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06-21

    人狗情未了 · II - [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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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伍尔芙眼中的勃朗宁夫人

     

    伊莉莎白·巴蕾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 – 1861),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诗人。她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是12个孩子中的老大。祖上殖民牙买加,广有田产和财帛。在她3岁时,父亲买下一个五百英亩的大庄园“幸福终点”(Hope End),伊莉莎白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她在家中接受教育,与弟弟一起受教于家庭教师,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哲学、历史和古典名著。她很早就彰显才华,6岁开始写诗,14岁父亲为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不幸的是,15岁那年骑马摔伤脊椎,从此被困于床榻。20岁左右又罹患肺疾,不得不服用吗啡,更加敏感和脆弱。即便如此,她仍以极大的毅力和热情从事翻译与创作,在文学界渐有声名。

     

    由于父亲经营失败,一家人不得不卖掉“幸福终点”,在换了两次住所后,于1837年搬入伦敦温坡街(Wimpole Street50号。第二年,伊莉莎白不顾父亲的劝阻,前往德文郡海边小城托凯(Torquay)疗养,她最钟爱的弟弟爱德华与她同行。1840年,爱德华因船难,在托凯溺水而亡,伊莉莎白满心负疚,回到温坡街后隐居于后厢房一间小屋里,精神濒临崩溃。此时幸亏密友、女作家玛丽·罗塞尔·蜜陀佛(Mary Russell Mitford1787-1855)送给她小狗阿弗,伴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1844年,伊莉莎白出版两卷本诗集,大获成功,名满英伦。当此之际,一个没有名声、又比她小六岁的青年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给她写信,两人从友谊出发,迅即抵达爱情。经过几次请求,伊莉莎白总算允诺见面。18455月,勃朗宁到温坡街探望了伊莉莎白,第三天,他向她求婚。考虑到自己已经39岁、又是病弱之身,伊莉莎白回绝了勃朗宁。但是每天,勃朗宁的书信与玫瑰还是源源而来。爱情制造了奇迹,伊莉莎白竟然可以起床走到会客室,并步入公园。也是在那一段时期里,她写下了献给勃朗宁的情诗——《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由于专断的父亲不同意这桩婚事,1846912日,伊莉莎白在女仆威尔逊的帮助下走出家门,在附近的教堂与勃朗宁秘密结婚。一星期后,她带着诗稿、弗拉西和威尔逊离家出走,与勃朗宁前往欧洲大陆,途径巴黎、马赛、热那亚、比萨,最终于1847年定居佛罗伦萨。

     

     

     

     

     

    在意大利的数年,伊莉莎白·勃朗宁焕发了青春与活力,病弱之象一扫而空,她与夫君经常登临山水、寻访古迹。1849年,幸福的夫妻有了儿子小罗伯特,绰号“贝尼”(Pen)。1851年,一家人回到英国,试图与伊莉莎白的父亲修好,但是老人极为执拗,不仅剥夺了女儿的继承权,而且至死不肯与女儿见面。伊莉莎白只能偷偷回到家里看一眼旧居,父亲的不肯原谅给她留下了永远的痛楚与遗憾。幸运的是,勃朗宁夫妇一起度过了15年幸福的婚姻生活,18616月,伊莉莎白在勃朗宁的臂弯间去世。

     

     

    弗吉尼亚创作《阿弗小传》的动机,大约要追溯到1930年。她观看了鲁道夫·贝希(Rudolf Besier)的戏剧《温坡街的巴蕾特》(The Barretts of Wimpole Street),从此开始重新阅读勃朗宁夫人的诗歌与书信。1931年,弗吉尼亚发表了两篇相关评论文章,最后合二为一出现在《普通读者》第二辑里,定名为《奥罗拉·李》。

     

    《奥罗拉·李》是勃朗宁夫人的九卷无韵素体长诗,发表于1856年。作者对它期许甚高,说“这是我最成熟的作品,其中包含了我关于生活和艺术的最高信念。”该书在1873年之前曾经印行13版,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读者日渐稀少。弗吉尼亚素来支持和声援女作家,但是对《奥罗拉·李》的分析与评价依然中肯而犀利。弗吉尼亚指出,《奥罗拉·李》虽然是杰作的胚胎,却未能成为一部经典杰作。这首先是因为作家的生活对其艺术的影响超过了应有的程度,奥罗拉身上有太多勃朗宁夫人的影子,这无疑标志着一个艺术家尚不完美。同时,弗吉尼亚也公允地提及,这种眼界的狭小与她漫长的卧病隐居生涯相关,“毫无疑问,作为一个艺术家那孤独隐居的漫长岁月对她有不可挽回的损害。她被摈弃于生活之外,猜想着外界的情况,并且不可避免地夸大了内心的经验。对她来说,小狗弗拉西之死有如女人失去爱子。常春藤碰触窗户的声响变成了树木在狂风中的猛烈摇摆声。病室的静寂是那么深沉,温坡街的生活是那么单调,因此在感受中每个声音都被扩大,每个事件都被夸张。”其次,勃朗宁夫人的另一个失误是,她用素体诗这种文体来写当代日常生活,相当于一个诗人去小说家的领地偷猎,所以整部诗变成了冗长的独白,在故事情节和对话方面相当失败。耐人寻味的是,此篇长文这样开篇:

     

    “勃朗宁夫妇的肉身如今大出其名,可能远远超出他们在精神领域的成就。对于时俗的这种嘲弄,勃朗宁们大概也会会心哂笑吧。一对狂热的情人,一个满头鬈发,一个两颊胡须,他们遭受压制,充满叛逆精神,最终私奔——这就是千千万万从来不曾读过他们的诗的人们所了解、所热衷的勃朗宁夫妇。由于我们有撰写回忆录、出版信札、拍摄照片等现代风习,作家们如今以肉体形式存在着,而不是像过去只生存在词句中;如今人们凭借帽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通过诗来辨认他们。于是勃朗宁夫妇成了那些生动活跃、名声显赫的作家中最引人注意的两位。摄影的艺术到底给文学的艺术带来了多大伤害还有待估量。当人们可以读到有关某一诗人的书时,他们还肯读多少诗人自己的作品,这是应该向传记家提出的问题。”

     

     

     

     

    1932年,女作家威尼弗里德·霍尔特比(Winifred Holtby)写作的第一本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记出版。伍尔夫对此书并不满意,虽然霍尔特比的很多分析是客观公正的。在其中,霍尔特比指出,弗吉尼亚疑惑是否她自己的声望也会与勃朗宁夫人一样,大众更为看重的是她的爱情婚姻,是她的照片传记,而不是她的创作。弗吉尼亚的担忧富于睿智与预见,时至今日,多少人只是熟悉她那张20岁时的侧面照片、只是熟悉她在布卢姆斯伯里文人圈中的中心地位、熟悉她的浪漫轶事与疯癫传说,又有多少人认真读过她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与《波浪》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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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 2006-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