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4-22

    “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 - [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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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斯克利夫爵士(Lord Northcliffe1865-1922)说:“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

    1905年以前,爵士本来不是爵士,“北岩”当然也不叫“北岩”,他是穷律师的儿子,名为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Alfred Harmsworth),17岁开始当助理编辑,23岁创刊了自己的第一份周刊。靠一系列花哨而赚钱的小报与杂志,他开创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1896年,《每日邮报》问世,将近百万的发行数量,使它一跃而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发行的报纸”。此后是迅速的吞并过程,《每日镜报》、《观察家报》,尤其是1905年,他吞并了英国最有影响的老牌资产阶级大报《泰晤士报》。随着事业的发展,他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贵为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对敌宣传总监,风头一时无两,人称“舰队街的拿破仑”。

    美国报业大亨赫斯特的人生秘密,在电影里被与“玫瑰花蕾”相联系。英国报业拿破仑的成功秘诀,则要明显得多,爵士坚信“反常的事物就是新闻”,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而“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将犯罪故事作为报纸的主要卖点,正好击中了大众的心理需求,想不成功都难。

    大众喜欢娱乐,在阳光之下,这不算新事。早在英国出版业早期阶段的都铎王朝,关于性和暴力的出版物在普通民众中十分流行,就如同今天一样。那些格外血淋淋的细节是一定会得到广泛和逼真的描述的。剧作家本琼生恼火自己的饭碗受影响,专门写剧本抨击那些“新闻贩子”,说他们为了迎合读者对感官刺激的需要,根本不在乎什么是“真实”。到了19世纪初期,关于谋杀和处决的报纸非常受欢迎,耸人听闻的头条,凶杀现场的图示,凶手的画像,这样的报纸适合“店童和数百万学徒,不适合体面的场所”。可是英国的下层阶级就是不喜欢“戴着大礼帽”的高雅出版物。《泰晤士报》那样的严肃报纸,铅字排印得密密麻麻,充满冗长复杂的政论,适合有钱有闲阶级,躺在俱乐部的沙发上,由佣人们将报纸熨烫好了奉上,伴着甜酒和雪茄慢慢消磨一个下午。大众喜欢的是1855年创刊的《每日电讯报》,头条主要是犯罪和性,喜欢的是1886年的《劳埃德新闻周刊》,有关谋杀、犯罪、其他耸人听闻的事件的报道占到总量的50%以上。有一个传说,马戏团的大象跑到了街上,这条新闻被《泰晤士报》的编辑弃置不用,他们认为只有娱乐性的新闻被拒之门外时、政治性的新闻才能得到发表的机会。听起来有理,可是坚持原则的《泰晤士报》怎么会被“一天一桩谋杀案”的诺斯克利夫报团吞并啊。

    哲学家尼采说:“乌合之众呕吐出他们的胆汁,还将其称作报纸”。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化是光明和甜美”,而“没文化”的新新闻事业自然是“轻浮而愚蠢之物”,重要的是,新新闻事业过于强调娱乐而不是教育,因此是文化标准降低的祸根。

    凯文·威廉姆斯(Kevin Williams)的《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Get Me a Murder A Day: A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之区别于其他英国传播史的地方,乃是将“大众”与“大众文化”放置在核心地位。他说,“对大众传媒(mass media)的恐惧一直伴随着对大众(the masses)的恐惧,而大众又是随着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发展才逐渐变得强大的。在某种意义上,大众传播的历史就是惧怕大众的历史。”

    精英与大众的区别与对立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有之的现象,所以话语权、媒介权、传播权的争夺,填充了昔日称为“新闻自由史”的每一个角落。传媒忽焉被视为独立自主的“第四阶级”,忽焉被视为被收买的社会控制部门,忽焉成了反应公众舆论的公器,忽焉被视为以低俗垃圾谋求利润的印钞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观点迥异,而都无不偏颇。凯文·威廉姆斯试图解释:“历史说明,无论何时,大众传媒的作用都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最为关键的是要打消这样的念头,既不要把大众传媒看成是公众、舆论、和民众的代表,也不要将其视为受国家和社会中其他权力机构控制的部门。”最为关键的,是正视“大众传播”中的“大众”。

    毋庸讳言,知识分子、道德卫士、政治家和那些掌权者总是对“人民”或“大众”怀有强烈的戒备心理。在启蒙思想中,传媒是精英对大众进行教育的绝好工具,即便开明如托马斯·杰斐逊,也从未将新闻自由本身当作目的,在他的思想中,新闻自由通向一个更伟大的结果:受过教育的选民。所以,在精英看来,“大众传播”更像是“面向大众的传播”。正是因此,对大众掌握和使用大众媒介,精英们总是忧心忡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大众传媒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文化水准的降低;对于道德卫士来说,黄色新闻是导致民族道德沦丧的根源;对于政治家来说,大众传媒强迫政治家们对舆论做出迅速反应,深思熟虑的政治让位于媒体作秀的政治。于是,他们诟病传媒,认为社会暴力的加剧、青少年犯罪的增长、足球流氓、旧城骚乱、恐怖主义、宗教虔诚感的丧失、教育水准的下降、政治冷漠、还有其他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因于大众传媒的“神奇力量”。特别是那些媒体大亨们,售卖低俗的文化产品,却自诩为“为社会进行了公共服务”——比如媒体巨鳄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提出,在法律限度之内,任何人提供了公众希望并以可能支付的价格得到的文化产品,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正是这些媒体巨头,使大众从“公民”“堕落”为“消费者”,因此上,穷了民主、富了媒介、娱乐至死、大难将至。

    精英们大概会喜欢保守的BBC早期领袖约翰·瑞斯(John Reith),他将电影工业的产品视为垃圾和俗物,原因在于它们“只想取悦公众”,“开发如此伟大的科学发明只是为了追求娱乐,这实在是对广播力量的侮辱,是对人民的品格与智慧的亵渎。”瑞斯深信自己知道什么对于英国公众来说是最好的,他与马修·阿诺德一样,相信向英国民众提供道德、文化和精神价值观的知识,可以使群众转变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这种知识的培养会弱化对于激进社会变革的需求,并且确保社会能够以更加有效和理性的方式运行。瑞斯的广播之梦就这样奠定了BBC“公共服务广播”的理念。他所认为的道德标准就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严格的基督教教义、贵族文化和学校细致周全的道德要求。” 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乔治·奥威尔,BBC的一名员工,正是以瑞斯的BBC为原型,在著名小说《1984》里设计了那个专断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更有趣的是,90年代的调查表明,英国人还是把BBC视为大都市和中产阶级的电视台,没能够提供更多样化的节目以适应社会中的所有群体,而BBC的那些商业敌人正在攻城略地、赢取越来越多的收视率。

    问题在于,英国因大众传媒而堕落了吗?从都铎时期小报上的性与暴力新闻,到现在《太阳报》的封三半裸女郎,“乌合之众”通过选择性购买,一路追求着休闲娱乐的权利。而太阳照常升起,政治换了众多形式,依然在正常运行。也许还是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说得对:其实没有大众,只有将民众视为大众的方法。与阿诺德博士不同,我们认为“文化是日常的”,无权阶级对于有权阶级的抵抗,有着符号的和社会的两种形式,大众传媒上所体现的大众文化,何尝不是大众对于霸权的一种抵制和周旋的艺术。

    与詹姆斯·卡瑞(James Curran)等人的《英国新闻史》(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不同,此书学术性并不强,“类似于基本的历史教材”,但是又没有将笔墨花在对历史背景和人物的介绍上。然而,此书难得地摈弃了精英角度,没有写成一部保守的“传者史”,也没有写成一部刻板的“媒介史”,而是使“受众”的影响成为潜在底色,凸显了大众传播之大众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不愧是一部适合大众的好书。

     

    凯文·威廉姆斯:《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刘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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