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2-08

    史学家从不同方向悄悄走进他们的采石场 - [书事]

     

     

    在中译本的第196页,彼得·伯克(Peter Burke)说:“史学家从不同方向悄悄走进他们的采石场”。虽是信手拈来的一句,深获我心。

    这本书是彼得·伯克的早期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taly)。“采石场”之喻贴切,因为此书主要是讲艺术的,而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大理石雕塑,我私下觉得至今无出其右。更进一步,如果将“文艺复兴”本身当作一个硕大的采石场,古往今来的确吸引了大量的“史匠”,哪里去找这么纯净优美且又丰富的史料,回去好好凿巴凿巴,出几个史学界的米开朗基罗、多纳泰罗、切利尼,也许有戏。

    在史学阵营里,艺术史这东西很“上流”、也很偏门。文艺复兴艺术史滥觞于1550年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作者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和建筑师,他在书中记载了260多位意大利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作品,采用“鉴赏术”(connoisseurship),将艺术家传记和风格史相结合,影响几达200年。这一艺术史范式可以理解为“以艺术家为中心”。到18世纪,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横空出世,1764年发表的《古代艺术史》将艺术史的目标从艺术家转向作品本身,从风格分析的角度集中研究艺术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从此以后,“以艺术品为中心”的研究风行一时。19世纪,艺术史登堂入室,在大学里成了一门独立学科,艺术品的“内在因素”——比如题材、风格、形式等——成为艺术史的主要研究对象。1866年,法国人丹纳在巴黎美术学校开讲“艺术哲学”,把“种族、环境、时代”视为决定艺术面貌的三大决定性因素,开拓了艺术史重视背景研究的思路。而整个19世纪艺术史领域、特别是文艺复兴研究方面的翘楚当属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他修订了导师库格勒的两卷本教科书《艺术史》,写了《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从建筑、雕塑、绘画三方面介绍意大利文化,还写有论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专著,在其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虽然没有关于艺术的论述,但是却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路径。早在1842321,布克哈特24岁时便已经在一封信中表达说:“对我来说,背景是主要的事情,而背景则是我主要想研究的文化史的主题。”

    艺术史既然属于史学分支,就不得不跟着史学不断“转向”;史学又从属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逃不出“范式”的天罗地网。20世纪初年,第一个转向是心理学转向,佛洛依德写了《莱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与《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从此指引了艺术史的心理学路径。再往下时髦的心理学遭遇时髦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出现了以恩斯特·贡布里希为代表的“视觉认知(visual perceptions)心理学,可是那“格式塔”多少是有些走火入魔了。同样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德国艺术史家阿比·沃尔堡(Aby Warburg)则别开生面,他关注的是艺术品中象征图像的起源、含义和传播,不仅阐释图象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也研究图象主题在不同时空里的演变,后来发展出的“图象学”既考虑“内涵”也关心“语境”,多年后搭上“阐释学转向”的便车,被封了个名号叫作“视觉解释学”(visual hermeneutics),在当代十分宽泛的“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研究中,仍然是方便法门。

    二战以后,西方史学的两大转折一个是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以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为中坚;第二个是70年代后期的“新文化史”(亦称“社会文化史”),肇始于法国,迅速风靡世界。在这样的大潮之下,艺术史也经历了“社会史转向”和“文化史转向”。“艺术社会史”倾向于宏观研究,韦伯所提倡的实证社会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主要理论工具,与“文化研究”学派如雷蒙·威廉斯等人的观念相应和,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等概念,来解释艺术的发展和风格的演变。艺术社会史以艺术的社会环境为中心,看起来更像是社会学家对艺术史的插足,宏大理论多而历史依据少。而后来的“艺术文化史”秉承“从下而上”的文化史研究路径,倾向于“微观研究”。这种“切近情境”的研究重视史料,举凡商业记录、合同、私人信件、日记、财产清单、纳税记录等等材料均被发掘和应用,时代趣味、艺术品展览、艺术品收藏、艺术品交易、艺术品制作、艺术教育等等角度被不断延展,虽然流于碎片化、细节化,但是极大地丰富了传统艺术史研究的领域。

    彼得·伯克受益于“新史学”颇多,却更喜欢称自己是“文化史家”。在2004年的《何为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中,他把西方文化史学的谱系勾勒为:1、古典文化史;2、艺术社会史;3、大众文化史;4、新文化史。有趣的是,伯克自己的这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初版于1972年,主题还是一般所认为的“精英文化”(直到1978年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才“转移重点”、确定了他的国际声誉),然而从具体写法上看,他已经打通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综合运用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方法。他在导语里说:“我希望不仅撰写一部文化史,而且写一部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史,尤其是研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他希望以四种“相互重叠的方法”来完成这个使命,也就是:大众文化、社会人类学、政治学和语言。他完成得不错。个人感觉,以社会-文化角度进行艺术史研究的最大问题,大约是“史”多了而“艺术”少了,“学术”了但是不“灵性”了。好在伯克的功底十分了得,受年鉴学派总体史学的影响,还是不想流于枝节和表面,而力图复原整体的文化框架,那么多鲜活的细节,读起来也有趣味。

    恩,史学家从不同方向悄悄走进他们的采石场。布克哈特算米开朗基罗的话,我封伯克为切利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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