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3-22

    代价最高的失败 - [书事]

     

     

    1972年,吉尔·艾略特(Gil Elliot)发表《20世纪死亡录》(Twentieth Century Book of the Dead),统计出20世纪的人为死亡人数是一亿,主要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主要是抗日战争)、俄国内战、苏联、欧洲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看到的另一个数据则要远远超出,简单说,一战死了2113万,二战死了6500万,所以总数一亿如何打得住?特别是二战以后,三次印巴战争,四次中东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美伊战争,加上北爱,柬埔寨,卢旺达,达尔富尔,阿富汗,一直解决不了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还有逮不着的本拉登和他的敢死队……屈指数来,不寒而栗。

    拉塞尔·雅各布试图指出,狂热的宗教分裂主义者、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愤怒的种族主义者,比乌托邦主义者更能涂炭生灵。的确,19世纪在欧洲上空徘徊的那个“幽灵”还是被18世纪就已经出现的另一个“原则”所击倒,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联合起来,而是被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分割开来。复杂的历史纠葛与现实的利益冲突,使“人本主义”败于“族本主义”,民族主义大行其道。21世纪的“文化的冲突”,说到底,是民族文化的冲突,更进一步,是潜在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

    按照西方学术观点,Nationalism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作为运动和意识形态双重地存在着。

    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潮,它涵盖了大量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分离运动,在英语中,Nation既有“国家”也有“民族”的涵义,所以“民族国家”概念风行一时,比如吉尔勒强调:“民族主义主要是一个政治原则,主张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该是相同的。” 据统计,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多年中,世界上有50多个民族国家获得独立,由是政治学家科恩指出:“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期。”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Nationalism则是“想像的共同体”,是雷南(Ernest Renan)所说的“对于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生活形式的重要性的意识”,是盖纳(Ernest Gellner)所言的“互信、忠诚、团结的人造产物”、拥有着一个由各种观念、符号、联合、行为方式和沟通方式集合成的“文化体系”。迄今为止,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

    “民族”而加上“主义”,是要求人们首先把自己视为民族的一分子,应该准备好为保卫和发展民族利益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所谓“民族主义情绪”,是由于民族利益或民族形象遭到践踏而激起的愤怒,或者是民族利益或民族形象得以维护而产生的满足感。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知识分子所拥趸的“普遍人性”太智识化,无法激起一般人情感上的效忠,所以真正具有凝聚力的还是近代以降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概念。政治哲学家在空谈着卢梭和洛克,政治科学家却在学习着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主权国家”固然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硬道理,但却有违自由主义的初衷Frederick Watkins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代价最高的失败”。他说:

    “近代自由主义企图提供一个世俗的基础以维系西方文明,它的任务之一就是设法恢复西方世界传统的道德团结。……然而,由于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自由主义运动已无法执行这项历史功能。就民族的与国际性的社会组织而言,国家主权的游魂,对完成真正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恒久的威胁。因此,如何去发现一个真正能有效解决民族主义问题的方法,就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日程上的未尽之务。”

     

    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李丰斌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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