欢的翡翠白菜、一块酷似东坡肉的奇石、还有毛公鼎，《宫乐图》不在展出之列。唉，我在平台上慨然长叹，忽见博物馆左翼正在维修的一块地方挂着大幅广告，胖美女那里稳稳地喝着呢。闻说是某富豪在盖酒店，酒店而非茶馆，很好。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聪明人，陆续来到一个大湖边。
      甲在湖里发现了那种叫螃蟹的动物，勇敢地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因为从来没有经验，吃得比较生猛囫囵。后来因为两个小CASE，甲被判了死刑，也难怪，甲本是性情中人，把那敢吃螃蟹的勇气释放到社会生活中，忒也招摇。
      乙风闻螃蟹之事，也来了，不仅记下了甲吃螃蟹的过程，画下了示意图，而且还做了部分技术创新，搞出个理想螃蟹的指标体系。不过呢，乙的个性有点高傲，认为吃螃蟹是桩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动，一般老百姓是不敢吃也不会吃的。后来，他办了个螃蟹培训班――不是给螃蟹，是给人，给有钱有闲喜欢理想螃蟹的人。乙有不太对劲的地方，也不给学员上真螃蟹，天天拿示意图进行精神操练，所以真就有学员从来没见过现实中的螃蟹，以为螃蟹全都应该是腿儿少少、黄儿多多。
      丙是个美食家，兴趣广泛，见了乙的“螃蟹效果图”，嘴馋并且技痒。他来到湖边，在总结了甲和乙的经验教训之后，以前人所未有的科学态度写了第一本专著：《螃蟹学》。这本书算不上思路清晰――因为时局不稳，赶稿急了点。但是好歹面面俱到，不仅充分论证了螃蟹存在的生态环境、螃蟹存在的自然合理性，而且具体写明了几种常见的螃蟹食谱：蒸、炒、锔，丙以古代刘仪伟的精神这样唠叨着：这么着呢，你就揭开了盖，这么着呢，你就掰开了腿儿。
      多年以后，这三个人的故事、示意图、专著还在湖边热卖着。不计其数的聪明人一头扎进去，研究纸上的螃蟹。湖里的螃蟹爬上来，朝他们扬扬爪，他们说：去去去，你们也配叫螃蟹。等他们研究完了，就在湖边就地出书，或者是边研究边出书，书名如下：《上帝的螃蟹》、《关于甲的螃蟹观》、《比较螃蟹学》、《论丙：可能的螃蟹与可欲的螃蟹》、《乙之再再传弟子小传》、《混合烹蟹法的优点与局限》、《古代的螃蟹与现代的螃蟹》、《社会螃蟹论》、《蒸蟹党人文集》、《螃蟹与自由――兼谈螃蟹与醋的关系》。如此多年，湖里螃蟹生螃蟹，湖边专著生专著，那个热闹。最可恨的是，甲乙丙已经在地狱和炼狱的交界处――“芳草如茵”小区安家落户了，却总有不懂事儿的读者深夜敲门：喂，老丙，你那书的第250页，到底要说啥啊？我说你是更喜欢镇江香醋吧，老M非说你喜欢独流老醋，咋回事儿啊？！
      你肯定已经知道了，甲乙丙的大号分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个螃蟹，有个名号叫做“政治”。螃蟹长在湖里、没长在书里，咱还是自己想法吃去，别烦他们老几位了。
      临睡前看了七篇文章，言必称甲乙丙，写此留念。
      

1933年3月4日，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他将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节，这一段是这样的：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一节讲信、望、爱，而“最大的、是爱”。威廉•曼彻斯特在名作《光荣与梦想》中毫不吝啬地赞美富兰克林，最关键的可能是这一句：“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作道德问题。”是的，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罗斯福宣布：“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不良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不良的经济学。”

在他疾风暴雨、大刀阔斧的“新政”中，“政府有义务给予每个人过上舒适生活的权利”，是他与胡佛两人政纲的差异。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夸奖罗斯福的“激进”，认为他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承担了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缩小了收入差距。经济学家戈丁与马戈将这一阶段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利益受损的财阀们自然痛恨他，1936年大选前，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夙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主义、发战争财。他们已经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有组织的财阀把持的政府与有组织的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1936年选举结果，罗斯福获得2750万选民票，对手兰登仅获得1670万票，罗斯福在除佛蒙特和缅因以外的所有州获胜，赢了523张选举人票，兰登只有8票。1940年大选，罗斯福赢得449张选举人票，对手威尔基82票。1944年大选，罗斯福赢得432张选举人票，对手杜威赢得99票。罗斯福的大部分支持来自较低阶层，北方的黑人，南方的白人，乡村居民，城市移民，知识分子和蓝领工人。是的，富兰克林是仅次于林肯的、深受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

像所有极富胆识和魄力的领袖一样，罗斯福也是广受诟病的人物。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他的新政并没有使美国经济走出萧条，没准是帮了倒忙，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比如奥地利学派的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皆援引大量数字证明罗斯福新政的徒劳无功。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危机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当时美国严峻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新政也许没有使美国变得更富，但是新政使美国变得更平，正是这种平等化的努力，化解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在分析政治经济制度这些“硬件”的同时，“软件”亦是重要的，比如“社会心态”。“经济人”假设固然有道理，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远非那么理性，过度乐观的心态与过度悲观的心态皆有传染性，在大萧条的全民信心崩溃中，罗斯福是强心剂，罗斯福是定心丸，说他挽狂澜于既倒，不算过分。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没戴帽子、未穿大衣，在就职演说的讲台上以他洪亮的声音宣布：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历史应当记住这一天。

为平等而密谋的事情是有的，比如18世纪法国空想主义者巴贝夫所酝酿的平等派起义。

为宪政而密谋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美国开国元勋们关起门来召开的费城制宪会议。

为自由而密谋的事情更是有的，比如，嗯，比如1947年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之所以用了“密谋”这个词，是因为学社不搞宣传、不编学术刊物、甚至不出版会议记录，哈耶克相信，学社向社会和媒体开放会妨碍观念的自由交流。颇为吊诡的是，他坚信“自由市场”的价值，但是对于“观点的自由市场”却持守精英立场，内部论坛和外部市场，那是要分分清楚的。

第一届朝圣山会议俊采星驰、群贤毕至，39名成员来自10个国家，其中的4人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即：哈耶克本人、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莱斯。其他巨牛还包括：哈耶克的精神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舆论学开山鼻祖沃尔特·李普曼、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弗里德曼的导师亨利·西蒙、英国皇家协会主席约翰·克拉彭爵士、以及哈布斯堡家族末代皇储等等。

奥林匹亚圣山尚有天翻地覆的诸神之争，瑞士的“朝圣山”也并非一团和气。据说哈耶克本人希望将学社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社”，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反对说：“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插一句，哈耶克是天主教徒，一度带领诺贝尔获奖者觐见教皇，而奈特是无神论者），大多数与会成员则希望使用“柏克”、“斯密”字样，以示对政治保守主义老祖和经济自由主义前辈的敬意。作为妥协，最后商定了“朝圣山”这个名字。名字很难确定，章程不易出台，观点的交锋亦不鲜见，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货币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老掌门米塞斯因为有人支持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愤而退出会场，扔下掷地有声的一句：“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在此后60年的历史中，“朝圣山”贡献了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成为巍然屹立的自由主义思想智库，但是学社内部的权力斗争、观点斗争、学派斗争是很可以写部史书的。

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在“上帝”和“金子”（金本位）上仍有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却能同仇敌忾：不知感恩的知识分子！秋风编辑翻译的这本《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收录了朝圣山学社中13位成员的文章，包括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牛人的大作。还附有哈耶克本人的回忆和访谈，以及秋风本人写的《哈耶克与朝圣山学社》。在后记中，秋风坦言：“我的选择标准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有倾向性的……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希望看看，拥护自由市场的人士是如何分析知识分子反市场的理论、心理和态度的。”我觉得，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此书值得一读，到了这会儿，大家对资本主义满腔愤怒（不要轻易贴标签，应冷静，宜三思），其实更值得一读。

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谁是“知识分子”？

这一段是老生常谈了：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的产物，如果追溯“知识分子”的语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在俄国，别尔嘉耶夫引出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法国，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使法国舆论产生了分裂，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我控诉”的著名文章，几天之后，一批艺术界和大学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未来的政府首脑、当时身为记者的乔治·克列孟梭十分赞赏这些文人和艺术家的行动，并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从此以后，人们习惯上这样下定义：“知识分子，指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

哈耶克将“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认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可能既不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他不必具备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甚至不必特别聪明和智慧，事实上，他履行的是“传播观念之中介”的作用，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关键点在于他能够领先于大众获得一些新观念。“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简而言之，哈耶克将知识分子与专家、学者区别开来，如果一个专家、学者进入到非专业领域发表非专业议论，此时的他仅仅是个“知识分子”。

诺齐克的定义相差不远，他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所有受过某种程度教育或具有某种智力水平的人，而是指一批人文知识分子（文字匠，wordsmiths），他们的职业是处理用词语表达的观念、塑造词语留给其他人接受，这包括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者、报刊记者编辑及很多教授。这里不包括那些主要是制造和传播数字或者用数学公式表示信息的人士（数字匠，numbersmiths），也不包括从事视觉媒体、绘画、雕塑、摄影的人士。……人文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某些行业：人文学术界、媒体及政府官僚机构。”在这里，诺齐克实际上把智识阶层分成了三类：“文字工作者”、“数字工作者”和“视觉工作者”。而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乃是“文字工作者”或称“人文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教授们的政治立场是不同的，人文学院的教授向左，理学院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教授向右，至于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工艺美术学院的，中间晃悠着也好，呵呵。

这本书最为有趣的其实是这一点：13位作者基本上是“数字工作者”，经济学家居多，无疑，他们是把自己当作“专家”的。但是，在论述这个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使用多少图标、函数、调查数据，俨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空论”做派。此时的他们成了自己嗤之以鼻的那种人，既是莫大讽刺，又从反面证明，谁敢说人文类的议论无用呢。

回到重要问题：人文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呢？为什么他们在政治图谱上普遍左倾呢？

秋风没有收录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一章：《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米塞斯说：“有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变态，由于偏见和变态心理。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在他看来，这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这种官能症产生于偏见和嫉妒，“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自己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简单说吧，米塞斯医生以为反对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在于“红眼病”，失败者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美丽的谎言，然后把自由资本主义当成了替罪羊。

诺齐克发展了米塞斯的观点，称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缘于不成功者的怨恨。他进一步指出：是学校教育培养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宠儿”心态，使他们接受了一种按照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机制。但是，市场社会的标准与学校标准是如此不同，资本主义制度分配个人回报的唯一依据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上其他人的需要，它只问你经济上的贡献，而不管你的“个人价值”。所以，学校里少年得志的佼佼者如果步入社会，通常都要经历一番心理失衡；如果留在高校里攀爬学术阶梯，也会在与市场精英的横向比较中，发觉自己“收益受损”。（呵呵，“远看像捡破烂的，近看像卖羊肉串的，仔细一看社科院的”。社科院的研究员看经济学院商学院的教授屁颠颠发资本主义的洋财，还有死笨死笨的小学同学成了亿万富翁，怎能不怒发冲冠！）最令严肃的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是，“市场未必会给那些知识上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以应有的奖赏；它所奖励的是那些公众喜欢的东西。这些可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研究，或者有可能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思想内涵的东西。” （是啊，百家讲坛上的明星教授虽然干的是学术二传手的工作，但是靠市场机制赚了名望与大钱、甚至摇身成了“长江学者”。）正是这种心理落差，使人文知识分子对市场资本主义产生了冲天的愤怒，反反反，造反何须有理，造反就是一种心态使然！诺齐克指出，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掏钱购买知识产品的公众身上、而不是出在市场机制本身上。

斯蒂格勒考虑得比较周全，他觉得知识分子对于市场利润动机的厌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没有弄清市场的逻辑和运转方式，主要障碍在于经济学家本身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交流能力的退化，比如这样的经济学专业著作——“这本不得不过于冗长的著作将详尽考察一种经济，在此，效用函数的第二变量拥有无穷多的不连续性。为方便探讨这一问题，我假设，每一个体仅消费两种商品，并将在一罗伯逊周后死亡。我们将不断利用拓扑学这样的初级数学工具。”除此以外，斯蒂格勒强调，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市场，乃是因为道德伦理观“作怪”：“很多知识分子仍然觉得，一个由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体系，要优越于那种每个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社会体系”。

至于哈耶克本人，也许是受到李普曼的影响（1938年巴黎曾经举办过一次“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讨论李普曼在的著作《美好社会》，哈耶克与米塞斯、李普曼等20余位学者参加，可以算是朝圣山学社的一次预演），他关注时代的“成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分子倒向社会主义既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也不是出于邪恶的动机，而是出于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问题在于，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只根据某些普遍的观念来判断一切问题，不假思索地将某个科学或技术领域的原理运用到其他一切领域。知识分子在对一个新观念进行判断时，往往根据它们是不是符合他所接受的“普遍观念”，符合他认为“进步”的那种世界观。出于理性的自负，他们试图将社会改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从而倒向计划经济和历史决定论。哈耶克将此视为“真诚的错误”。同时，哈耶克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空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透过塑造公众舆论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使今日的观点影响着明日的政治。

概括说来，朝圣山成员批驳人文知识分子的地方无非如下几种：1.理想化，以为是理性的建构的，实则是十足的空想。2.出于失败者的嫉妒和怨恨，因为他们在市场上并不成功。3.对市场经济学的无知。4.受制于舆论氛围，以左倾的姿态居于道德制高点。人文知识分子出于这些原因反对市场？道理是有点道理的，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这类宏大问题，也许需要搁置一下吧。

跳出来看，知识分子是个热门话题，知识分子本身也喜欢谈论。

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比如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他指责大学日益制度化科层化，使知识分子们只好向“专家”转型，原来我们有历史学家，现在我们有美国史专家、法国史专家、华盛顿专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外孙研究专家；原来我们有文学家，现在我们有中古英语专家、哈姆莱特专家、追忆逝水年华专家、托尔金专家……知识分子们在自己的小菜园里辛勤劳动，在助教至博导的阶梯上发奋登攀——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他们仅仅是脑力劳动者，不得不取悦于“学生顾客”，也不得不奉承“院长老板”。某种意义上，他们在“平民主义”的时代，成为了“庸人主义”的践履者。于是，左派富里迪呼吁知识分子精神，希望知识分子重新成为真理斗士，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

另一个著名左派、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有类似看法，他批评当今的“文化左派”远离政治、辞别工会、无视国家，他们在学院里研究“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抛下马克思而拾起弗洛伊德，辞别社会学系转向文学系，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进。”罗蒂赞同哈罗德•布鲁姆的判断：许多有前途的年轻文学教师嘲讽一切，无所祈望；阐释一切，无所崇敬。文学系变成文化研究系后，文化研究系的本意是从事一些迫切需要的政治研究，但最终可能只教会了学生如何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

与他们相反，美国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则不看好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这些人常常非常真诚、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从制度上看，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市场提供“符号产品”，往往有迎合之意，常常有哗众取宠的娱乐化表现。苏力老师解释说：“符号产品市场也有其筛选机制，但是剩下来的往往都是能言善辩、妙语连珠的，不一定要深入但一定要浅出，甚至干脆就是浅入浅出的，能够同读者、听众或观众心连心的，甚至要在适当的时候走点极端，因为——如同王朔所言——‘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有道德优势’。由于观众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深浅，甚至不想知道问题的深浅，因此这种‘临时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受监督，可以信口开河，纵横天下，发布各种预言和判断，实际上扮演了古代社会的巫师和祭司的角色。此外，这种市场的热点变化很快，即使说错了，预测错了，也没有什么人回过头来反思、追究。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还大都只是到媒体客串，就业是在学术机构，有“铁饭碗”的（tenured）因此‘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没有被炒的危险。”——如果说朝圣山的解释多少显得无力，倒是波斯纳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与市场关系的解释颇像当头棒喝。客观而言，如果说哈耶克他们在几十年前哀叹的是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拒斥，而波斯纳忧虑的则是现今知识分子与市场的狼狈为奸，哪一个更危险呢？

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的吧：

•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 有独立思考能力并富于责任心的理性者。

知识分子不反对市场，只是在市场价值之上，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价值。

奔着鲁本斯的大名去的，但是邂逅了帕拉丁，也算意外之喜。

“图像的故事：安特卫普古典及新时代大师”正在上海美术馆展出。一般观众更重视“图像的创造”，不太重视“图像的传播”，所以那华丽眩目巴洛克的鲁本斯，尽管只有不大的一副，还是吸引了最多的目光，而鼎力支持图像传播事业的“帕拉丁-莫瑞图斯博物馆版画室”，虽慷慨借出了23副作品，可惜感恩者寥寥。由于文化的隔膜，绝大部分中国观众恐怕不知道“黄金圆规”（Golden Compasses）：在16、17世纪的书籍市场上，帕拉丁-莫瑞图斯家族的黄金圆规是印刷精良、品味高雅的标志，在19世纪之前，堪称欧洲影响力最巨的出版机构。

克里斯托弗·帕拉丁（Christopher Plantin, 1520?-1589，旧译克里斯托夫·普朗坦）是16世纪伟大的印刷商和出版商。他出生于法国，身世寒微，母亲在他幼年时去世，14岁左右父亲亦神奇“失踪”。所幸他在教堂神甫那里接受了一定的教育，虽然他一生都称不上“学者”，可是这些基础教育使得他能够从事“识文断字”的印刷出版行业。少年时代，他给里昂的一个书籍装订匠当学徒，按照业内规矩，娶了师傅家族的后裔。25岁左右他来到巴黎，开创了自己的印刷事业。可是当时的巴黎太过危险，国王着力于查抄禁书，至少有一名印刷商被处死，相形之下，奉行宗教宽容的安特卫普更具吸引力。多年以后，他在给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的信中说：

“从我看来，在其他的国家跟城市，我可以轻易地获得更大的好处；但我还是选择比利时，偏好安特卫普尤胜其他城镇。据我判断，世上没有其他城市，具备比它更多的资源，供人从事这个行业；这是令我如此决定的主因。它的交通便利——这里的市场，可以见到许多不同国家的货品，足以为证。此外，印刷技术上必需的所有材料，在安特卫普都有机会找到。要招募足额人手，接受任何相关的训练，一点也不难……最后，学风昌盛的鲁汶大学，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学养丰富的教授，我的盘算是，这些学识化为手册、教材与重要典籍之后，对大众的福祉将有莫大益处。”

的确，当时的安特卫普拥有10万人口，不仅是欧洲的印刷出版中心也是金融贸易中心，低地国家正在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帕拉丁毅然携妻将女，于1548年来到安特卫普，两年后获得自由民资格，他加入行会，以书籍装订匠的身份开业，同时也做印刷和销售书籍的小买卖，此外，他高超的皮匠技艺还使他承揽了一些为贵族制作皮夹和珠宝盒的活计。一次，有一个醉鬼误将帕拉丁认作别人，给他胳膊上来了一剑，剑伤的缘故，他从此不能亲自操刀做装订和皮件生意，被逼无奈中成为一个“专业的”印刷商。1555年，帕拉丁的印刷所开业，两年后，他雇佣了一个能干的年轻人，扬·莫瑞图斯（Jan Moretus），也就是他后来的女婿、合伙人和生意继承人。莫瑞图斯受过良好教育，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略懂另外几种语言。

1562年之前，帕拉丁只出版过一本真正重要的书，即极尽华丽之能事的《查理五世国殇记》，由国库出资。但是有人指控他传印异端邪书，迫使他于1562年离家出走。1563年他回到安特卫普，在几位富裕的中产阶级帮助下组建了出版商联合会。1564年帕拉丁在印刷商聚居的Kammerstraat买了新房子，命名为“黄金圆规”，并开始以黄金圆规做标志。出版商联合会在5年中出版了260余种书籍，有各种版本的希腊罗马经典、希伯来文《圣经》、弥撒圣祭用书等等。帕拉丁长袖善舞，在枢机主教格朗维尔、西班牙国王秘书德卡雅等人的提携下，获得了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宗教书籍销售独占权。使帕拉丁获得声望的是《多语本圣经》（Polyglot Bible），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最后印成堂皇的8卷对开本。此书印了1200份，耗去20000张皮，但是国王腓力二世12000克朗的空头支票并未兑现，基本是帕拉丁自掏腰包弥补亏空，属于叫好不叫座的浩大工程。

帕拉丁印刷所命途多舛，此后还被战火殃及、受宗教纷争左右、亦曾濒临金融破产，但是帕拉丁和莫瑞图斯坚忍不拔，一次次东山再起，终使印刷所成为16世纪西方世界的行业翘楚。最鼎盛时期，他们拥有16架印刷机，聘用员工80余人，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都有仓库或销售网络，包括法兰克福、巴黎、但泽、卑尔根、里昂、纽伦堡、威尼斯、马德里、里斯本、伦敦。作为印刷所标志的金色圆规在各地都造成反响。

帕拉丁是个严格的管理者，有资本家的苛刻。他麾下的工人从早上5-6点间上工，12点到1点间可以返家用餐，之后持续忙碌直到晚上8点。就工作强度上看，操作印刷机的工人每天要压印4000张，乃欧洲最快的速度。他悬赏给读者，声称帕拉丁的印本中绝无错误，是以给了排字工人极大的压力，不过他给的佣金并不高，据说排字工的薪水还不如修补屋顶的师傅。唯一令史家感慨的是，帕拉丁居然支持手下工匠成立了工会，这在印刷商人中属于凤毛麟角的举动。

对工人苛刻，对作者们也不大方。当时没有版权和稿酬制度，帕拉丁总是要求作家自掏腰包，承购一定比例的印刷成品，只有对极少数他喜欢的作者，方有“赠书”一说，至于又赠书又付给润笔的事例，只有两例，一是1567年德沙冯写成《簿记方法与格式》，帕拉丁不仅赠书100册，还付了45弗罗林，按照黄仁宇等人对资本主义与数目字管理之关系的研究，帕拉丁赞助会计事业乃是功在千秋的行为。二是1581年圭恰尔迪尼修订《尼德兰全志》，帕拉丁赠书50册，外加81弗罗林，也算是对新兴民族主义文化的一种支持。

帕拉丁印刷所的出品以印刷精良、品质上乘而著称，包括大量的宗教、科学与文学书籍，也包括单页的版画、地图和年历。要说其特色，就是图像的复制与传播。

在富裕的低地国家，图像从神坛走向民间，贵族订制肖像画炫耀家世，富商订制风景画静物画装饰宅邸，而不那么有钱的民众，则购买铜版画，铜版画是“穷人的绘画收藏”。随着版画的可复制特性为各界所认识，版画几为当时的“大众媒介”。

费夫贺指出：“各种不同场合、不同目的，都需要雕版师傅的一双巧手；或为了活灵活现地重现某个重大事件，或为了纪念沙场凯旋、国王加冕，或记录皇亲国戚主办的宴会、芭蕾舞剧、盛大活动，或依客户之意刻绘伟人肖像，或替学者、富商画像以赠同侪，甚或以图像方式保存街景供人留念。版画家比油画家更常受托作画，是因为只有版画才能复制，他们仿佛是古代的摄影师。”

铜版画迅速向插图扩散，这个过程中，安特卫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帕拉丁是最主要的推手。他聘请的铜版雕刻家，尽是安特卫普画派的一时之选。他于1566年出版解剖学之父维萨里与瓦威达的《人体结构图》，以42块铜版画做插图。1574年出版《古今名医硕儒群像》，包括67副铜版肖像。在1564至1586年之间，他还出版了不下55种以图为主、附有简单文字的“寓意书（emblem books）”，包括拉丁、法语、弗莱芒语和英语版本，这些书籍遍传遍欧洲，评价甚高，对图像的传播善莫大焉。现在的黄金圆规——帕拉丁印刷所遗址已经改为帕拉丁-莫瑞图斯博物馆（Plantin-Moretus Museum），2005年入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官方介绍说，它“存有16世纪晚期欧洲最兴旺的印刷和出版公司的生活和工作的详细全面的证明。公司的建筑里藏有大量旧式印刷器材、极为宝贵的档案以及以艺术品，还有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加一句，这个博物馆里最珍贵的是3000多块雕版图版！

最后，从帕拉丁回到鲁本斯吧。鲁本斯在铜版插图艺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他最早的书籍插图是为兄弟菲利普的一部考古学研究著作而作，1608年出版。需要提及的是，鲁本斯是帕拉丁的外孙巴尔塔萨的朋友，他不仅为巴尔塔萨的两本书做了插图，而且也为帕拉丁夫妇画了油画肖像。鲁本斯最著名的书籍插图是为教皇乌尔班八世的诗集所作的。除此以外，他还培养了一个版画学派，包括特奥多尔·伽勒兄弟（Cornelis and Theodor Galle）、卢卡斯·威斯特曼（Lucas Vertemann）、查理·德·马莱里（Charles de Mallery）等，他们的影响渗透到弗兰德斯的书籍插图装帧艺术中，流布甚广。鲁本斯深知，以图版为媒介广泛流通一己作品是大有裨益的好事，因此设立了版画工作室以翻印自家画作。他的今日盛名，不能说没有这些成千上万的版画复刻品的功绩。

上图：鲁本斯画的帕拉丁。注意他手中的圆规与书。

有关帕拉丁的其他一些图片在此：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6143953/

参考书籍：

Leon Voet: The Golden Compasses

费夫贺和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

余凤高：《插图的文化史》

与很多人一样，知道“小白”是从《万象》开始。他那种学术八卦的调调颇对我的胃口，是以追看了好几年。现在，《好色的哈姆莱特》出来了，据说是小白的第一本个人文集，作为暗地里的粉丝，能不捧场？不能啊！

集子里收的文章大多见过，之所以肯花那29元钱，一是以为既然叫了“图文本”，也许会比杂志上原发的图清晰一些、大一些、多一些、暴露一些；二是想翻翻作者的前言或后记，多少满足一下我对小白本人的八卦欲。可惜的是，第一个希望变成了失望，甚至，图还少了、小了、保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咋就这么不为人民服务呢）。第二个愿望也未能达成，小白是行家里手，神龙不见首尾玩得出神入化，私人化叙事半字也无。悻悻然，只好细看陆老的序《风月之余说小白》——姜到底是老的辣，看了陆老的第一句，我会心笑了。

陆老说：“谁说小白只写风月？他外文功底好，对域外书情了解得及时而全面，加上笔头功夫了得，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书评家、写作者。”风月者见风月，学问家见学问，普通读者看到的只是折枝花的天花乱坠，唯有学院派才感慨，这每一朵花都曾是有根须的，空谷幽兰、墙内红杏、秘密花园里的曼荼罗，难为他怎么采来的。小白举重若轻，那扎实辛苦的一部分，他轻易不让你看见。

回到陆老专论的《好色的莎士比亚》这一篇上来。陆老也看过那本“Filthy Shakespeare”，小白在文中提及：“据英国女编剧、莎剧研究专家宝琳·基尔南（Pauline Kiernan）在她的新著《咸湿莎士比亚》（Filthy Shakespeare，2006）中统计，莎士比亚作品中涉及女性身体私处的双关词汇短语概有一百八十种以上，包括“玫瑰”、“指环”、“花园”、“鸟窝”、“水井”、“O”和“Spain”（西班牙）等等让人摸得着头脑和根本摸不着头脑的各种说法。事关男性“阿物”的专用名词更是多达二百个以上。此外另有七百多种涉及其它淫秽含义的双关词句。要破解这些密码需要有极其广泛的知识面。”亚马逊网站显示，此书初版为1980年，已经卖了一百多万本，介绍一栏引《书评人周刊》说：It's a universal truth: sex sells！用在莎士比亚身上贴切，用在宝琳身上工稳，用在小白这里也蛮合适。

陆老作为英国文学专家、给学生精讲《哈姆莱特》的学院派中人，略有微词：“当然，如果小白同时能把学院派对这本书的贬评介绍得更详尽些，可能对师生写论文更有帮助。”陆老是明白人，话锋一转：“不过这样一来，机趣、神态全无，对一般读者就没多少可读性可言了。”没错，如果小白这文章里一会儿冒出一句“J·多佛·威尔逊在《〈哈姆莱特〉中发生了什么》[剑桥大学出版社，1935年]中指出……”，一会儿正色道“A·C·布雷德利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米伦公司，1914年]里早已提及……”，那就不是小白是小黑了——写论文的师生们固然眼前一亮，普通读者的眼中该全是黑线了吧。

嗯，小白闪开，这吃力不讨好的掉书袋的活还是让我来干吧。同学们，请务必去看J·多佛·威尔逊的《〈哈姆莱特〉中发生了什么》（Wilson, J. Dover. What Happens in “Hamle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5.），他可是宝琳派的师傅、最早研究咸湿莎士比亚的专家之一。鉴于此书较为古董，不易发现，退而求其次，可以去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的“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又鉴于此书是影印版，英文不太好的同学退而求其次，可以去看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的中译本《文学批评方法手册》。在我还吃文学那碗饭的时候，此书一直被我藏在书架的隐秘处，原因是它展示了用8种文学批评方法解析《哈姆莱特》等4个经典文本的方法，乃可欲而不可求的武功秘籍，想想看吧，涉及威尔逊的不过是“用传统方法分析《哈姆莱特》”一节的一小部分，而8种分析足够我给学生们讲上8节课的，还足够劲道。

小白没加注解，我不确定他也看了这本“秘籍”。在他的书里，威尔逊的观点的确出现过，在《好色的哈姆莱特》的结尾，提到“修道院”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俚语，意为“妓院”，所以哈姆莱特反复叫奥菲利亚“进修道院去吧”，实乃一语双关。我之不确定小白见过这本书，是因为小白的结论是：“这种激烈矛盾的说话方式恰恰证实：他的确仍然深深爱着她”。呵呵，好色的哈姆莱特到底好的是什么色，这可是学术界的特大公案。索引派以为，莎士比亚自己是同志，在他笔下，哈姆莱特对“罗马朋友”霍拉旭显然更友好。精神分析派不仅认定哈姆莱特是重症抑郁加丧志症，而且根据1910年精神分析学家厄内斯特·琼斯的著名论文《哈姆莱特与俄狄浦斯》，他还有杀父娶母的不伦之欲，他不爱奥菲利亚，爱的是他母亲。琼斯又说，因为恋母情结作怪，这个“妓院说”指明，哈姆莱特有明显的“厌女症”倾向。女权主义派不喜欢这个说法，他们试图自圆其说，既留意到“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之“政治不正确”，又试图辩解说，从坟墓那一段看，哈姆莱特还是爱奥菲利亚的。到现在，学术界的纷争尚未结束，这也正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表现吧。

打住吧，掉书袋属于自娱自乐，爱看的人不多。想起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之前，1589年左右，伦敦剧场已经上演过基德版的《哈姆莱特》——纳施说：“到处都是哈姆莱特，满嘴吐着悲剧独白”。小白此书一出，势必勾引起大家对哈姆莱特的又一轮兴趣，兴许啊，“到处都是哈姆莱特，满嘴吐着色情双关”。

附：《咸湿莎士比亚》的相关学术书：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by Harold Bloom

    The Ode Less Travelled: Unlocking the Poet Within, by Stephen Fry

    Shakespeare’s Bawdy, by Eric Partridge

    Shakespearean Tragedy, by A.C.Bradley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by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s Language, by Frank Kermode

快一个月没有更新博客了，只因这一个月一直泡在医院里。这个“泡”字很形象，水包着，而中间一块，是空的。每天，黎明即起，因为七点钟一定要赶到医院，家在东北，医院在西南，斜穿整个上海，如果没有IVON送我，还真不是闹着玩的。上海本来密度就大，医院里密度更大，著名医院里密度尤其大，而密度大了人与人之间就容易擦出火花，雷霆万钧的气氛，何况在这里，生命经常与人擦肩而过，所以气场足够震撼。可是我别无选择啊，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淡定，术语曰“谨遵医嘱”。有时候，上午医生那里完事儿了，下午还要按照护士的要求到场，中间的几个小时如何消磨是好？我改变生活习惯，脱下一贯的高跟鞋连衣裙改了平底鞋休闲裤，尽量在候诊室的灰色塑钢椅子上放松自己，我看书消遣。

一个月来，我重新看了全部伊恩·麦克尤恩，看了两本保罗·克鲁格曼，温习了《美国大萧条》，扫了一套三本“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外加几本轻松的：《另类美国史》、《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红色笔记本》，还有图文并茂的《阅读的女人》。我的患友们五湖四海、各式各样，大部分静默无语若有想若无想，有几个活跃分子聚在一起闲聊，也有几个像我一般读书的少数派，来自伊犁的那个每天读武侠，大波浪是常常圣经在手的。我琢磨着，我们这几个读书派，大概是把书当成药了，自己加的安慰剂。

有一天，虎虎生风地在我旁边落座了某位五大三粗的姐姐，人家从帆布袋子里掏出砖头般厚的一本书，我瞟了一眼，英文的，全是极其复杂的公式、公式、公式，令我顿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书外有书药外有药之叹。同样强的是，我以《阅读的女人》结束我的疗程，正文的最后一页，是穿着比基尼的玛丽莲·梦露阅读《尤利西斯》的照片。没错，摄影师证实，她的确读了《尤利西斯》。对于她来说，那是一剂什么药呢？

斯特凡·博尔曼：《阅读的女人》，周全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办公室里总有茶叶储备，有的是领导们“赏”的，有的是老老师们“捐”的，有的是睦邻单位们“送”的，偶尔也有个别家在茶叶产地的学生，诚恳地说，就一点茶叶而已，您就收下吧——我面皮薄，不想因为一盒茶叶和人家推来搡去的，也就收了。这些绿茶、花茶、红茶、白茶、乌龙茶，全都堆放在橱子的固定一格，和大盒雀巢速溶咖啡、大盒立顿红茶、五十一组的一次性纸杯摆在一处，谁想喝什么自便，有“单位”的豪迈气魄。

应季，这一阵子，办公室里的“龙井”来势凶猛，不是“明前”起码也是“雨前”。前几年风俗，“龙井”送来的时候，着装华丽，大盒子套着小盒子，龙纹凤藻的，堂皇而恶俗。今年有了新气象，流行很潦草的锡纸包装，说是直接来自茶园的。管它，我一视同仁地把它们当作“绿茶”——我们这里一不能替人消灾，二不能为人办事，倘若收到产自西湖边龙井村的“龙井新茶”，那才是咄咄怪事。往最好了想，来自龙井新产地的“新龙井茶”，那就不错。

茶事上我比较悲观。自己花个几十万去买一斤“狮峰龙井”？别说没钱，有钱我也不干。寄望于“混出来”以后收受贿赂？胆小，不敢。看来只能等待机缘喝喝蹭茶了，像刘姥姥借贾母的光尝了口栊翠庵牌的老君眉。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让我这样的外行喝了“千红一窟”，估计我也品不出个所以然来。免了罢。

茶本俗事，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牛饮的大碗茶，生津止渴，人人可以喝得。天公作美，各地几乎都有各地的茶，苞谷和黄豆都可以当茶，有一种很民主的气息。甚至于“禅茶一味”，也是从家常处寻破解，人家赵州禅师说“吃茶去”，可没说“吃某某茶去”。都是名士伙着富贵人make风雅，还有商人周旋于中，外加那个很封建的“贡茶体系”，让茶香沾染了铜臭气和腐朽气。而今，茶道这东西快沦为旅游项目中的美女表演了，“和静清寂”？没了。闻说现在的“好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送”的。最顶级的茶，来自几棵茶树上的，几十万上百万一斤的，乃是用来“特供”的。特供给谁？你可别打听。次一点的茶田，也被大企业大机关包得差不多了，成了“某某某茶文化基地”。

一堆嫩树叶子，让大家起了这么多分别心。单纯的茶事，变得“事儿事儿的”。顿足三叹。

从文字到银幕的颠簸旅程中，经常丢失一些作者的东西，又经常夹带进编剧和导演的私货。原作者经常丢失的东西，是“感觉”，文字所呈现的“感觉”的一面——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在银幕上只有前二者可以得到满足乃至大大的满足，可是对于后三者的表现，技术尚不到位，乏善可陈。编剧和导演经常赠送的东西，是“意义”，通过增强、放大某条情节线索，通过加重某几个符号，通过配乐的暗示和渲染，让观众向他们所指示的方向疾奔而去。唉，所以《香水》那样的以嗅觉为核心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并不讨好。同样，《朗读者》这样的小说，经过银幕上的一番改造，多了政治的意义，少了欲望的味道。

小说中没有、而在电影中很重要的“意义结”有三个，一是汉娜在教堂里不可抑制地落泪，二是汉娜踩着书本上吊自杀，三是米夏最终向女儿坦白了自己的故事。罪恶终结于泪流满面的忏悔，朗读终结于以书为梯的死亡，代沟终结于剖明心迹的和解，设计得很高妙。而小说中有、电影里没有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一场场乱梦，比如青年一代反思纳粹的思潮运动，比如米夏想象中的党卫军制服汉娜、用皮鞭不耐烦地抽打着马靴，尤其重要的缺失是，小说里面那占据大量篇幅的“汉娜的味道”。

汉娜是有洁癖的。第一次偶遇，主人公米夏因患黄疸病而呕吐，她并不轻柔体贴，而是干脆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着走过门楼下黑咕隆咚的过道……旋开水龙头，一上来先给我洗手。然后，她窝着两只手掌掬着清水，泼在我脸上算是给我洗脸”，再就是拎着两桶清水将过道泼洗干净。最要留意的是下一段，汉娜同情地搂住“小家伙”，而小家伙米夏“在紧紧的拥抱中，我闻到自己嘴里那阵子难闻的味道，又闻到了她身上那股子新鲜的汗味。”再往下，主人公去找汉娜道谢的一节，作者再三描述“清洁剂的味道”，写汉娜熨烫衣物、连内衣裤也熨。又下一节，主人公沾染了煤灰，汉娜给他放水洗澡，就这样，15岁少年与36岁妇女开始了非常规的鱼水之欢。

作者多次写到汉娜的味道、以及自己对这种味道的迷恋。“她爱干净成了癖好，早上一起身就洗澡。我喜欢闻那种香水味，新鲜的汗香味，还有她从工作里带回来的电车味”。是的，米夏所喜欢的汉娜的肉体，是“潮湿滋润、冒着皂香的肉体”。

曾经沧海难为水，当后来米夏结婚、与妻子格特露德一起生活，“我一直无法克制自己，老是把这一段日子同我跟汉娜的生活进行比较。每次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老觉得这种感觉不是味儿，她不是味儿，她碰起来、摸起来不是味儿，她闻起来也不是味儿，味道不对。”

多年后，主人公已经淡忘了汉娜当时的模样，汉娜成了“一个没有脸的她”，但是嗅觉上的汉娜依然那般鲜活，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这样长篇大论地描述：

“以前，我总是特别爱闻她身上的气味。她闻起来那么清新，是才洗过了澡，是新洗过的衣服，是方才沁出的汗，是刚刚被爱过的余味。有时候她也用香水，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而且，就是她用的香水，闻上去也要比其他香水清新爽朗。就在这种闻上去清爽的气味之下，又流连着另外一种味道，很浓重，潜伏着，涩得刺鼻。回想那时候，我经常在她身上嗅来嗅去，就像一匹小动物似的。我从脖子和肩膀开始，嗅那新洗过澡的气息；从那两只乳房当中，嗅那新沁出汗的味道，那汗味儿在腋窝处又和别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从那腰部和腹部，嗅那浓重而说不出来的气息，不过倒是近乎纯正的；还从那大腿之间嗅出一种水果般的气味。我也在她腿上和脚上嗅来嗅去，嗅到小腿时，浓重的气味就消失了，膝盖窝又有新沁出的汗水，她的脚闻起来是香皂味、皮鞋味和身体疲乏的味道。后背和胳膊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什么也闻不出来，或者说，就是她身体本来的滋味。她的手是白天干活的味道，带有车票的油墨香、钳子上的铁器味，以及洋葱头、鱼、煎肥肉、肥皂水、烫衣服的蒸汽等的味儿。如果她刚刚洗过澡，手上就什么也闻不出来了。不过，那也只是香皂味把其他气味都掩盖起来而已。过了一会儿，那些味道又会卷土重来，微弱地混合进一天干活的气息当中，那就终于是傍晚、回家和居家的氛围了。”

关于汉娜，米夏知道什么？经过漫长的命运的缓缓揭示，他知道她有罪、也知道她最深藏不露的身为文盲的秘密。但是米夏所知道的汉娜，仍有大量的空白点，比如：她的父母亲是什么人？她有没有兄弟姐妹？为何一生形只影单？在他之前，她有没有过爱情？她对自己的纳粹行为真的忏悔了吗？那笔钱和那个茶叶罐的意义是什么？甚至最致命的：她爱过他吗？

米夏试图理解汉娜，可是从另一个角度，导致这种空白点的原因，是他同时又逃避理解。审判期间，他的内心活动是：“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我要她远远离开，我要她遥不可及，要她成为纯粹的回忆。”作为学法律的学生，他从来没有否认过汉娜的罪，但是，“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这种“不应该的爱情”使他深感纠结，他没有向法官道出汉娜是文盲的真相，托辞是尊重汉娜本人的选择，但是其中亦有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必须隐瞒事实的成分。逃避汉娜，逃避罪感，逃避理解，他当了一名不直接面对世界的“法学史教授”。在一个个失眠的夜晚，他高声朗读，继续充当汉娜的朗读者，可是，他没有给她哪怕回一封信、探一次监、聊一回天。

直到没有退路，他才第一次去探监。而此时，汉娜的味道变了。在探监的时候，他闻到汉娜身上“老女人的体臭”。如果说原来有洁癖的汉娜，也许是在用肥皂和香水遮掩自己身上的“涩味”，就像她遮掩自己的文盲身份一样，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在经过多年的狱中生活以后，“突然放弃了一切”，她很少洗澡、暴饮暴食，变得臃肿肥胖，闻起来也有股味儿。这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笔，如果她爱着米夏，也许是会在乎自己的形象的吧，包括在乎自己的味道。快出狱了，她应该知道他会来。

在两人简短的交谈中，米夏因为“问心有愧而冒出万丈无名火来”，毕生第一次，他诘问汉娜：“在法庭审讯之前，你难道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上法庭、会成为话柄吗？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在我给你朗读的时候，难道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些吗？”这是米夏的正义感在说话，这也是米夏怯懦地转折地询问：到底，你爱过我吗？

汉娜说：“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不了解我，没人晓得我本是什么人，干过些什么事。你明白吗，如果没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人能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不过，死掉的人却可以，因为他们理解我……”

汉娜不爱。因为即便连米夏，也不了解她。她选择了死亡，没有给米夏留下片语只字，只是在遗嘱中告诉监狱长：“请您替我向他问声好。”

    最奇异的是，经过了这么多以后，在去执行汉娜遗嘱的路上，米夏再度梦到了汉娜——“我对于汉娜的情欲还是如此刻骨铭心，简直叫我悲痛欲绝。”

出于感觉的爱情，比如“气味相投”的嗅觉，是最本能的爱情。汉娜也许不爱米夏，她把他当作“小家伙”、满足欲望的工具、朗读者。可是米夏深深地沦陷于汉娜。一般而言，我们将这种迷恋叫做情欲，尚未升华到生死以之的程度，可是，正是这种带罪的迷恋，有着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强度，终生不移。评论者克里斯托夫·施扎纳茨说，如果让我在书架上找个地方放《朗读者》，我会把它和其他写疯狂的爱的书放在一起。我也是。

作者说，“人不因为曾做过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当然，汉娜不完全是魔鬼，而米夏，也并不完全不是魔鬼。人性、兽性与神性，经常以不同配方共存于常人身上，就像正义、残酷、宽容与惩罚，经常同在于这个复杂的世界。谁有权扔出手上的石头呢？

        除了本职学术工作，我的一部分工作是革命工作，自然，革命不是为了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近来江南春暖，草长莺飞，来客接踵，革命工作太多，连写博客的时间都没了。趁略有闲暇，记上两笔，聊胜于无。

其一。某饭局，坐了一圈正当年的中青年教书匠，某国外大腕做东。饭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不小心言及“学问”和“学术圈”的，五分钟而已，而从头至尾大家用中英双语热烈发表意见的话题是：买衣服。女老师们谈到网购、去国外或香港买打折品的心得体会；男老师们谈到在陕西南路买的一百块三件的拉尔夫·劳伦，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拉尔夫·劳伦；洋人介绍了国外的A级赝品，并拿出身背的假路易·威登包包，以占了资本主义很大便宜的咯咯乐，表达他的文化抵抗立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买衣服行为中有四类模式，一是只买真的，二是只买假的，三是半真半假的，四是“什么，还有真假一说的？”第一种模式相信真的假不了，反映的是对真理的信任、对秩序的遵守。第二种模式相信假的真不了，不是为了仿真，就是为了与资本主义秩序胡闹。第三种模式有点小虚荣，也有点占小便宜心态，万一便宜的还是真货呢，不好说。第四种模式最是天真未凿，根本不知道“牌子”为何物，高人举止，令人叹服。饭局散时，洋人照样背上假LV，L照样背上真Prada，H打算下次穿那个三十大元一件的拉尔夫来让我们赏鉴，大家全都表达了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宾主尽欢。

其二。某饭局，高层领导们已经由中层领导们领到雅间去了，我负责招待基层群众，也就是小秘书和老司机。而这顿饭是我很长见识的一顿饭，大家议论的话题是学术腐败、学术打假、高校排行榜内幕、教育界人事更替后面的潜规则、几大著名高校间的明争暗斗。天爷，这应该是那一桌的话题吧？我疑心是我职业陪饭的一身正装穿坏了，赶紧显示出我的俗人本色，我给他们布菜：“来来，糖醋小排。”

其三。某饭局，与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起。我喜欢某一类的老人，被岁月打磨久了，外表有玉一般的圆润，内里有玉一般的刚硬。我选了杨公堤乌龟谭边的一家茶楼，曲径通幽，廊下清静，隔着一座石桥，望得见碧水远山，桃花杨柳均含烟。古人云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杭州就是这点好，可以兼爱，而且山不太高，水不太深，没有巍峨深邃的紧张压迫感，可以亲近。茶楼是自助式，88元一位，可以坐一天，除了龙井新茶，有几十种小食供自选。我们蚂蚁一样忙着搬运果脯茶点，独老先生要了两倍茶叶，只饮茶，怕混了茶的清香。很自然地，老先生吟诵起柳永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岳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原本，我不喜欢柳词的，年轻时气盛，只喜欢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独上高楼那种调调，可是这一次，也许是人到中年，觉得柳永自有他丰盈的柔软的家常的适意。老先生八十三岁了，言及莼鲈之思，而未有夕阳黄昏之感，真好。

科学昌明到如斯程度，拔牙的工具还是很原始，护士拿来木质榔头，配合医生乒乓凿了好一阵子，又凿又挖又拽之后，我那疼痛的智齿终于离开了我，凭借麻醉了的牙床上传来的感觉，我也知道它是多么不愿意下岗。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它是智齿，也忘了它萌生时的疼痛，医生说它没为我做什么贡献，就是个看不见的摆设，最不可原谅的是，它还有蛀洞，我还好端端地活着，这块小骨头已经开始腐朽，还疼。是啊是啊，早该拔掉了，智齿就像青春期的后患，青春已过，后患无穷。医生刷刷开着单子：“你这个还是阻生齿，要多收20块钱。”啊呸。不过，我还是向医生要回了它，打算永久收藏，只因为，它曾是我的一部分吧。

在拔牙后的空洞感觉里看《小团圆》，移情作用的结果，总觉得我这是在看张爱玲拔下来的智齿，从别人的角度看来那么没腔调没情调的，却是她私密的、切己的、无用又珍藏着的、疼痛。

她的小说我们都熟悉，1992年安徽文艺的《张爱玲文集》出版，该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文青的一次集体文学惊艳。那时我们还仅仅是从文学本身来欣赏、模仿、追随她。1995年她的凄惨离世，方使大量的传记性研究出现。东鳞西爪地，我们熟悉了张爱玲的显赫家世、她与胡兰成的恩恩怨怨、她与姑母、炎樱和苏青、她的海外漂泊。文本与生平的两厢印证，把我们变成了“张迷”。爱屋及乌，她在上海的每一处住所甚至行迹，都有张迷认真考证。如果地下有知，她该很欣慰吧——全世界都负了她，但是读者没有、张迷不会。

宋淇在给她的书信里小心地说：“这是一本thinly veiled，甚至patent的自传体小说，不要说我们，只要对你的作品比较熟悉或生平略有所闻的人都会看出来”。好心的宋淇夫妇甚至出了不少“馊主意”，希望使《小团圆》更像小说一点。可是，张爱玲虽然写完了之后挣扎犹豫，在写着的时候却是泼得出去的，有着七巧那种生猛的泼辣劲。宋淇夫妇保留的这“毛坯版”，简而言之，十足一部第三人称的张爱玲自传。

喜欢追看八卦的，一看便知蕊秋对应着母亲、楚娣对应着姑姑、九林对应着弟弟、比比对应着炎樱、文姬对应着苏青，邵之雍即胡兰成，燕山就是桑弧，荀桦乃是柯灵，虞克潜便是沈启无，向璟该是邵洵美。不仅如此，姑姑与她不过尔尔，炎樱与她不过尔尔，苏青淡到可有可无，父亲是暴戾无用的，弟弟是无能懦弱的，男人是靠不住的，仆佣是算计人的，时代是乱世，梦是噩梦，她一身孑然，不能不算计、孤寒、自保和提防。“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这种不留温情的写法，使九莉和背后的她一并都不好看了。那又怎样？我看她如她那张标准像上的姿态，昂着头，拧着劲儿。不仅如此，她甚至走得更远，性事上写得如此大胆流利——倒是真把我吓住了的。

我一度以为她是天才型作家，看了此书，方知道她也脱不了女作家常要陷进去的那个“自叙状”陷阱，写来写去，都是围绕着“我”字打转。白流苏、葛薇龙、许小寒、郑川嫦、王佳芝、曹七巧，一个个人物原来都是有所本的，来自她父系母系或友朋圈中。流言实则本就流言，传奇只因为本就传奇。

我一度以为她是特立独行的女性，也是看了此书，才明白她一样有着传统女子的期盼和哀怨：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不要二美三美的大团圆，一对一的天长地久的感情，竟然就这么不可求？写此书时她该是五十多岁了，青春不再，但是那情感智齿还在。叛逆却自私的母亲，见一个爱一个的胡兰成，像两个随着岁月日渐扩大的蛀洞。她宁愿不顾形象、一定要把它连根拔出来，哪怕带着血肉和神经。

实话说，我倒更喜欢这一个刻薄的、自伤的、爱财的、自己搂着自己肩膀自说自话的张爱玲了，无他，因其诚。

经济形势不好，春天迟迟不到，长文写得无聊，小书翻开瞧瞧。理解为什么在乱世里会有宴安鸩毒、鸳鸯蝴蝶的一派了，偷得浮生半日闲，面对无能为力的境况，软弱的人们需要逃避。

《绘画中的食物》（Food in Paint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作者是肯尼思·本迪纳（Kenneth Bendiner），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艺术史教授（Professor of Art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去亚马逊上查了查，他还写过《维多利亚绘画简史》（Introduction to Victorian Painting, 1985）和《福特·马多克斯·布朗的艺术》（Ford Madox Brown, 1998），这本《绘画中的食物》出版于2004年。显然，他不是“高产作者”。（显然，前两天我写论文注释写得“药着了”，哪里需要这么多洋文！）

说起来，西方史学转向“社会”和“文化”已经有些时日，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平常物事，堂而皇之需要史学关注。所以，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书，已经不在少数，比如《艺术中的食物和宴会》（Food and Feasting in Art）、《食物是文化》（Food is Culture），我看过的《查理大帝的桌布》、《春膳》、《香料传奇》等在此列，我没看过的《一切取决于晚餐》、《咖喱传奇》等等也在此列。这一类书，不仅内容上亲民，形式上也亲民——读图时代，载文载图，食而有色，皆大欢喜。

前几十年，西方世界富庶无忧，中产阶级可以跻身于一向奢侈的艺术史研究，而从事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术界也颇有以图证史的风气，于是这类图书大热。感觉上，这一类型的研究还有越来越细化的趋势，高尚的鱼子酱、松露、瓷器、贵族飨宴有历史，中产的奶酪、巧克力、雪茄、葡萄酒、咖啡、茶叶有历史，大众的炖锅、牙签、鲱鱼、菠菜、下水，焉能没有历史？风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已经推出一套“食物公社丛书”，包括马铃薯、番茄、大蒜、辣椒、豆子，彻底贯彻“人与食物是平等的”这一政治正确精神。我很惶恐地想，某一天当我打开冰箱，会不会里面的每样东西都冲我嚷：认真对待我啊，我是大有来历的！

话又说回来，包了艺术糖皮儿的文化史研究、和包了文化糖皮儿的艺术史研究，我都钟意。“图书”读得多了，凭据经验，高下还是分得出来的，此书虽然没有得什么大奖，还真的是优秀之作。作者探讨的是15世纪以来绘画中出现的食物以及“食物画”的历史，重点还是欧美绘画中的食物题材。除了长篇序言，本书包括四章，第一章讨论有关食物集散与销售题材的作品，第二章是关于食物的烹饪题材，第三章关于餐桌上的食物，第四章讨论食物的象征和装饰意义。本书重新审视了一些艺术作品，有的出自勃鲁盖尔、伦勃朗、夏尔丹、马奈、沃霍尔等大家手笔，也有些出自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和众多艺术史学家不同的是，作者不是以艺术家为中心来对“大师笔下的食物”进行赏析，拘泥于挖掘作品的象征意义和风格特色，而是以画作本身为出发点，敏锐地捕捉这些作品传达出的饮食习惯、阶层差异、宗教信仰、医学观念和文学旨趣，很像一部围绕食物展开的社会心态史。

具体而言，作者的方法是从绘画主题出发，将盛宴、死亡的动物、水果、银质餐具、厨师、市场、餐馆、餐桌下的宠物等等作为切入点，对与食物相关的绘画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描述。在他看来，“食物画”的形成和发展自成一体，与艺术史的发展相伴随行，食物形象、画面构图遥相呼应，虽然根据社会变迁有所变化，却自始至终没有偏离这一特殊的“食物主题”。就像“耶稣受难”、“王者肖像”、“战争场景”、“卧室春色”一样，“食物画”代不乏人，无论是画家还是观众。也许，食色性也，食物的盛宴，外加视觉的盛宴，这双重的感官享受是“食物画”的生命力之所在。本迪纳博士亦明言：“本书中呈现的大部分食物画作表达的还是有关生理满足的题材，而这种感官享受也正是本书的主题。”

书中使用了147副画作，可惜开本有点小、很多图是黑白的、大部分图印得不够精致，最可惜的是，英文原版封面是乔治·弗莱格尔（Georg Flegel，1566-1638）的“食品大展示”（Large Food Display），却不知怎地换成了阿奇姆博多（Giuseppe Arcimboldo）那种有点恶心的“蔬果画”。另外，全书把最重要的“食品大展示”和林伯兄弟（The Limbourg Brothers）的《福星高照的贝里公爵》搞颠倒了，需要提醒一下。

《食品大展示》完成于1630年，传达的是17世纪对精致食物的复杂态度。画中有铺着绸布的三层食品架，陈列着十个盛着食品的盘子，另有瓷瓶、镀金瓶、水晶酒瓶和水晶杯，还有一瓶鲜花以及一只鹦鹉。而雍容华贵的餐具和装饰在这里只是陪衬，画中最突出的是各种各样的甜食，中心高架银托盘上蒙有糖霜的饼干和糖果最吸引观众的注意。整体上看，画家对画面的处理有严重的拜物教思想，那些架子和托盘像是神祗的宝座一般，将精美食品高高供起，充溢着享乐的气氛。可是认真看看，弗莱格尔在画面左下角画了一只蝴蝶、台布上画了一只苍蝇、花瓶中的几朵鲜花已经枯萎，这些图像因素暗示着盛宴难再、好景不长，是传统的劝世主题的表现。新教伦理，享受之际也总是带着些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这个乔治·弗莱格尔画了一百多副油光水滑的食物静物画，杯盘狼藉、面包如林、水果成阵，但是中间总杂着些“时间的虫子”，看多了心有所感。

PS：我觉得目前五星级酒店自助餐的陈列方式好像很受这个《食品大展示》的启发，而且，没有了虫子。我们当代的感官享乐是肆无忌惮的。

《绘画中的食物》，肯尼思·本迪纳著，谭清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

弗莱格尔的其他画作在此：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4904595/

按照王二德子（王尔德）的俏皮说法，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想得到的、得不到，一种是想得到的、得到了。假如需要二选其一，我们这类不算聪明也绝不太傻的人，当然会选后一种——如果得到也是悲剧，让得到来得更猛烈些吧。

从名利的尺度衡量，我远非“成功人士”。可能是小时候理想标准定得太低，到25岁我已经完成了一生的主要任务：混进大学、当一个教书匠。得到了之后的那种茫然啊，真是茫然。这种职业没有洒脱到悠游卒岁的程度，却也有体制内的种种好处，最大的好处恐怕是“稳定”，你不抄袭他人学术成果、不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不违法犯罪、该上的课上了、该写的书写了，基本就可以保住小饭碗。经济景气的时候周围朋友日进斗金，你挣那点钱，经济危机的时候周围朋友捉襟见肘，你还挣那点钱。别人的人生可以是过山车，玩的就是波澜壮阔，你的人生是死水微澜，淡定得不能再淡定了。

好吧，我承认迄今为止我的人生很是美好——周末，我在自家阳台上晾出7双冬靴，旁边盛开着4盆海棠，还陪着一名老公，一时很有奢侈所带来的独特感觉：33%的幸福感，33%的犯罪感，33%的隐隐担忧感。

怀疑是潜意识作怪，我不想让事情太过完满，所以我给自己找了点毛病，我拖延。话说有那么一个小课题，很正经，正经到无聊的程度，我已经拖了两年多了。经常下决心说“就写就写”，可是多少回还是耽搁了下来，借口是多种多样：心情不好，看见一只美丽野猫，插进一个急活需要完成，实在无它，还有百战百胜的“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这个拖延下来的课题，在日常生活里忽隐忽现，有点折磨人，所以很有“存在感”。唉，人生十分美好但还没有到十二分美好的程度。

最可气的是，它不会主动消失，它就在那里。前几天，实在是不能再拖了，我只好打点精神，用了两天把它赶了出来。算起来，两天码了也有五万字，这是什么速度。要是平时一贯这个速度，我疑心自己早就是学术带头人了。忽地想起来，不完成同类项目不能申报新项目，可是完成了这个项目，就可以申报新项目，我不是在逃避新项目吧？

怅怅地。今天听说师姐夫已于昨天去世，还听说明天师弟要做开颅手术——脑瘤。我这厢无能无力，数数还有什么可以拖延的稿子，掐着指头，一二三四……

(我家阳台上的花，难得开得这么好。)

1999年1月一个严寒的早晨，因为封闭的公路、公寓中破裂的水管、种种日常生活里折磨人的小事件，玛丽·霍林斯沃斯（Mary Hollingsworth）阴差阳错地到了意大利摩德纳的王宫档案室。借助一把窄窄的金属梯子，她爬到天花板附近，找到了一堆450年前的账本。接下来的3个月，她坐在楼上的阅览室里，读着整卷整卷的账本、成盒成盒的资料。Eureka！我发现了！玛丽承认自己“偶然发现的这些东西是对16世纪欧洲生活的一种特殊记录，它详细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王子是如何生活的。里面不仅提到了金银、丝绸、天鹅绒，显示地位和身价的俗艳衣服和小饰品，还提到了肥皂、蜡烛、鞋带、饭盒、排水道，以及其他日常必需品。总之，这些账本不仅让我们瞥见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而且还让我们知道了艾波尼多生平的最爱——钱。”

玛丽的“发现”足以让十个以上的历史学家咬着指头皱着眉头品尝满腔嫉妒的浓浓醋意，大家做梦都梦见被人所未见的史料绊个跟头或者天上掉馅饼般掉下来的是虫蛀发黄的独家档案，天啊，玛丽爬上那道金属梯，发现的可是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金砖。在当代，历史研究的中心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经济史、私人生活史，举凡契约、账簿、税收登记、公证人的议定书、商业记录、遗嘱、死亡证明、法院审判记录、选票、民意测验等等，都成为史家淘宝的好去处。不得不提及的是，没有史料和史料太多皆是悲剧，早在1929年，历史学家波威克就曾怀疑，“研究11世纪以来欧洲史或世界史任何阶段的任何一个人能否写出一部跨度在50年以上的真正伟大著作”，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里更是指出，“今天，这种怀疑还可以从50年的跨度缩小到5年，而且还要把地理范围的限度缩小到50公里以内”，他这是在说，历史学家需要掌握和驾驭的资料的数量是那样浩大，所以倾其毕生之力，能够搞清楚5年中50公里以内这一特定时空中的历史史实，就足可以含笑九泉了。玛丽所发现的这些账簿和信件，大约集中于1535年到1540年，真的只有5年的时光，只是地域上更为辽阔一些，因为传主艾波尼多在意大利与法国之间往返。这批史料像琥珀一样，完整地凝固了一段时空，全须全翅的历史啊，玛丽幸甚。

玛丽的幸运之处不仅在于这批资料的相对完整，还在于传主身份极为特殊：艾波尼多·德•伊斯特（Ippolito d’Este，1509-1572），属于意大利显赫的伊斯特家族，祖父是费拉拉公爵，祖母是那不勒斯公主，外祖父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外祖母是著名美人瓦诺莎·卡塔内伊，父亲是统治费拉拉和摩德纳的阿方索公爵，母亲是艳名远播的贵妇鲁克丽西娅•博尔吉亚，叔叔是富甲一方的红衣大主教，哥哥埃尔科莱公爵二世娶的是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妹妹。按照意大利传统，哥哥继承父亲的爵位，艾波尼多则要从事侍奉上帝的事业。所以他9岁就继承了叔叔的米兰大主教职位，25岁继承了父亲的大笔财产和圣弗朗西斯科宫，27岁带着52名仆人前往法兰西谋划前程，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结交，通过复杂的斡旋、谈判、收买，终于在30岁戴上了红衣大主教的帽子。通过艾波尼多，本书将教皇保罗三世、意大利公爵埃尔科莱二世、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联系在一起，上流社会的合纵连横、波谲云诡，足够吸引眼球。

但是，此书的特色不在于“宫廷秘史”，甚至艾波尼多的私生女和其他绯闻也只是一笔带过，全书还是用史料说话，通过艾波尼多的管家记录下的日常开销账目，一个斯库迪一个斯库迪地描述了意大利王子—红衣主教的“物质生活史”。原版本来有个副标题，“Money, Ambition and Housekeeping in a Renaissance Court”，“文艺复兴宫廷中的钱、野心与家务事”，非常贴切。英国著名传记作家罗伯特·莱西评价说，“她的文字能将你带到文艺复兴时期那位王子的身旁，让你以最私密的方式——他财富的秘密以及花钱的方式——来了解他。”其实，有趣的不仅是26岁的艾波尼多有611条鞋带、199串玫瑰数珠、102条手帕、29顶帽子、54双靴子，还包括他付给每位佣人的工资数额、意大利与法国之间客栈的床位钱、每壶酒和每个鸡蛋值多少钱、一次奢华的花费46斯库迪的午宴都包括什么东西、1537年艾波尼多的10479.68斯库迪都来自哪里、罗马生活成本高于费拉拉多少比例……最有趣的大概还是他这顶红衣主教的帽子值多少钱——他哥哥付给教皇40000斯库迪！不过，红衣主教是不差钱的，随后而来的法国夏丽修道院的年收入，就有10000斯库迪之多，还不算他的其他收益。概括地说，本书不仅描画了一位热衷赌博、打猎和美女的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王子的典型收支，也像纽带一样，连接起整个交易、制造、阶层、顾客的庞大网络。

Money Talk。金钱在一张张账单、一张张清单、一张张名单中锱铢必较地说着话，严谨的，冷酷的，利害攸关的。可是，将古人的购物清单转换成有情节的可理解的叙述，绝对需要高超的技巧、以及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作者在这方面的功夫令人赞叹。本书在2004年问世时，《卫报》上有书评说，本书不仅以丰饶细节描摹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图画，更是开创了一种特殊的描述历史的模式，所言不差。

中世纪的教皇，声名狼藉的不少，再加上拉藤牵蔓、关系复杂，就显得更为臭名昭著。

比如教皇塞尔吉乌斯三世，他有个15岁的情妇马洛齐娅，二人的私生子是后来的教皇约翰十一世。更耸动的是，马洛齐娅除了与塞尔吉乌斯三世睡觉，一生另有3位丈夫，她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儿子小艾伯里克，后来起兵反叛。这个小艾伯里克将母亲与同母异父的教皇兄长关进了大牢，然后将自己的儿子扶为教皇，即约翰十二世。约翰十二世特别不是东西，人称“天主教里的卡利古拉”，他把拉特兰宫变成了妓院，方圆数里之内，正经女士怕遭教皇毒手、不敢进入，据说他还与父亲的情妇有染，而最后结局也颇为雷人——某个戴了绿头巾的老公将他殴打致死。

但丁在《神曲》里把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倒插在地缝中烧烤，听起来很残忍，但是但丁有但丁的道理。这个教皇不仅买卖圣职，也很荒淫无耻，他在私下场合说：“怎么啦，和女人、男孩子上床就与搓搓手一样简单。”

正是因为知道些鸡毛蒜皮的教皇轶事，所以看到《红衣主教的帽子》的第6页我就来了精神。作者提到传主的母亲是“鲁克丽西娅·博尔吉亚”（Lucrezia Borgia），My God，那传主的外公不就是那个传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吗！罗德里戈•博尔吉亚以谋杀、贪婪和淫乱闻名于教皇史，他由叔父、教皇卡利斯图斯三世提拔，25岁当上红衣主教。本该“清白无暇”的红衣主教大人罗德里戈骄奢淫逸，他最有名的情妇名叫瓦塔莎•卡塔内伊（Vannozza de Catanei），二人有4个私生子女，其中就包括这位鲁克丽西娅·博尔吉亚。然而，当他60岁加冕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后，换了个16岁的情妇吉乌利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nese）。这姑娘也颇有心计，她为自己的哥哥谋了个主教职位，后来一摇身“变成”了教皇保罗三世。

鲁克丽西娅·博尔吉亚，娇美、苗条、金发、宛若天仙，她一生结婚三次，名声不佳。有谣言说她与自己的四个哥哥、乃至教皇父亲有染。但是她一派雍容华贵，第三次出嫁带了10万杜卡特的现金以及7万5千杜卡特的珠宝实物，来自教皇父亲的这笔庞大嫁妆由72匹骡子装载。尽管她在第三次婚姻中还是红杏出墙，有过好几个情人，但是按照16世纪的标准，也还算是个优秀的公爵夫人，因为她在17年中为丈夫生了8个孩子——活下来4个。39岁时，她死于产褥热，“丈夫悲痛欲绝，晕倒在葬礼上”。

改天接着写这个《红衣主教的帽子》。图片就是Lucrezia Borgia。本来的图片是露点的，可是博客大巴无法上传那张原版图片，只好上这张“节选”的了。

         下午三点十分，我关上电脑锁了门，施施然下楼。一楼报告厅有梁文道的讲座，我也想去听听他究竟道出何等样的非常道。可是，一到中庭就知道不妙，不断有学生疾步赶来，我扫了一眼报告厅的窗子，WOW，人山人海，站都没有地方站了。

看来我对梁道长的号召力严重估计不足。

且说我对这个报告厅太熟了，260个座位，刚好够开一个全体教师加本科硕士博士与博士后的“迎新会”。房间潮气很重，略有霉味，用了几年下来，看起来不太精神。如果是隆重的会议，旁边新的培训中心有堂皇的报告厅，矿泉水瓶子都是拉着线对齐了摆的，专业化程度极高。可是亲兄弟明算账，那里是要收取不菲费用的，所以，凡是冠了“学术”名义的报告，还是安置在这个老厅里。

学校是店大欺客，学生们也跟着“势利”起来，等闲的专家学者不太放在眼里——附一句，来讲一讲的专家学者鱼龙混杂也真是太多了，整个学年平均起来，不算学校的，就是学院里，每周开出2-3个讲座来，那是小菜一碟。估计学生们也疲沓了，每逢“要人”的讲座报告，“有关部门”最头痛的就是哪里抓些学生来捧场。国际知名学者来，260人的大厅里坐稀稀拉拉五十人，本院领导已经很高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来，听众也就是百人左右。后来搞了个栏板，在报告厅中段架起来，遮住后面的座位，图个好看。

依稀记得凤凰副台长去年来，特意安排了两个班，才搞出个盛况空前。而梁文道这一次，也没大举宣传，有这么多学生小跑着来听报告，真的是不一般的场面。梁文道厉害是厉害的，同时呢，也不能不感慨时下规则，不露脸的就是比不了露脸的，都是“媒体人”，在前台的和在后台的，聚光灯下的和聚光灯后的，拿着话筒的和没拿话筒的，差别大了去了。

我踌躇了一小下，凭仗本院教师的老面皮，或许可以在“前排就座”，可是万一前排已经没座了呢，我跟学生挤着听非常道？似乎不仅是个师道尊严的问题，想想，我还是没进去。唉，一路走着一路忧愁，下月我请来的学术泰斗，货真价实，但是空谷幽兰型的，我哪里去抓学生呢。

《南方周末》上看来的一篇文章，谈“文人”与“雅士”的不同，言区别在于笔墨重心和叙述旨趣。文人写作，志在人生世态；雅士弄笔，精于风景器物。前者热血，后者淡定。前者入世，后者脱俗。而我想，双料的文人加雅士，与单科的文人或雅士，能相安无事，就好。

刚阅毕扬之水先生的《终朝采蓝》。杨先生的书与文陆陆续续经眼不少，可惜我不是研究先秦文学与名物之学的专业人士，看她的文字，图的只是个悠远与清净，在读了一整天诘屈聱牙钩章棘句的煌煌文章后，读几页之水文章，温润可喜，有林泉高致之叹。

先生对诗经有很精深的研究，但是以我的浅见，她用起诗经文句，当真是“信手拈来”，所本的是她个人感觉，而非考据得出的“原意”。以“扬之水”这个笔名来说，诗经国风中以“扬之水”为题的诗歌，共有三首，她自己在《诗经别裁》里对《王风•扬之水》独有偏爱：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历代学者大都以为，“扬之水”是说周王室的势力衰微，国人有从军之怨。先生本人也是持此意见的。那么何以取这样一个有怨怼之气的笔名？在张中行先生笔下，扬之水先生的解释是：“无何深意，只是念一遍，觉得好玩而已”。换言之，她喜欢的是“字面义”而非“引申义”，其率性的一面，跃然纸上。

《终朝采蓝》的书名也是源自诗经的，十一年前扬之水先生的另一本文集叫“终朝采绿”，现在算是呼应。语出《小雅·采绿》：

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

一般解释沿用毛诗序，说是表现“怨旷”之作。但是扬之水先生取的“终朝采绿”“终朝采蓝”的字面义和“另外的”引申义。她在《后记》中说：“‘采绿’，‘采蓝’，皆是‘寻微’，虽然所‘寻’之‘微’有异，但‘寻微’中所具有的发现的快乐却是相同的。”此书的副标题是“古名物寻微”，虽然此“微”不是彼“微”，可是她取“采薇”之乐，的确有共同之处。绕了一回，我惊觉倒是我泥古了。

“名物之学”本是经学中的一支，扬之水先生对它的定义是：“研究和古代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古代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浅白些，就是发现和寻找“物”里边的故事，给历史注入细节，让生活细节活起来，带有人的气息和温度。从路径上说，结合了考古、文本与图像研究，与西方的新社会文化史有相同之处。

翻书翻到半夜，从床、桌、行幛、花瓶、茶角、香筒、拜匣、砚山、手炉、折扇、十八子、剔牙杖一路看下来，看到《春盘》眼前一亮，这篇终于谈到了吃食，而且是我情有独钟的吃食：春饼，又叫合子菜。她引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

“热水烫面，加香油，烙成双合饼，吃时揭开两片平铺，放好饼菜，卷成极边式的细卷，吃个有头有尾，不会散开，不会流汤，才算是会吃的。”“春饼最要紧的是生熟各菜，除必须的生酱（或用甜面酱）、葱丝（最好是羊角葱丝）以外，熟肉菜是酱肘子铺所做的酱肘子丝、小肚丝、熏鸡丝、烧鸭子丝、咸肉丝、熏肉丝、炉肉丝、叉烧肉丝……”

怎么那么多肉丝啊！我记得大舅妈在世的时候，给我们做满族式样的春饼，有些不一样：野鸡胸脯肉炒咸黄瓜丁，五香肘子丝，野兔肉丝、绿豆芽炒粉丝，土豆丝，韭黄炒鸡蛋，葱和酱，卷在荷叶饼里，有人间致味。

看“采薇”看到食指大动，真不应该。一下就暴露出本来面目了，虽然我也寻章摘句地写了恁一大篇。叹，我原来不是雅士一枚。

1548年，法国南方朗格多克，一个名叫马丁•盖尔的富裕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1556年，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后，妻子贝特朗却说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给蒙骗了，于是将他送上了审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那位口齿伶俐的男人几乎让法庭相信他就是马丁•盖尔时，一个木腿人闯进法庭，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骗子迪蒂尔最终被判处绞刑、焚尸灭迹，那是1560年9月的事。1561年，市面上已经在发行两种关于此案的小册子，其中一种的作者，正是此案的法官、博学的法学家让-德•科拉斯。到1567年，此书已经印行5次，另外还有好几种相关印刷品在流传，人人都在谈论真假马丁的故事，包括哲学家蒙田。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故事被不断重述，1982年还上演了一部戏说版电影《马丁•盖尔归来》，假马丁由德帕迪约扮演。参与了电影剧本编写的史学家苦恼于“影片脱离了历史的记载”，于是她重新讲述了这个著名故事，也是在1982年，同名专著出版。这本书是销售业绩最好的历史学术著作，作者获得了学术界和大众的双重认可。

是的，这就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这部书被誉为后现代史学的典范之作、微观史学的典范之作、历史人类学的典范之作，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共享盛誉。在大陆学界，有关此书的介绍与评论，前有冯象的《木腿正义》，现有刘永华的《代译序》，除了高山仰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感兴趣的是正文之外的东西。

首先，“鸣谢”部分。最后一句很俏皮：“假如没有我货真价实的丈夫钱德勒•戴维斯的帮助，这本有关冒名顶替的配偶的历史著作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到这里，八卦是一定要八卦一下的（为了证明以下八卦是有历史依据的，不妨找一本《新史学：自白与对话》，里面有对娜塔莉的访谈）。话说娜塔莉是富裕犹太人家出身，读本科时就欣赏社会主义，积极参与左派活动。大三时参加哈佛暑期班，认识了年轻的哈佛数学家钱德勒，两人志同道合，六周后闪电结婚。因为钱德勒并非犹太人，娜塔莉的家庭势必反对这桩婚事，所以勇敢的娜塔莉既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通知学院，堪称“私奔出嫁”，当时她可只有19岁。在50年代美国麦卡锡***潮流中，夫妻俩遭受迫害，丢了工作，护照被没收，钱德勒甚至被逮捕、关押，然而在逆境中娜塔莉还是生养了三个孩子、并且拿到了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她说：“生养孩子帮助我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它使我更加人性化；它教会我心理学和人际关系，并且令‘物质需要’和‘身体’这些抽象的名词血肉丰满；它向我展露了家庭的力量，而那是那个时候很少有历史学家去研究的。”（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是妇女史、家庭史专家了，没有孩子啊！）政治迫害问题直到1963年才告解决，那一年钱德勒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教职，娜塔莉也追随而去。多年以后，娜塔莉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钱德勒也不含糊，不仅是数学家，还以Chan Davis的笔名发表科幻小说。他们是1948年秋结婚的，天，结婚60年啦。

其次，插图。中译本里附了11副插图，都是从古老的出版物中“移动”过来的，与本案密切相关的有5幅：1561年科拉斯《难忘的判决》封面和首页，科拉斯的画像，1658年第一幅关于马丁•盖尔案的图像说明，马丁•盖尔的游历路线。非直接相关的有1555年的版画“农民的舞蹈”，1529年的“一对乡村夫妇”，1545年左右的“古怪的士兵”，1541年的“被告人与见证人的对质”，1574年的“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件”，最后还有1612年的精美版画“惩罚降临到木腿上”。娜塔莉在本书中所采取的路径，是重构主人公所生活的世界，方法是尽量从本地或附近村子的资料中寻找线索，比如十六世纪的婚约、遗嘱、土地买卖合同、教堂和法庭档案，以求尽量逼近当事人的生活和心态。出于同样的构思，除了有关案子的图像资料，也采用了当时表现农民生活、士兵、夫妻、法庭和教诲故事的图像资料。然而，“以图证史”一方面有直观的优点，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危险性（详细分析可参见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拿1658年第一幅关于此案的图像来说，离审判已经98年，夫妻两个的形象不仅被拔高成贵族打扮，而且从妻子的带裙撑的大裙子来看，也是更加接近17世纪而不是16世纪。图，很难是现实主义的，多半是表现主义的，历史著作里所采用的图像史料，我觉得还是要加以更多的文字说明。以本书来说，它们的来源和背景多加些笔墨就好了。

第三，相关论著选目。在正文后面，娜塔莉列出了二十余种有关马丁•盖尔的论著目录，“有名无实”，没有附上文本，让人多少有些遗憾。娜塔莉承认自己从海登•怀特和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那里获益良多。怀特在《元史学》里阐释了“历史若文学”的思想，指出“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历史著作在叙述上与文学叙述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只不过史学家“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创造”故事而已。史东亦提出“史学家总是在说故事”，历史书写形式正在从“分析”重归“叙述”传统。娜塔莉既感兴趣于历史档案中的“虚构”（她的另一部名作就叫《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换言之，她重视档案中的“小说品质”；又在详尽占有历史档案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更具合理性的“虚构”。其实，如果把这些论著的文本搞全了，是可以编写另一本书的：从马丁•盖尔故事的传播与演变看几个世纪中民众心态的偏向与转折，应该很有趣。

马丁·盖尔的故事之所以一再重述，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乃是因为它足够戏剧性也足够含混，其中有大量的空白之处召唤着读者的阐释。娜塔莉•戴维斯在《前言》的最后一句说：“再次讲述马丁•盖尔的历史，又是何等令人愉快的事啊。”她愉快过了，不知道下一个从重讲故事中获得愉快的是谁。

鲍德里亚、波德里亚、博德里亚尔、布希亚，能指虽然不同，所指却是一个：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20世纪的法国，不知道哪颗星宿保佑，除了输出时尚，还源源不断地输出思想，那一个又一个大师啊（把脚趾头加上也数不过来），为全世界多少博士候选人提供了标题、关键词、正文、引文和注释。我疑心就在此刻，就在中国的大学宿舍里，上百名文科博士候选人对着电脑屏幕大睁着失神充血的眼睛，被这群人整蛊得不轻。

鲍德里亚与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年龄相若，福柯1926年出生，布尔迪厄和德里达都是1930年出生。在巴黎的知识界同行看来，他们四个都属于“外来者”和“乡下人”，本来“文化资本”不足，后来却成为思想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而且他们端着体制的饭碗却说着体制的坏话，让人欢喜让人忧愁。他们四个，福柯活到58岁，布尔迪厄72岁，德里达74岁，而鲍德里亚，最为高寿，77岁。虽然说出道时间略晚，原本的声望也不如另外三个显赫，但是龟兔赛跑的结局想来大家都是知道的，经过大红大紫之后，那三个有些“过时了”，在图像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当代，倒是鲍德里亚慢热地后来居上地火了起来。在中国，陆续出了如下鲍氏著作的译本：《完美的罪行》（2000，商务出版社）、《物体系》（200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消费社会》（2001，南京大学出版社）、《生产之境》（2005，中央编译出版社）、《象征交换与死亡》（2006，译林出版社），外加八九本中外研究著作。进入2009年，国内最大的举动，是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五本《冷记忆》（Cool Memories），真酷。

要搞明白《冷记忆》，恐怕还是需要了解一些鲍德里亚的生平八卦。

他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Reims），祖辈世代都是农民，父亲是个小公务员。鲍德里亚是家中的独子，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从小就有叛逆倾向，本来读的是市重点高中，有希望考取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可是备考期间与父母决裂，居然离家出走当了一名农工。后来，回到正途上，索邦大学德文专业毕业，考取了德文教师资格，从1956年开始辗转于数所中学，业余翻译布莱希特等人的著作。

经过了十年蹉跎岁月，他下定决心要挤进学术体制的窄门。60年代早期，他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连发了三篇译文和文学评论，1966年也就是36岁时，终于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同年9月获得了南特大学（巴黎第十大学）的社会学助教职位。1968年，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出版，这就是那本备受赞誉的《物体系》。当然，1968年的年度主题是造反，鲍德里亚站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方，参与激进刊物《乌托邦》的编辑，还积极为“五月风暴”造势。鲍德里亚一度夫子自道：“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鲍德里亚从1966年到1972年历任助教和助理教授，但是从1972年开始，他获得了南特的社会学教授职位，在学术体制内端上了金饭碗。在南特执教20年后，他于1986年“转会”到巴黎第九大学，1990年辞职退休。值得注意的是，退休并不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倒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

20世纪学术的一个特征是：欧陆学者在非英语世界出名了还不算出名，一定要经由英美的中介在英语世界里出名了那才叫真出名。鲍德里亚的作品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大量英文译本，而他自己也开始了那种“喷气机教授”的环球学术旅行。1988年9月21日，英国《卫报》以“鲍德里亚是谁？”为标题，用整版篇幅对鲍德里亚详加报道，不无夸张地称其为“社会学教授，大灾变的预言家，大恐慌的狂热抒情诗人，没有中心的后现代荒原的痴迷描述者，纽约文人圈最热门的人物”。此时的鲍德里亚顺应时势，开始了更加通俗化的写作——当然在大众看来还是深奥晦涩神经兮兮。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却在媒体上发表炸弹型文章，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未曾发生》，强调第一次海湾战争只是传媒制造的一场影像战争，符号与现实的断裂被传媒发挥到极至，这样的判断既引来瞩目也惹来非议。讽刺的是，恰是他所批判的传媒将他捧到聚光灯下，使他成了世界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他本人，也很配合地营造着神秘感。他个子不高，面部表情丰富，又伶牙俐齿。传90年中期他在拉斯韦加斯附近的威士忌彼得饭店的舞台上露面，穿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的服装，很有媒体所追逐的“戏剧性”。而在学术界，在道格拉斯·凯尔纳、马克·波斯特等美国学者的鼎立译介和拥戴下，从1996年起，一个“鲍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也开始形成。锦上添花的是，鲍德里亚作为“摄影家”的声望亦突然高涨起来，他受邀参加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并陆续把影展开到澳大利亚（1994年）、加拿大（1994年）、印度（1995年）、巴西（1997年）、日本（1997年）等国家。

1997年，有一本打击面很广的书面世：《时髦的废话：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骗局》（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Abuse of Science），作者强调说“如果文章看不懂，那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它本来就没有谈论什么东西。”鲍德里亚也知道自己的著作难懂，他说：“我要写的东西被人看懂的机会越来越小了。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问题。”鲍德里亚最为“大众”的时刻，要数1999年《骇客帝国》（The Matrix）第一部上演，尼奥藏着电脑软盘的书籍，赫然是鲍德里亚的《类像与仿真》。据说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是鲍德里亚的粉丝，这部电影是向他致敬之作。有趣的是，鲍德里亚根本不领情，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电影中提到他的书“主要来源于误解。”可是，根据后现代理论，误解也是一种理解，不屈不挠的导演兄弟在第二部与第三部的拍摄过程中，还是要求演员先要去读鲍德里亚的书。随后的草根追捧和学院研究，硬是将这部电影搞成了鲍德里亚的“广告片”。鲍德里亚一生中最后一个大众性事件，大概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他发表《恐怖主义的精灵》，大胆放言说：尽管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但它能反映出美国全球化本身的不道德。引起不少美国人的质疑。

2007年3月6日，鲍德里亚在长期卧病后病逝于巴黎。哲学家热内•谢黑（René Schérer）深得鲍德里亚思想的神髓，他说：“看起来应该就是这样，鲍德里亚的葬礼从未发生过。更好的是，从现在起他将一直活下去。”

是的，鲍德里亚逝世两周年了，但是他继续与我们共享这个“虚拟”的世界。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应该沿袭他的批判性姿势，调皮地问一句：有过一个真实的鲍德里亚吗？

师姐G原来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优等生，忽然厌了实验室生活，横着跨了一大步，以传奇考分当了我的师姐。我百般诧异地问她，点解？她说，听说这个专业是专门看小说的，那得多轻松啊。唉，谣言和误解真的害死人！等到师姐被这个“专门看小说”的专业折磨了一年半，恍然大悟了：什么小说一旦成为“研究对象”，需要挥舞理论工具去开掘深度，连大仲马和金庸都没那么好看了。于是，她弃暗投明，不再折腾“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也不再折磨自己，而是自修金融，以极高智商和情商在电台客座主持了一档期货节目——当时期货这东西还是新鲜事物呢，很多人听她指点江山，指哪儿打哪儿。我琢磨着，人家要是知道这振振有词的“G老师”乃是中文系还未硕士的女学生，恐怕是要当场晕厥的。总而言之，G目前在美国从事着大有前途的事业，偶尔以普通读者身份看看小说；而我也从文学院叛逃出来，常常以普通读者身份写点小文，有那么一种苦海无边我们欣然上了岸的美好感觉。

话说黎戈的新书《一切因你而值得》出版了，豆瓣上夏雨路评论说：“黎戈的阅读笔记，当然，足以让大多数中文系的人（包括本人）感到羞愧。我一向对中文系的选拔制度极其不满，许多热爱文学并才华横溢的人，很难考上研或博，更加难以忍受读研、读博的非文学过程。于是我又忍不住悲哀地去想，如此下去，到底是什么人，最后留在大学中文系教‘文学’？”

问得尖锐。

记得我刚进中文系念本科的时候，系主任警告大家，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中文系主要生产一种人，为机关、公司、媒体服务的文字匠；次要生产另一种人，自诩理论素养良好，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人。这不是我瞎说，去看看那个叫“专业培养方案”的东西吧，上面写得分明。本来，祖师爷是有“文学美人论”的，以欣赏为导向；可是大学这种科层化的体制，将理论提到了太高的高度——管它理论来源在哪里，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史学的，美学的，心理学的，或者一锅烩叫文化研究的，大家举着十八般兵刃，把美人生生变成了艳尸——专业学术期刊只收艳尸不收美人、甚至更进一步，只收拼接缝合的弗兰肯斯坦。而不在专业期刊上鼓捣出不说人话的学术论文，是不可能在大学里立足的。长此以往，最后留在大学中文系教文学的，都是拥有“文学批评”杀人执照的，那个别当了教授的正经作家回学院里任个闲职的，另当别论。所以一句话回答小夏吧：热爱文学并且才华横溢的人，就不用考研考博地进中文系了。

我追看黎戈的“百合深渊”已经很久，她提及的那些作家与作品，也正是我喜欢并熟悉的。果不其然，她不是中文系毕业的，附加一句，也不是外文系毕业的。我就知道，文学系出来的人，要么几丝陈因的匠气，要么理论玩到玄虚，绝没有黎戈笔下那种感觉和感情。她自己也说的：“如果让你上了某名校中文系，开书单，颁学位，发文凭，把一切纳入供求关系，你一定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文艺女青年。”

大家都明白了吧？还没进来的，三思而后行。已经进来的，没法子，去操练理论吧。

PS:中文系的牛人如果要找我这篇小文章的茬，我概不回应哦。

有空再写专门的书评，推荐大家先去看这本书：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538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