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做人做得很累的时候，很想纡尊降贵，抛弃高级动物的身份，去当级别低一点的动物，宠猫宠狗都行，按照加菲猫的口号：“喂我、爱我、不准抛弃我”—— 虽是寄人篱下但是享受得理直气壮。又或者，在极度伤心的情况下，离了有情世界、去当无情的草木，一棵傍着橡树的丹枫，不也挺好？一棵有丹枫陪着的橡树，那就更好了。

大都市里绿色是越来越值钱了。闻说新校区那些碗口粗的香樟树，每棵已经是五万以上的身价，最大的那几棵，十几二十万，财大气粗的校友捐的。新江湾这一带，投资公司有头脑，修路种树然后再卖地块，以绿色乐活为卖点，终于把原来的荒郊野地卖出了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价钱。每天，我很欣慰地看着沿路那些整饬的花坛、一咕嘟一咕嘟的绣球花，大有一不留神挤进了富人区的沾沾自喜。

一度喜欢西洋式的植物图谱，铅笔淡彩的，工工整整画出枝叶花果，旁边有拉丁文的学名，每次看到，沸腾的心思一下子就静了。还有中国的工笔花卉，勾了线的牡丹，认真着上丹朱，使人心安。尽管如此，其实不大知道植物的名字，也不是不知道，是对不上号，茱萸、辛夷、石楠、棠棣、空桐、女贞、桃金娘……书里见过的美好名字，可是它们到底什么样？不知道。得了罢，干脆招了吧，我们是生活在石屎森林里的一代，对自然已经疏远，柳树、槐树、榆树、樟树、松树、桦树、杨树、枫树、梧桐、夹竹桃，这几样我是认识的，其他的，估计全都含糊了。我和IVON在生态公园散步的时候，奉行的是先叫先得的抢注原则，紫茉莉、小碗花、黄胡子花、鼠尾草，胡乱叫的。

傍晚暑热难耐，为寻清凉翻看这本叫作《树》的书，是全世界500多种树木的彩色图鉴，很漂亮。窗前的合欢和樟树是原本就认识的，今天终于搞明白了另外几种的“芳名”，它们是：鹅掌楸、鸡爪槭和广玉兰。略有点失望，原来它们的大名可以是这么村俗不文的，这命名水平和我们俗人也差不多嘛。

 

他在上世纪70年代当过五年铁匠，架不住友人怂恿，以瘦弱之躯加五十高龄在美国的铁匠铺里比划了一道。最后，美国铁匠总结道：“你原来只是个轮大锤的”。他说：“我得承认，一个美国铁匠对一个中国准铁匠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

看到这里忽地就唏嘘了。

他当准铁匠的时候大名叫赵振开，本名湮没无闻，后来的笔名却显赫一时：北岛。我一度疑惑过，为什么不叫南岛、东岛、西岛呢？起码在我的文学印象里，“南岛”是高更的塔希提，浪漫不羁；“西岛”是“新大西岛”，乌托邦氛围浓厚；“东岛”是浩渺烟波的神仙去处；而“北岛”算什么？古拉格？库页？总是苦寒寂寞的流放之地。还有他那两句诗，尽人皆知吧：“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来想想，简直是谶语。

至今藏着本《五人诗选》，有他，还有舒婷、顾城、杨炼、江河。舒婷有痴情、顾城有纯情、杨炼有豪情、江河有温情，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刚柔相济，有英雄气亦不失君子风。那年之后，朦胧派诗人风流云散。嫁人的嫁人，远走的远走，失声的失声。在海外的诗人制造出最大动静的是顾城，而北岛，渐行渐远，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我们也忙啊，忙着跟着王朔学油嘴滑舌皮里阳秋，那个词叫什么来着？躲避崇高。有一段时间流行用方言改编经典，用天津话朗诵他的诗歌，轻薄的，真哏儿，我们颠覆的不仅是他，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理想主义。

《青灯》是一口气读完的。说来惭愧，没读过他的《失败之书》和《时间的玫瑰》，直接读了这薄薄的一本。他没有抬高自己，也没有贬低别人，没有血泪控诉，也没有义愤填膺，只是娓娓道来，有节制有感情地：朋友的故事，又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和朋友的故事。人以类聚，看他的朋友，其实就是在了解他，那些有坚持的、真性情的、念旧的、“失败”的人们。这么多年来，他的身体如孤狼一般行走，在好多张床上住过，酒量应该还好，话是不多。至于他的灵魂，只是坚守，不群不党，淡定地坚守，像长夜里守着盏青灯。

有人提到了元人句子：“那堪独坐青灯，望故国，高台月明”。我想起的是另外一首，好像不相干的，但是也是家园之感令人鼻酸的：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随远，仍如近在眼前。静歇的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节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

——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

 如果一个诗人同时又是理论家、或者一个理论家同时又是诗人的话，那么他的话基本就是“神话”——发昏的话、发疯的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自相矛盾的话、当然也有大量夹杂着真知灼见让人头皮一凛的话、还有少数独自发明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这样的人是吾侪的“富矿”，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工具下去、不管你想找什么，基本不会失望。

本雅明那个“Aura”已经被大家开发了好久。灵光啊，灵韵啊，光晕啊，韵味啊，大家争得热闹。共识如下：1.艺术品的本真性即独一无二性。2.可供膜拜性。3.审美上的距离感。要想把这三条掰扯明白，估计是个硕士论文的篇幅，不再赘述。

且说冥冥中我总觉得是吾侪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也许人家本雅明就是那么顺口一说随手一写，图的是个“方便”，你把“方便”当“法门”？扯远了。

看完了出来，去美术馆里的小书店，商家果然是严阵以待，画册有三种，定价分别是28元、198元、298元。看了那298元的一眼，忽然就明白了本雅明所说的“Aura”，机械复杂时代的印刷术的确没办法复现那原作画面上的光感、尺寸感、质感与距离感。“灵光消逝”，果不其然。

一大早冒雨赶到办公室，套上那导师礼服，然后再赶去体育馆。出租车司机一眼眼看我，满是疑惑。其实我自己也满是疑惑，这红色的大马褂，袖口滚着黑边，上面还绣着回行纹般的中式图案，扣也是中式的盘扣，想必就是改良过的中式礼服了。我把它套上，挺好，挡风，外面正凄风苦雨。令我犯愁的是另外两样东西，硬纸片衬在里面看似顶着一本书的黑帽子总是东倒西歪的，而且那个黄色的流苏到底放在哪边才是？还有那个风帽，镶着一条织锦缎花边上织着粉牡丹的，到底是咋个整法？

到得现场，照葫芦画瓢穿好礼服，我要求旁边的X老师解释一下，为啥中间这拨学生穿的是蓝袍子，四周那些穿的是黑袍子，还有些穿白衬衣不穿袍子的。她解释说这个是学士学位授予仪式，穿黑色的是一般毕业生，我们各学院老师给“拨穗”就行了；穿蓝的是优秀毕业生，需要上台让校长们给服务一下。至于不穿袍子的，那是医学院的一些专业，没有学位的。然后我发现坐在台下的老师们和坐在台上的老师们穿戴也不同，我们穿的是红黑二色的，台上的副校长们一律穿着深蓝色的，中间是“大毛”，穿一身耀眼的红，像个红衣主教，呵呵。我担心地问X，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的礼服是不是不一样啊？X说一样吧。那我就放心啦——在通往博导的路上慢慢颠簸吧。

我以为，礼服其实是制服，制度服饰，表面上看很一律，实质上等级森严，除了小时候解放军那没军衔的绿军装是平等的，目前几乎所有制服都有等级符号嵌在里面了。回家自学学位服常识，下面这段是抄来的：

学位服包括：博士服、硕士服两级学位服和校长服。学位服由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垂布等四部分构成。学位帽为方型黑色。戴学位帽时，帽子开口的部位置于脑后正中，帽顶与着装人的视线平行。在学位级别的划分上，博士的流苏为红色，硕士的流苏为深蓝色，校长的流苏为黄色。对着学位服者是否已获得学位的判定，是通过流苏悬挂于学位帽的何处位置。未获得学位时，流苏是垂挂在着装人所戴学位帽的帽檐右前侧中部；获得学位后，流苏则垂于帽檐左前侧的中部。流苏位置的移动，是由校长（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在学位授予仪式上，颁授学位之后移动。博士学位袍为黑、红两色，硕士学位袍为蓝、深蓝两色，校长服为红、黑两色。垂布为套头三角兜型，饰边外按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分别标为粉、灰、黄、绿、白、红颜色……

不对吧，假如抄来的这个是“正确”的，那我刚刚参加的那个就是似是而非的。疑惑了。

他是学院派作家，有教授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属于40-50年代那拨时髦的纽约知识分子。他的小说一度很有影响，人们提到他的时候也提及索尔·贝娄，算个坐标吧，标示出他的位置。可是现在，只能说今非昔比。文学沙龙上已经有人不知道他了，经纪人委婉但是果断地拒绝了他正在写作的小说，显然，他成了那种被遗忘的当代作家——最近的一部作品出版于10年前，代表作早已经没有再版，流传在小圈子里的仅剩下一点空洞的名声和轻薄的花边了。

他依然整洁、自律、礼貌、矜持、文雅，是时尚编辑嘴里那个“西装革履、天天早睡”的老派人物。每天早晨七点坐到老式的打字机前，穿着衬衣甚至打着领带，写他那部十年磨一剑的小说——他说生存目的就是为了完成这部小说。间或，他在人到中年依然待字闺中的女儿的陪伴下去看看戏、听听作品朗读会。生活如他的小说一样平淡无奇，或者说，因为生活平淡无奇，他的小说里也波澜不兴。这样的生活不是绝望，是慢慢地一点点一滴滴地失望，失望到落寞。

在“闪亮的星”餐馆（好讽刺的名字），他的要求女侍太熟悉了，“烤土豆，不加盐不加酸奶和奶油；一杯茶，加脱脂牛奶不加糖”。但是这一次有了大事情，天上掉下来一个女硕士，24岁，蜂蜜色的长发，青春与野心一样蓬勃，藤蔓一样缠上来，要以他为主角，写自己的毕业论文。他先是冷的，拒绝，借口是他的小说创作不能分心。但是她找借口到家中来了，借他的长篇《迷失城市》，亲吻他的手，仿佛他是她的偶像。他偷偷摸摸地去书店里，找发表有她的文学评论的杂志，她必然是文笔不错的。所以他给她打了电话，访谈就这样开始了。她专业地并且热切地提问，在沙发上有意无意地脱去外衣，露出雪白的臂膀，下面是网纹袜。他的眼神是回避的，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抗拒。可是，她懂文学啊，她读了他的全部作品，她描述第一次在图书馆邂逅他的早期小说，坐下来一口气读完，然后被“自由”的主题所吸引，离开了男友，上了布朗大学——她现在的生命轨迹里，有他的影响。她不会告诉他，她藏了一张他年轻时代的照片，英俊、瘦削、激情和野性的，与现在有绝大的反差。

他带她去高级的文学圈子，然后诧异地发现，真正如鱼得水的是她。她是那种寄生在作家身上的批评蛆虫么？还是真的视他为“美国重要小说家”？午夜，女孩在他的厨房里陪他，勾引他，用果酱膏他的额头和嘴，称他为“忧伤的骑士”。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该发生的发生，并排躺下来，隔着空气“抚摸”她年轻的身体，而已。第二天早晨，女孩谈到印度作家R.K Narayan，把他与契诃夫对比，深获他心。他兴奋地向女孩介绍自己心仪的评论家，豪，威尔逊，巴拉巴拉……女孩吻了他，但是把那些评论家的书放下了——实在是太老派的书了。

他焕发了青春，在高级餐馆约会，把自己寓所的钥匙给了女孩。当然他还是藏着自己的，掩饰着妻子与他人私奔所带来的隐痛，把自己与妻子的爱情神圣化。当女孩揭穿这个谎言时他是那么恼羞成怒。他绝不肯承认自己的作品是自传性的。是的，前两部激情洋溢，个人色彩浓厚，后两部却谨小慎微，他不肯承认这转折与自己的经历有关。评传，本是把作品与作家生平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女孩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他认真审读女孩的毕业论文，满意又不满意，干脆自己修改得更为清晰。论文在著名的文学评论刊物上发表了，女孩完成了使命好久不来了。他紧张地阅读着发有评论的那期报纸，甚至没有按时坐到自己的打字机前。

他心脏病发作，是女孩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她救了他的命。死亡的阴影徘徊，出院时他老态龙钟。她带了花来家里看他。他变得冷淡、粗鲁，女孩违心地鼓励他，说他最后这部即将完成的小说将是他最好的，听到这里，他伸手去摸女孩的脸、快摸到的时候改成了一个耳光。原因好复杂，他恨她说谎么？一直完不成的这部书触到他自己的伤处么？愤怒于自己的衰老和对方的年轻么？不满意于对方欺哄安慰的语气么？想赶女孩走么？——女孩伤了心，说这不是我应得的。他说“谢谢你给我这个老头找了点刺激”，然后，从容在头后面放了个靠枕，假寐。女孩退还了照片和钥匙，走了。

他把完不成的这部书稿寄存在了自己女儿的男朋友那里。这个中年人有阅历，他不喜欢老头的前期作品，他喜欢那部看似平淡的《迷失城市》。他说他无法想象老头不再写小说。

是啊，到了晚上，老作家带着两片抹好果酱的面包、一杯热茶和一本书到了卧室，可是，是什么驱使他重新坐到打字机旁边。他沉思着，键盘被按动，声音很流畅，他又可以写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乃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所以我们有权相信，他写出的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故事，关于在午夜开始，在生命临近尽头的时候还可以开始，关于一个爱好文学又有野心的女孩如何“刺激”了一个疲惫的作家。老作家不是完人，女孩也不是，可是文学从来不是关于完美的，不是么？

每次去财务处报账，都如上考场——实话说我宁肯上考场。如果顺利报完了，那才是咄咄怪事，一般情况下是要被那里的善男人善女人给驳回来的：缺这个或少那个，外事办的签字有了，科研处的章呢？补充好了再来吧。

今天，我给德高望重的C老师报销机票。财务女士扫了一眼我做好的文件和附件，马上就说：

——电子机票？不可以。

——附上登机卡可以了吧？

——还是不可以，请出具购买机票的发票。

——发票在这里啊。

——不行哦，要发票原件啊。

——是他从境外传真给我的啊，所以是复印件。

——那你让他把原件寄来啊。

——好吧，我去问他可否还留着那原件。那么，有原件就可以了吧？

——还是不可以，电子机票显示，他是用信用卡购买的，请附上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个人隐私啊。

——那我们不管，制度就是制度，而且我们还要对账单的原件。

——C老师是境外人士，不适合用我们这套制度要求吧？

——可是，他不交上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去别处报账呢？

——那也太不相信学者了吧，人家可是顶尖学者啊。

她不理我了，直接叫下一个。

真气人。

我的难过倒不是为了我，我为C老师难过，也为不被信任的学者们难过。

歇笔歇了小十天了，不为别的，我要完成每年的例行任务：办会。

预算是头一年就做好了的，吃多少钱，住多少钱，场子多少钱，印刷费用多少钱，海报招贴那些花哨东西多少钱，甚至给老学生们也就是现任记者们多少车马费，全都掰扯明白。还有那些让人头痛欲裂的表格，一报某科室审批，二报某处室通过，三报某部门备案，烦着呢。

这个会不收会务费，明显是大请客的架势。提前半年开始邀请大腕们，然后不断骚扰他们，频率如下：自发出首次通知后三个月骚扰一次，又二月二度骚扰，最后一个月连续骚扰，最后一周加紧骚扰。伊妹儿，手机，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去别的会上围追堵截，掐着嗓子说：“您可不能不来啊，您不来，我们这会没法开了。”正因为艰难，所以在会场上最后摆放席卡的时候，觉得手下摆弄的就是国家级梦之队，那么一种小小的混合着辛酸的得意——我容易吗我。

老天也不作美，大雨和暴雨，有大腕困在飞机上电闪雷鸣中呆了六个小时，临近半夜，我这边接机的师傅不干了，一咬牙，我给师傅开个房间，死等，一定要接来，人家是“人物”。——为了照顾好人物们，真是操碎了心。L老先生80多了，我特意请了医生驻会，怕有闪失。外国人物都有专人陪着。穆斯林人物的饭菜另备。而来自西部贫穷地区的人物，给他们报销路费。个别不请自来的，也不敢拒之门外，一样派发材料和贵宾证。来的都是客，他们在学术的名利场上掐架那是他们的事，服务方面不敢不周到。

最有名利场感觉的是各种排序（此处删去1000字），而我居然也不敢破例。唯一的快乐是压轴那场使个小计谋，故意安置了好几个“杀手”，而且那场子不大，来得晚的要自己去搬椅子，这更让杀手们找到了PK的感觉。场面之精彩，从挤了那一屋子的人便可见出一二。他们开始热身的时候我在外面照顾茶点，快高潮了进去给他们拍照，有趣。

连着在一个餐厅吃了快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再无胃口，到今天还终于吃吐了。好在，这个会议，终于终于、“胜利闭幕”了。

我和Ivon很喜欢看脱口秀，每当深夜里听那很炫的嗓音“NewYork City，Saturday Night”，有种打了强心剂的感觉。是上周吧，大嘴居然拿教皇开心，他说：“He is powerful, he is rich, and guess what? Girls, he is single”。

好大的胆子啊，把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说成是钻石王老五。

大嘴拿政界人物找乐那是常事儿，总统更是他挪揄嘲讽的对象。不过这次他这么敢言，也许因为他不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美国毕竟是基督教国家，他敢这么“放肆”，服了。

美国的传教事业相当发达，ivon刚到美国的时候，在操场上跑个步，都还有宣道者边陪着他跑边给他讲圣经故事。讲了半天了，人家疑惑地问：你知道Jesus Christ么？ivon回答：Jesus听说过，Christ是个啥？

Oh my God。得了，人家不陪着跑了。

每次想起这事儿我都要笑。

不合想起马克思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据说，这是“现代性体验”。

布尔迪厄，乡村邮递员的儿子，早年生活在偏远的西南农村并说一口方言，幸亏他异常聪颖并且勤奋，也幸亏有那么一所不重门第只看成绩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使得他得以通过考试这个跳板，从边缘出身一直爬升到知识金字塔的顶峰：法兰西学院。不过，他并不忠诚于学院这套体制，虽然他自己是这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同行回忆说，布尔迪厄对学术界怀有“异常强烈的复仇欲望”。

人们常说，在每一个愤世嫉俗者背后都有一个失望的理想主义者，而每一个千辛万苦获得成功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会把愤世嫉俗进行到底。有趣的是，不仅布尔迪厄如此，福柯和德里达也如此，在巴黎的知识界同行看来，他们均属于“外来者”和“乡下人”，而正是这三人，持守反体制立场，把知识权力和符号政治鞭辟入里，看起来很过瘾。

韦伯曾经指出：在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级的划分。是啊，否则就无从解释人们何以歧视“暴发户”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钱也不是万能的。布尔迪厄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资本的概念扩大化，划分为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经济资本”那就不用提了，贫富差距本来是能让人揭竿而起的，不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熏陶着大家不要犯那“红眼病”。“社会关系资本”更容易显得“不公平”，有个好爸爸哪怕是有个好四舅姥爷，熟人好办事，再不然有个圈子——“我的朋友胡适”——也行。“文化资本”最为复杂，也是布尔迪厄着力最多的地方，他不嫌麻烦，把文化资本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

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风度、教养技能等，这种文化资本附着在个人的身体上，可以通过积累而习得，但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传承。经济资本可以遗赠给儿子，但是学识想传给儿子？够呛。所谓资本，自然是有再生产性的，它的回报既可以是物质性利润（人才市场上把自己包装成金领售卖），同时也可以是象征性利润（左邻右舍尊你一声M老师）。

客观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物质性文化财富：秦砖汉瓦，青花瓷器，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要不现在的拍卖行怎么那么多山西煤老板呢，but，之所以叫文化资本，多少是要有文化积累的，花大钱买了假唐伯虎，那就惨了。

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必须经过制度的程序将资本标示出来，最典型的是文凭和资格证书。你说你行那是不行的，必须通过考试证明你行。高悬于墙上的戴着奇怪冠冕的学位证书，有着“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合法化的价值”。你昂然抛下一个硬壳毕业证，就像抛下一个支票本儿。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通过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由于文化资本采取了教育、修养、品位等形式，因此身世显赫、经济富裕的家庭，必然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这使得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从最初就产生了文化资本占有上的不平等，也就是说，社会的等级结构被巧妙地内在化和个体化。可恨的是，文化资本比之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更为隐蔽，所以大家经常要上文化这个当。可悲的是，即便布尔迪厄自己明瞭这一切，作为一穷二白的外省孩子，还是要从文化资本上着手提升自己。如果当不了资本家，就当知本家吧。

唉。

李世民见大家踊跃参加高考，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唐太宗，真聪明人也，把不安分分子都收归到体制之内。对待这群人么，排排座次，每三人发俩桃子，大家只顾你死我活地占位子抢桃子，完全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更忘了世界上还有苹果、香蕉、梨、甚至荔枝。

科举制度，高，实在是高。

文化人儿，不是什么特殊品种，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有。霍弗称之为“言辞人”（man of words），他们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一般识文断字心存高远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不同的是，言辞人有一种特殊的虚荣，那就是被肯定、被尊重。霍弗说，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的姿态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尊他为拉比，那耶稣说不定就不去宣传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青年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或许他就不去编那激进的《莱茵报》了。我必须加上，如果蔡元培批给青年润之一个北大图书馆的正式编制指标，那中国的历史没准都要改写了。“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的和个人性的”——有着不被承认不受赏识的“隐痛”。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不满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物为先导。正是因此，聪明的当权者应该放下架子、同言辞人结成同盟。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教士，那么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官吏，那么现政权就比较稳固（说到这里，该恍然大悟了吧，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组建文官政府，为什么我们要广招公务员，为什么大学越来越大啊）。

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他们有野心但是没有能力，有抱负但是没有才华，因此更没有资格被政权收编，也就更易于将满腔愤懑投入一个激烈的反叛运动。早在1941年的时候，皮特·菲尔埃克就指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比如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戈培尔写过戏剧，罗森贝格试过建筑和哲学，席拉赫写过诗，丰克试过音乐，施特来谢尔试过绘画——不幸的是，他们的艺术野心没能得到满足，世界也因此更加不幸。

抚今追昔，不能不郑重呼吁，我们一定要善待文艺青年，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变成愤怒青年。在现代技术手段条件下，不妨通过网络平台，让人人都能当上艺术家，然后再秘密地安排有关人员，通过点击数字、跟帖、以及“顶”、“赞”、“沙发”、“飘过”、“雷到”等现代符号手段，让每一个文艺青年都有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美好感觉。为此投入的人力物力自然是巨大的，可是，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埃里克·霍弗40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了颠沛流浪的生活，有了正经职业：码头搬运工。在旧金山码头，搬运工是两两搭档的。有一天，和霍弗搭档的是码头上笨手笨脚“最不行”的一名工人。霍弗惊讶地发现，这位搭档连两个人份内的活都没有干好，却偏要帮助别的小组。如果霍弗以“穷不帮穷谁照应——当里格朗”的道德思维去想这件事，大概会把搭档想象成无私奉献的雷锋式人物，不过霍弗是从心理角度想的，他想到：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助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其实很容易理解，人活着，在温饱之外，要的是一份感觉，被世界需要、被社会需要、被他人需要、哪怕是被一只流浪猫猫需要的那种心理满足感，我们传统上把这个心理需要唤作“生活的意义”。

感谢这个“最不行”的工人，霍弗灵感一发，开始撰写“群众运动心理学”。作为基础的是“管闲事”这一条：“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霍弗自己的一生是与“畸零人”和“失意者”为伍的一生。那些弱者、穷人、被压迫者、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逃犯、不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概括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革命家把他们作为群众基础、革命动力、炮灰和信众。难得是，霍弗自己没有以“愤青”的姿态出现，他不批判“环境”，他解剖“群众”自身。正是这种生活经验和超脱的视野，使他的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成为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

当一个人无力成就自己的时候，心理驱动力使然，他会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好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寄托。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民族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场运动能够让他浑然忘我。霍弗指出：“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在狂热之下，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都足以使他慷慨赴死。在狂热之下，他献出自己的自由，换来组织的信任，而在上级的命令下，“干下流勾当”是无罪甚至有功的。狂热者可以没有上帝，但是需要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一个可以众志成城的“目标”、以及一个可以同仇敌忾的“魔鬼”。

霍弗的这本书是脱下靴子瘙痒，搔得狠了，快感之外很有痛感。他的那些判断比如“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如果在前些天的中国摆放街头，必然会遭到亿万人民的迎头痛击。不过呢，写《乌合之众》的勒庞是保守派社会精英，遭到大众的痛扁那是“阶级性”使然，而霍弗根正苗红，一生不离体力劳作，是“码头工人哲学家”，说他是“叛徒”？三思啊三思。

我要铭记以下这段：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饥饿、战争、瘟疫、死亡）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如果对方说“天王盖地虎”，你自然要答“宝塔镇河妖”。如果对方说“土豆土豆，我是萝卜”，你就要答“萝卜萝卜我是土豆”。如果对方说“雷到”，你就要答“我晕”。如果对方说“从话语权力和认同政治的角度看，这篇杰作探讨的是对待语言和语言形象的态度所构成的综合体或者系统”，你就要端着，回答说“不能不注意到作者从布拉格学派到社会历史语言学再到历史语用学，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养分。”如果对方说“顺颂夏祺”，本来你想说“此致敬礼”的，想起人家是老外，气不打一处来地改成“Yours Sincerely……”

语言不仅是用来交流信息的，语言也是用来构建共同体和实行社会区隔的。以方言来说，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大甩京片子，上海人遇到上海人不再理会身边的其他省份人说着说着就侬侬起来，都是在进行一种“认同”与“区隔”。至于术语，更能体现专业群体对其他群体的隐形统治。那个笑话说，一个病人急切地问大夫“劳驾，13超怎么走？”大夫轻蔑地答：“什么13超，那是B超”。某个共同体使用的语言越是独特，它的凝聚力越强，而违反这种语言的代价也就越高。真事儿一则：某爱好诗歌的实习医生在病人的病历上写：“肠音静如坟墓”，后来病人去世，病人家属凭这一条要告该医生“不专业”。

语言是势利的。西班牙人马丁·比西亚纳说：“每种语言都有三种说话的方式：学者的方式、贵族的方式和平民的方式”。还记得萧伯纳的窈窕淑女吧，卖花女本来一口伦敦下层阶级的土腔，在经过语言学教授的密集培训后，上流语音外加上流衣服，那就是上流社会的入门证。我们社会的多面手经常使用“双语制”，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高级语言用于谈论高级问题，低级语言用来谈论低级问题。所以他白天在讲大词——amplification of deviance，cognitive dissonance，晚上讲小词——f--k, s--t, come on baby.

首先，你要想象一个巨人，非常大非常大的那种巨人，巨人坐在自家的书房里，有些郁闷地望着阳光里悬浮着的尘埃。这些尘埃中的一颗，我们叫做地球。你我就住在这个不太靠谱的所谓行星上。如果巨人打一个喷嚏，我们就很危险了。如果巨人所生活的世界风雨飘摇了，那我们就更够呛了。当然，这是很悲观的世界观。

也可以乐观一点。比如，我坐在自家的书房里，有些郁闷地望着阳光里悬浮的尘埃。我希望这些尘埃中的每一颗，都是一个迷你的小世界。我跺跺脚，那里都是很在乎的。怕的是，在那个小世界的某个书房里，有另外一个我，望着阳光里的尘埃闷想，忽的叹出一句：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哀痛太多，还有的间接哀痛里掺杂了政治正确的胁迫成分，尤显沉重。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倒是哀痛中的一点童稚和一点乐观，能够让人略微展颜。高二的男生，在被困80个小时获救后，要求一支可乐，还补了一句“要冰的”。如果他开口就是感谢CCTV党政府或人民军队那些合时宜的话，估计很快就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了，新闻需要反常，所以他不合时宜地要求冰冻可乐，反倒赢得了大众的好感，网上网下，大众给他的名字是语义双重的“可乐男”。（当然了，也有人有些小小不满：1.为什么不爱用国货呢，如果他要的是冰冻王老吉而非帝国主义的可口可乐，那就皆大欢喜了。2.为什么不艰苦朴素呢，如果他没有独生子女陋习要的是杯白开水，那就非常完满了。呵呵。）

我们的确需要另外的视角。

在文学的表现方式中，这“另外的视角”多半是由另类的叙述者提供的，比如儿童、动物、疯子或傻子，借助他们的目光，让人在庸常中发现非常，在悲剧中发现喜剧，在秩序中发现癫狂。

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年深日久，想不起来了。应该是在北影洗印厂的大礼堂里看的，时间是90年代中期，周围是好几百贫穷而有追求的电影男女，大家一起乐不可支。本来是沉重的话题：二战期间伦敦的日常生活，那是经常有炸弹从天而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时期。可是在主人公那个上小学的男孩看来，这依然是“快乐童年”。轰炸过后的废墟里，是他和伙伴们淘宝的好去处。夏天和妹妹在湖上钓鱼，一个炸弹飞来，湖面上漂满死鱼，意外之喜。学校遭到轰炸，校长沉痛地宣布停课，你猜怎么样，孩子们欢呼雀跃，把书包课本齐齐扔上天，谁也不喜欢上学啊，让假期更长一点吧。大人的悲惨世界，在“不懂事”的小孩子们看来，未尝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引申一点，该给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让他们什么时候“懂事”呢？《老友记》里的菲比，去给小学生们唱歌，校长要求他唱些田园风光、小牛小羊什么的，结果菲比拿起吉他便唱：“小牛小羊牧场欢唱，长大后就进屠宰场，变成了麦当劳的汉堡包”。这事只有菲比干得出来，她是“说真话的阿姨”。可是绝大多数阿姨是说假话的，她们的小牛小羊永远干净幸福地在牧场上吃草，她们还喜欢给孩子们看唐老鸭和老鼠杰瑞，打不垮、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刚被压成地毯形状转瞬就恢复原状活蹦乱跳，那么一个喜滋滋的世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假如一个人早晚要面对这沧桑正道，我妇人之仁地想，还是让童年单纯乐观一些吧。就像那部电影里的妈妈，并没有纠正小男孩的认识误区施行苦难教育，而是让他葆有这么一段“幸福记忆”。

大地震打破了生活的常态，那力量排山倒海，让我的书桌也不安稳起来。课堂上要分析受众媒介素养、传媒媒介素养和政府媒介素养，而在自己的小菜园子里，也要讲点网民媒介素养：由于我不在现场，无法提供第一手资讯，为了减少信息噪音，干脆停了自家博客——尽管我这个博客影响力实在有限，尽管对众志成城的电话铃声我很是反感。

刻板印象使然，我总是从政治的高度来理解灾难性事件，但是显然，民间有另外的解读策略。GJ给我转发来短信：

“汶川地震，生死转换于顷刻，穷人与富人同行，少年与老人携手，恩人与仇人同去，平民与官员共趋。抹平了恩怨情仇，埋葬了利禄功名，当生命邂逅死亡，顿感生命脆弱，亲情弥珍，更明白得到别得意忘形，失去别怨天尤人，顺时要善待别人，逆时要善待自己，累了就自己歇歇，想了就联系一下。平安是福。”

是啊，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不去问那么多为什么，沉舟侧畔千帆过，积极地调适着自己的心理，挺好。

于是很难得地陪妈妈逛街，补上给她的生日礼物、母亲节礼物、结婚纪念日礼物——天啊，我怎么欠了这么多。

中午在渝乡人家吃饭。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四川的，在等着豆花从液态变成固态的五分钟里，很自然地与他们聊两句。还好，没有直接从灾区来的，他们很关心家乡，也很庆幸自己的小世界安然无恙。有一个服务员，轻盈地举着托盘，从我们的桌边经过，他哼着歌呢，连我也跟着幸福起来。

雪灾，股市大跌，列车出轨，西藏事件，圣火受阻，现在又多了个大地震。

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都是倒霉事儿。

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都发生在2008年。

仅此而已。

如果在“雪灾”到“大地震”的链条间插入一个“天津市向全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或者“酒吧女日进斗金”，也都是新闻、也都是“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那个倒霉联系也就不存在了，还原给我们的是一个有喜有忧、五味杂陈的真实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的世界里存在着不少笨蛋和疯子，还有更多的易受他们影响的人群。艾柯曾经调侃说：虽然笨蛋的思考不合逻辑，但是笨蛋最会发谬论，许多笨蛋的书都出版了，不少笨蛋居然是哲学家，少数笨蛋甚至能获得诺贝尔奖。至于疯子，他不关心逻辑，他有固定观念，他靠短路工作，对他来说，一切都证明了其他的一切。笨蛋和疯子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方式导向神秘主义。

具体来说，“笨蛋思维”与“疯子逻辑”的基本元素有两个，第一是思维定势：“你所了解的意思，是你想了解的意思”；第二是过度联系，“任何事实只要与另一事实有关便变得重要。关连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在这两种方式的翻云覆雨手下，一系列偶然事件可以被编排成有着“必然联系”的因果链条，危险。

记得80年代初期，联想公司的广告是这样的：罗丹的沉思者以手托腮，画外音说：“假如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嗯，我怀疑沉思者之所以守在地狱的入口处而不是天堂的大门口，就在于他过度联想了。

会上，大家重温那个著名的简单测试：

牛、鸡、草，你会把哪两个元素放到一起。

兔子、猴子、香蕉，你认为哪两个元素更具关联性。

据说大部分中国人会把牛与草、猴子和香蕉归到一处，而美国人会把牛与鸡、兔子和猴子归到一处。

这个测试是说思维方式的差异，“我们”的思维是关系式思维——牛要吃草啊，猴子喜欢香蕉啊，办事之前咱先找找关系润滑润滑啊，事情发生了咱们再细查原因啊，什么事情不都有个因果，我对你不错你咋还打我？而“他们”的思维是分类式思维——牛鸡兔子猴子都是动物，至于草和香蕉是植物，界限清楚，阵营分明，不讲情面只认死理，你是再绿的青草再大的香蕉，非我族类，与我何干耶。妖魔化？把那个“化”字去了吧，本来也没把你当自己人。

很多问题，往根上探下手去，摸到的是认识论这个硬疙瘩。所以学者彼得斯在写传播思想史的时候很是悲观：交流，自有它的无奈。

此次大会上的主题发言，绕不过时局。英文口号早就有了：We are ready。可是大家不无忧虑地小声说，we are not ready。

话说鸡同鸭讲讲了三天四夜零八个小时，口沫四溅声嘶力竭，感慨说我都用鸭语了，它咋还不明白呢。此时需要有人告诉鸡：你那个对话对象是鸭子，鸭子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鸭子是这样理解世界的，仅仅懂得鸭语，那还远远不够呢。PS，如果希望它认真对待你，你还需力量强大，能够抓住它的脖子：“你准备好了吗？现在，你听我说”。

豆瓣真是个好东西，多沉闷多好玩多偏门多主流的东西都有。如果你输入“中国人民不可辱”，能得到两条书名记录，一个是1974年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标题是《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另一个是1999年的版本，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反映那年使馆被炸后的民众反应。第一本有两人读过，很多人感兴趣，一则是以此书为起点，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二则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目前有很多中国粉丝，2002年的《书城》还有专文介绍这部《中国》的风风雨雨，所以有“小众基础”。至于第二本《中国人民不可辱》，只有一人想读，看起来是时过境迁，影响不大。我本来以为这次圣火事件之后，会有第三本《中国人民不可辱》出现的，目前看来还没有，如果有了，估计文体、语言、情绪和风格上，和前两本不会差很多。与此相联系的书，豆瓣上还有一本，只有一人读过，还是英文的，叫“A VICIOUS MOTIVE, DESPICABLE TIRCKS: a Criticism of M. Antonioni’s Anti-China Film China”，外文出版社1974年版，它只有18页，其实是《人民日报》上1974年1月30日一篇文章的英文翻译，那篇文章名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而且这篇长文同样也收录在《中国人民不可辱》中。

话说此次勾起我兴趣的，倒不是70年代这桩老公案，而是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在《影像世界》一篇中，她不仅提到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还直接引用了《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那篇文章。桑塔格在1972年来过中国，所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有一些认识，以她知识分子的敏锐，她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在“摄影意义”上的差异。她说，对西方来说摄影是与不连续的观看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要点是通过一个引人注意的细节、一种瞩目的裁切方式来观看整体；而在中国，摄影只与延续性联系在一起，“不仅有供拍摄的适当题材，也即那些正面的、鼓舞人心的（模范活动、微笑的人民、晴朗的天气）、有秩序的题材，而且有适当的拍摄方式，这些拍摄方式源自一些有关空间的道德秩序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排斥摄影式观看的。因此安东尼奥尼被责备只拍摄残旧或过时的事物——他‘专门去寻找那些残墙旧壁和早已不用了的黑板报’，‘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拍，却专门去拍毛驴拉石碾’；被责备展示难堪的时刻——‘他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还有无纪律的时刻——‘他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他还被指以他的拍摄手法诋毁正常的拍摄对象：以运用‘阴冷的色调’把人民遮蔽在‘暗影’里；以各种角度来拍摄同一个被拍摄对象——‘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即是说，不是单单从一个站在理想的位置上的观察者的角度来展示事物；以使用高角度和低角度——‘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以不够全面地拍摄的镜头——‘他挖空心思去捕捉各种特写镜头，企图歪曲人民群众的形象，丑化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桑塔格指出：“在中国，拍照永远是一种仪式，永远涉及摆姿势，当然还需要征得同意。如果某个人‘故意追捕一些不知道他来意的群众的镜头’，则他无异于剥夺人民和事物摆姿势以便显得好看的权利。”并且，中国人抗拒摄影对现实的肢解，不使用特写，被拍摄者总是以正面、居中、照明均匀和完整的方式被拍摄。

实在说来，摄影文化的差异是一方面，而导演的个人意图和风格也是一方面。这方面倒是我所喜爱的意大利评论家艾柯一语中的，他评价安东尼奥尼是“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中国所期待这位西方导演的，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宏大叙事的正面宣传片，而安东尼奥尼提供的，是安东尼奥尼式的悲观、琐碎、负面的私人审视纪录，相差太远，中国人民焉能不愤怒。

桑塔格感慨说：“在中国，一个影像只要对看它的人民有益就是真实的。”这方面的例子，她援引了比利时裔汉学家西蒙·莱斯的《中国影子》：在中国各大城市举办的“雷锋展览”中，包括大量“摄影文件”，比如“雷锋扶老大娘过马路”、“雷锋悄悄帮战友洗衣服”、“雷锋把午餐让给一位忘了带饭盒的战友”等等，显然，没有人质疑“摄影师怎么会那样凑巧出现在这个身份低下、迄今籍籍无闻的士兵一生中的各种场合”。

归根结底，桑塔格指出：“我们把摄影当作是一种手段，实际上可以用来说任何话，服务于任何目的”。如果当代中国人对摄影有这样深邃的认识，那就好了。据说此次奥运会，来中国的外国记者人数是运动员的两倍还要多，估计他们中的不少人会是安东尼奥尼那样的“用心”和“手法”，为此大动肝火徒伤了自己，希望届时我们不会再出一本厚厚的《中国人民不可辱》了。

（《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并书城上的介绍文章，见http://www.xici.net/b196263/d21809601.htm。）

      莫里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1906年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犹太珠宝商家庭。他开始写日记的日期是1919年7月14日，一战后法国首度国庆，那一天，街上充满了欢乐、友好、热情的人群，为一个疯狂、奢华、挥霍、混乱、国际化的时代拉开序幕。
　　尽管13岁的小男孩见识有限，但是家庭出身的缘故，他对股市行情很是了解，“如果股市行情持续上扬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房间翻新一下了”，自然，如果股市持续上扬的话，他的表姐妹们也就可以买下时装杂志上推荐的那种价值1500法郎的晚礼服了：“黑色的亮绸，裙摆像军裤似的收紧；裙子上有一行闪亮的大宝石坠子垂下来；低领上衣的边沿以及肩上也镶了乌亮的大宝石；衣袖几乎是不存在的；腰带是孔雀蓝绒的，插着几支同样色调的羽毛”。浮华富丽，像是时代的象征。
　　股市的确一路上扬，另外还有德国的战争赔款。法国迎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奢靡的十年，淳朴的美国青年海明威，也把此时的巴黎称为“流动的盛筵”。全社会有种歇斯底里寻欢作乐的气氛（典型例证：莫里斯的朋友Ｆ的父亲，以76岁高龄还在寻花问柳）。人们不关心政治，永远也不想关心政治。到1926年，巴黎城有32家剧院、200个各式舞台、644个公共舞厅、2000家餐厅，还有无数的咖啡馆、茶馆、游戏厅和声色场所。火树银花，红男绿女，仅有的忧愁恐怕就是恋爱的烦恼，还有爵士乐带来的那一丝轻微的伤感。
　　1921年，“屋顶之牛”酒吧开张，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科克托（Cocteau）戏剧作品的名字。“屋顶之牛”里名流云集，阿拉贡、布勒东、毕加索、纪德、克洛代尔……每个常客都是牛的，那里的爵士曲也是牛的。“巴黎屋顶上的这头牛像航标一样指引人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巴黎的艺术家们也步入了黄金时代。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一个主义接着一个主义，布尔乔亚的投资热情使艺术品市场火爆，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卖出了天文数字。不过，已经成熟起来的莫里斯评价说：“这是个很奇特的时代，充斥了各种作品的时代，但却没有伟大的作品……最抢眼的明星还是属于新奇取巧类的，例如夏奈尔、安托万、科克托、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者。”
　　1928年10月28日，22岁的莫里斯在与“巴黎最好的裁缝”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双排扣上衣应该有四个还是六个扣子之后，承认说“其实我已经玩得很厌倦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被引入歧途的。人家教育我们：世界上只有诗歌和造反，兰波、天使和魔鬼。人家让我们在厕所里挂个十字架（超现实主义者这样做），让我们吸食鸦片（科克托这样做），让我们喝酒，写无主题的文章，随便和人做爱，并在这其中找出崇高的东西；最不幸的是那些意识到自己上当、却无力自拔的人；总之，战后年轻人的病症非常严重。”原来，这种富裕的生活同样是会杀人的，不少青年已经自杀了。同开篇时那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不同，此时的莫里斯表达的是厌烦的情绪，那种每日吃龙虾的厌烦，厌烦厌烦还是厌烦，他说他真想步行到瑞士去，以卖苦力谋生，吃粗面包，涂一点蒜泥和干酪，爬到樱桃树上摘樱桃吃，光着身子在草地上打滚，赤脚走路——“奢华让我烦恼，无比烦恼”。
　　1929年10月30日，是莫里斯最后一篇日记。前一天，华尔街股市暴跌，牛的时代结束了。替家族管理财产的舅舅当场自杀，莫里斯与母亲在巴黎的银行里最多只有一万法郎，他不得不赶快去找工作。几乎是有一点释然，他写道：“再见吧。我要对奢华、多余和肤浅的事物，也对自己说，再见了。”
　　太重的生活是种折磨，太轻的，同样不堪承受。这本小书与其当日记体的历史记录来看，不如当成长小说看，展现的是一个少年如何在一个浮华的世纪长大，他的心态转变、他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他的资产阶级式的比较功利的思想、还有那么一点点半真半假的反叛。 令人震动的是莫里斯在真实世界里的死亡：以犹太人身份，二战期间他受雇于纳粹，从事告密和黑市交易。1943年因为行为不谨慎和作假报告被盖世太保拘捕，1945年在监狱转移的长途跋涉中因为行走迟缓而被看守人员击毙。我在想，当莫里斯走那生命中最后的几步的时候，他还会不会抱怨“奢华的烦恼”。
　　这本书本来的名字是“屋顶有一头牛的岁月”，而“充满了幻觉的轻浮时代”只是副标题。三联的编辑之所以取了这个副标题，大概是被“幻觉”和“轻浮”所吸引，有那么一点对当下时局的影射。暴发的财富不过是泡影，就像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一切终必成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不是富裕就一定奢华，奢华就一定轻浮，而一个为金钱与名利所左右的社会风气到底会给未来带来什么？据说，德国战前那些小酒馆，也是一片宴安鸩毒的气氛，所以给了纳粹的崛起以可乘之机，倒是应了物极必反的原理。至于我们，小家乍富，好像还没有“轻浮”的资格呢，不过，还是警醒些的好。

现在想想，鲁迅也是个多面的人。他致力于引进德俄那些朴拙笨重面对人生疾苦的木刻，但在1929年，又自费出版了轻灵纤巧宣扬唯美颓废的比亚兹莱。是该说他爱好广泛呢，还是夸他眼界独到呢？

奥博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现代平面设计的先驱，唯美主义的干将。一生的经历半页纸也就写完了：7岁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16岁开始在一家保险公司当小职员；20岁时接到第一个“大单”，为《亚瑟王之死》画插图；21岁结识了王尔德，为《莎乐美》画插图；22岁当上了著名杂志《黄面志》的美编，名声如日中天。由于1895年王尔德因“有伤风化”被捕、且临行前顺手夹了本《黄面志》，比亚兹莱受到牵连，他离开《黄面志》，转而与他人创办了另一份著名杂志《萨伏依》。由于严重的肺病，1898年春天在法国南部一家小旅店去世，年仅26岁。与王尔德相仿，他也在临终前皈依了天主教。

鲁迅高度评价比亚兹莱：“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诚为确评。值得考虑的是：我们给鲁迅和鲁艺贴的标签一直是“艺术为人生”，可是比亚兹莱与王尔德他们一样，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尽管理念上看是南辕北辙，但是在20-30年代的特殊拓扑空间里，倒也相安无事。当时的上海很开化，激进的左派与颓废的右派全都从现代艺术里汲取养料。1929年，左翼演出《莎乐美》，田汉导演并翻译剧本，吴作人的舞美，冼星海以贝多芬的钢琴曲伴奏，莎乐美以叛逆的新女性形象而被接受。而同年创办的《金屋月刊》，邵洵美等人直接拷贝了《黄面志》，叶灵凤对比亚兹莱更是刻意加以模仿，比亚兹莱笔下的香闺、粉盒、烛台、壁纸、香水瓶、梳妆镜，一度成了海上摩登的象征。

个人以为，中国对比亚兹莱的接受，总像是偏了一点——学了那婉转流利的线条，可是美到绝望和自由到淫靡的那种精神内核，不敢学，也学不像。

比亚兹莱为《莎乐美》所画的插图，天马行空。王尔德根本就没有提到梳妆室，但是比亚兹莱画了，其中那梳妆台显然是19世纪末唯美主义风格大师戈德温的典型式样，而且，公元一世纪的故事怎么可能有现代装帧的书籍啊，难不成莎乐美公主还是个好学的文艺女青年？注意，这张插图是遭到检察机构反对、当时没有正式出版的，请注意莎乐美的手的位置、两个裸体的男侍、梳妆台上古怪的玩偶、还有那些书的名字。在另一张改正的插图里，那些书的名字更清晰了，它们包括：普切尼的《曼侬·雷斯考》、邦维尔的《游乐图》、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左拉的《娜娜》、以及一本《萨德侯爵》。为莎乐美梳妆的那个小丑，经常出现在比亚兹莱笔下，也许就是画家的自况，他戴着面具，阴阴地坏笑着。

《惊世比亚兹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