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2-02

    享乐的乌托邦 - [书事]

     

      

    一种奇怪的误解迷住了工人阶级,这种误解就是对劳动的热爱,即对于劳动的狂热激情。工人阶级不应该把劳动当宗教,而应该要求“懒惰的权利”(the Rights of Laziness),比如,将劳动限制在3小时(呵呵,在托马斯·莫尔那里还是每天6小时呢),白天其他的时间都用来休闲和飨宴。

    提出上述见解的可不是“反动派”,而是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

    是啊,乌托邦到底什么样?社会主义是不是必然要人民“艰苦奋斗”?假如与资产阶级所信奉的古老清教伦理相一致,还算不算一个新的主义?

    空想者傅立叶给反对者留下的最大把柄是“共产共妻”,他的乌托邦是性和食物的天堂,即便是最贫穷的人,也能每日五餐,而每餐有十二种汤、十二种面包和酒、十二种肉食和蔬菜。而除却这类细节化的构想,傅立叶之反对资本主义,关键点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商业崇拜”,在他看来,对商业的顶礼膜拜,败坏了美德和智慧。

    到了卢卡奇那里,这种“超越市场”的视野得以强化,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目标,它仅仅是人类进步到新的、更人性的文化的前提条件。而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们的目标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从对经济的痴迷中获得解放。

    这么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痴迷于劳动、市场、经济,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

    这个令人眩晕的乌托邦啊。

    托马斯·莫尔是把希腊文的“没有”(ou)和“地方”(topos)结合起来了,自创了这么个拉丁新词Utopia,严复翻译成“乌托邦”而不是“乌有之乡”,翻得好。乌托邦这东西,既是一个美好的地方(good place),也是个不存在的地方(no place),如果仅看到“乌有”的一面,大概少了理想主义。当然,如果只看见理想,没看到其不现实的一面,那也是政治幼稚。

    拉塞尔·雅各比的这本《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写于1999年,早于他的《不完美的图象: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2005)。他的立场是一贯坚定的:在这个乌托邦理想被嘲弄、被诋毁、被曲解、被抛弃的时代,坚守理想主义,提倡乌托邦精神——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信念。对当代知识分子研究深有心得的雅各比,继续他在《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中的风格,将乌托邦精神的衰落大部分归结为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沾沾自喜的保守主义者、倦怠了的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激进主义者、特别是迷失在大学校园里的鼠目寸光之辈。读来还真有些惊心动魄。

    1799年,柯勒律治写信给华兹华斯:“我希望你能给如下这些人写一首诗,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之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

    乌托邦作为一种“想象性哲学”,需要更多的不自私的学者的关注,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都能够享乐、比现在的享乐更彻底更美好地享乐。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