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4-14

    我要你 - [书事]

     

         “我要你”。

        很直白。不过不要瞎激动,看画中的山姆大叔神情严肃,右手食指直直点着你,下面还有一行字呢:for the U. S. Army enlist now。经典的美国征兵广告。类似的征兵广告在法国、苏联、德国也都出现过,都是把国家拟人化,义正词严地戳着你的脑门子,提醒你“祖国需要你的时候到了”。如果你斗胆问一句“凭什么……要我”?简单啊,因为你是公民啊,你不拿枪谁拿枪,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公民概念是与近代国家概念共生的。霍布斯鲍姆认为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才第一次出现了“为祖国而战的公民”,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压倒了对宗教和地区的传统义务。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是把“人”与“公民”并列的。自亚里士多德起,“好人”与“好公民”就不是一个概念,好人,比如说好老公好儿子好老师,满足的是家庭与社会的需要,但是好公民,满足的是国家的要求。好公民是爱国者。

        自然,除了服役的义务,公民还该有大量的权利。有趣的是这个citizenship,该译成“公民权”好呢,还是“公民资格”好呢。刘满贵把它译成“公民权”。此书作者是美国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茱迪·史珂拉女士,付梓时间为1991年,题目是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史珂拉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历任美国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协会主席、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研究员等,此书出版的第二年就已经仙逝,所以这部精炼的临终之作,也可以视为她对美国宪政的总体性看法。

            她认为,公民权(citizenship)有四个相互关联但界限清晰的涵义。

    第一,   国籍意义上的公民资格(citizenship as nationality)。作为国籍的公民资格是一个法律条件,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政治活动。

    第二,   积极参与国事意义上的或称“好”公民的品德(active participation or “good” citizenship)。作为政治参与的好公民的品德,其中心在于政治实践,适用于在社区中始终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们。民主政体下的好公民是定期积极参与当地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政治力量,他们对政治的参与不仅仅限于初选日和大选日。积极的公民有个人见解,对自己认为不公正、不明智或仅仅是奢侈的公共措施敢于直言,他们是公共集会的参加人,是志愿者组织的参加者,在冬天能够清除自己门前的积雪,不仅以纳税人和临时士兵的身份为祖国服务,他们的心底深处对公共利益有着深思熟虑的见解。

    第三,   理想的共和国公民(ideal republican citizenship)的设想,这种设想一直萦绕在那些胸怀神话般的雅典梦或斯巴达梦的人们心头。普通的积极公民或者好公民当然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公民,他们只是努力做到符合代议民主制的公认要求而已。理想的共和国爱国者却全然不同,他们热衷的只有公共活动,他们生活在公共集会里,为公共集会而生活。有德性的公民在被统治的同时还经常直接参与统治,以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议制民主的方式追求公共利益。当然,设想而已,“他们当然是一个与现在、过去或可想像的未来的美国截然不同的共和国的成员”。

    史珂拉最关注的是第四种:公民的社会身份(the standing of citizens)。身份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在等级社会中的位置。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由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决定的。身份作为社会阶层中一个较高或较低的位置,很难和要求得到“尊重”的平等主义一致起来。不过,在一个民主国家,公民有权受到尊重,所以选举权(right to vote)和收入权(right to earn)这两大公共身份象征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换言之,争取公民权的斗争,是压倒一切的归属这一政体的要求,是打破排他壁垒、寻求认同的努力,是“为承认而斗争”。

    投票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获得政治共同体的内部认同和成员接纳的标志和认证方式,“是选举让人成为公民。”正因为如此,公民不去投票的“政治冷漠症”并不重要,因为公民权并不体现为“公民深度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望”,只意味着获得了“成员身份”。投票权的核心标准是“人格上的平等”,阶级、种族、性别、财产都不应该成为障碍。

    不过,选举权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必须靠经济领域的基本平等来保障,这就导出了“收入权”。作者认为,经济劣势或依附状态催生新的奴隶制度,在经济上丧失了个人独立的人,即被社会视为非正式成员,实际上,那些属于社会底层的人就不是完整的公民。为此,国家必须考虑收入权和劳动权问题。收入权尽管没有在宪法中写明,但却是整个美国民主政治结构的前提。国家的“最低限度的政治责任就是在接近失业者的地域创造有酬职业,为失业者提供法定最低工资和发展机会”。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就这样调成了鸡尾酒。如果你喝多了,当人家指着你说“我要你”的时候,你是去也不去?

     

    茱迪·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刘满贵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分享到:

    历史上的今天:

    狼狈 2006-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