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相信很多小男孩说出“我病了”这个短句时，都透着一种可怜巴巴混合着洋洋得意的微妙情绪。看亲人在周围忙来忙去，不断有手掌伸过来试体温，还可以拥病自重、要求平常得不到的好东西——“妈妈，我要吃垃圾食品”——那感觉，就是小世界的世界之巅吧。

男孩虽然长大改称男人了，但是在病了的时候，依旧不脱幼稚心态。如果有护士坐在病床边，只要年轻一点温柔一点，即便没有一双“紫罗兰色的大眼睛”，像海明威的恋人那样，也难免被他们爱上。他们爱的倒不一定是人，而是白色的制服、软底的鞋、必要的技术、半命令半欺哄，种种零件组装成的那个“守护天使”。即便充斥着冰凉的酒精药棉、让人生畏的针管，可对于微染小恙、没有生命危险的男病人而言，医院依然是个有药水味的天堂。

IVON下午两点就回了家。没说的，我一猜就中，他准是病了。每年他都要病一次，基本症状是发烧，因为体力好，常能发到我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比如41-42度。这病来势汹汹，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基本不出12小时。前年除夕，他在鞭炮声中发烧，午夜达到顶点，可是到早晨就彻底好了，不耽误吃初一饺子，吃得还不少。我认为发烧对于他来说，就是人体自动的“扫描杀毒”。不过他不这么想，每一次，他对自己的病十分郑重其事，让人又可怜又好笑。

这一套程序我早已谙熟。安排他躺下，盖好被，试体温，倒水，找出各种退烧药放在床头，熬好米粥备好咸鸭蛋，预备好酒精棉球冰块毛巾以便降温，然后将自己留在他的视线之内，等待那个烧发起来。每逢此刻，他都要诚心诚意地说：“你对我真好”。咳，我平时也是这样，只不过在他有病的时候，他突然注意到了我的好。我暗下决心，如果他住院什么的，我一定亲自服侍，这便宜可不能让护士占了去。

昨晚烧得不高，今早他上班去了，意犹未尽似的。

一直以来用的LOGO是两只小猫并肩面对广袤的都市灯海。

这样的猫当然是家猫。

可是也一直喜欢豹子。

在友邻的地盘里看到了正大热的罗红的这张摄影作品，偷来了。好比家猫在夏日午后打个盹，梦见自己成了“人物”。

大家其实经常想不开，灰狼想披上羊皮，绵羊也想披上狼皮。猫梦见自己成了豹子，士兵希望成为拿破仑。

好歹还能想想，这样想想不也挺好么。只怕到老了梦都没有，更惨。

    林木葳蕤，蔚然深秀，一重重绿色，连空气里晃动的光斑都是绿的。石阶缝里渗出雾珠来，苔藓厚厚，悄悄爬上了一座瑞兽。迈进古刹，空无一人，忽有清风吹动了檐上风铃，一只凤尾蝶飘飘摇摇地，正像风的碎片。
    在客房里闲坐，读小林一茶。觉得渴了，起身去泉眼那里。占先的是只狸猫，从容地拿爪子沾点水，舔舔，然后梳理毛发，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看了半晌，好笑地绕开了。芭蕉丛后有人弈棋，看不见，惟听见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音，轻轻的一声“啪”。
    在廊下坐了许久，看蚂蚁搬家。蓦地闻见夜来香的气味，原来到了薄暮时分。伸伸腰，该去吃饭了，青菜豆腐和绿豆粥……

    ——以上是白日梦，过去的文人上山避暑，清心寡欲，多么滋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伊拉克的帝国梦显然是被美国粉碎了。好在历史还在，作为证明的艺术品还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述文物，应该去凑这个热闹。
    “都有什么啊？”IVON问。
    “记得在大都会博物馆看过的那些人面狮身还有翅膀的大雕塑？”
    “人面狮身？”
    “不是没鼻子的，是戴帽子的。”我比划着。
    “嗯嗯，有点印象。你不是看过了，你还去过大英博物馆呢！”——史学博士的老公逆反地厌恶历史，这是明摆着的。
    “看是看过，可是看得不细啊，再者说了，你不是还没去过上海博物馆？”
    IVON闭了嘴，同意了。
    好事多磨，一路上讨论起历史观，险些闹崩了。他是小布什式美国思维，多复杂的历史也要找出一个或几个历史罪人来顶缸，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我当然不作是想，要不怎么叫“专业人士”。
    显然，这种真理之争影响了IVON看展览的情绪，加上人面狮身像明显是仿制品、形制上比大都会博物馆的小了很多，而且孩子们放了暑假都来参观、人多的实在不像话，IVON走的噌噌的。这种情势下，我只细看了两个东西：浮雕的“猎狮图”不错，可是一个把狮子当图腾同时又以猎狮子为乐的民族，多少有些精神分裂吧。写有“吉尔伽美什”的第六块泥版好迷你，也就巴掌大小，比我想像中的鸿篇巨制小了数倍。不管怎么说，亚述人把泥巴玩得不错。
    由于历史观而产生的裂隙在晚上七点半终于得到弥补。我们慕名前往“金钱豹”，在“全民大战”的氛围下吃自助餐。看在三文鱼和老虎蟹的面子上，我们和好如初、并肩作战。本来么，食色性也，爱人未必同志，有相同的胃就好，与真理何干耶。

    中午再度请客。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人家来吃了饭，我心安，还算是人家给我了面子，什么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下午回来，扑到狼藉的床上，忽地觉出了闲。
    闲就是在户内门里、木木地。
    床上堆着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李零的《花间一壶酒》，还有晒好收回未及熨烫的衣裳。我在其中扒了个坑，睡了。
    醒来时暮色满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工作有一堆，但是还没有迫在眉睫；值得操心的事儿有不少，可是也不至于竭精殚思。兜兜转转半晌，决定还是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熨衣服。细薄棉布的白色背心，掐着小褶子，正适合夏日里家居穿。在空调的凉风下，吊在衣架上的它荡啊荡地，一幅喜不自胜的模样。看着它，我也慢慢高兴起来，好像一块冰拿到暖热的环境下，要等一会儿，才醒过味来似地融化。我才醒过味来，化了。

为了报到而连夜填表格。表格有七八种之多，要求用钢笔，没有的不适用的统统写上“无”，足见这表格之重要。但可笑的是，有一栏要求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不知是猴年马月印的。又有一栏要求填履历，特别注明要从小学填起。让我犯难的是小学班主任叫什么来着，邢翠云？邢翠英？分明记得老师的长相，多棱角的脸型、满脸斑点，总是皱着眉头，忧心如焚的样子。也分明记得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学校的操场上，她和妈妈商量着我的前程：上附中呢还是上三中呢。暮色中她的身影单薄，焦虑地抱着肩前倾着身体。其实我用不着她操心，我是学校最优秀的学生，但她还是操心，不知道在两所省重点中学里该让我去哪一个。后来，她选了附中，于是我上了附中。

填着表格，我算是明白自己何以到了今天这一步。一言以蔽之，就是太乖了，总想取悦于人，总不想让大家失望。知道老师喜欢好学生，于是就尽心尽力当了好学生。而好学生哪里有什么前途，除了，当一个继续培养好学生的穷教书匠。

    上午，快递公司运来了我的书，九个大纸箱小山一样堆了半个厅。显然不是桩容易活儿，我掂量一下自己的身板，认为需要补充点儿能量。楼下的小CAFÉ，上午十点，已经另有两个女孩在吃早午餐，一半上海普通话一半英语，莺歌燕语唧唧哝哝的。在我点意面、等意面、吃意面期间，她们聊到加州、纽约、北卡、伦敦、艺术史、签证、衣服、同学、暑假、回上海猛吃鱼生等等话题。我对着一张伦敦塔的大照片吃着我的意大利面条，一时有环球同此凉热的错觉。不过，我相信背后的二位绝对不像我有着那么多的书，书使生活沉重。
    好了，开始干活，拆第一个的时候心情不错。这包基本都是外国文学，都是久经考验过的，计有梅里美、品钦、毛姆、莎士比亚、博尔赫斯、聚斯金德、普鲁斯特、海明威、卡尔维诺。那本名为《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的小库特·冯尼格的小说选，是上初中时候的收获；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选也是攒零用钱买下的，记得那还是自己投资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看来读书和吃饭一样，口味的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
    拆第二个，有些乱了，86年山东文艺出的那套书，有刘小枫的《诗化哲学》，还有甘阳、王一川、谢选骏等人的专著。留着，好像不会再看了；扔了，又觉得好歹是个青春的纪念。同样不好办的是80年代出的那些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书，黑格尔、弗洛伊德、卡西尔、巴赫金、朱光潜、李泽厚，踌躇半天还是打入另箱，以后再说吧。
    第三个好办，精选的中国文学。人民文学那套《红楼梦》还是我从小看的，《金瓶梅》是IVON凭票买来的，陶渊明、王维、苏东坡，然后就跳到梁实秋、张爱玲和汪增祺。中文系毕业至今，只剩下这一小箱书，倒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是自己的经典。
    拆到第五个已经觉得累，在书架前乾坤挪移，搬上搬下，古人说汗牛充栋，此言不虚，为了充栋我已经成了个汗人。到最后，当九个箱子全都打开，房间里再无立锥之地，我真心实意地开始拥戴电子书。如果全都换成电子版本，省下的不仅是买书钱，还有买书房的钱，这在上海可就是二十万块，不是个小数目。
    经过六小时忙乱，书架巍然屹立——其实塌下来也在意料之中。还有装不下的，复又装了四个纸箱，堆到阳台上。
    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分给我一间办公室。不然的话，只好割爱了。

一个家里有多少破烂啊，鉴于上海的家里已经是满坑满谷，所以我定下三项基本原则：一送、二卖、三扔。

幸亏郝猫等人帮忙，四季衣裳已经分送完毕，嘟嘟他妈说以后几年都不用买衣服了。至于我那些书，郝猫帮我送出去一半，捐了三分之一给学院，还当废品卖了几箱，饶是如此，剩下的由快递公司发往上海的还有260公斤，整整九大箱子，看来书房还是小了。

最难清理的是那些笔记、证书和文件，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学时代的作文奖证书，最近的则有博士后的开题报告，介于中间的是无数工整笔记、三种毕业论文、七八种校园刊物、若干纪念册、各时期发表的文章、一大包读者来信、几十张涂鸦画作、各种毕业证学位证培训证职称证，加上数不胜数的表格、讲义、情书、作业、报告、会议手册、答辩记录、成绩证明，令人头痛不已。这些个人档案要是留个几十载上百年，足可以让搞社会文化史的学者作为资料，梳理出《当年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要是我日后发达了，更可以算做个文字迷宫，给几个想不开的、爱钻牛角尖的学者提供发现的乐趣。可是我对自己的前程并不看好，与其临终烧稿自怨自艾，还不如此刻自我了断皆大欢喜。于是，我快刀斩乱麻，除了毕业证职称证还有少许日记，所有带字儿的全卖给楼下那个收破烂的了，他拿着秤和若干个超大号蛇皮袋上来，最后给了我160元钱，按照四毛一斤算，乖乖，我的四百斤历史就此进了垃圾堆，不亦快哉。

相比之下，最好办的是大件家具，请了搬家公司，两辆卡车分送五处。有好朋友们帮忙，一天的时间全部搞定。

晚上，回到四壁皆空的家里，扫除干净。地板上长期铺着地毯的地方颜色是浅的，不知怎么忽地想起八年前搬进这房子的那个晚上，书立砸在地板上，砸出了小坑，于是决定加铺地毯以遮掩。尺积寸累的建设是困难的，大张旗鼓的拆散是容易的。一时感慨，红了眼睛。

在一个管理机器十分强大的社会，人不是人，人只是刻板的、统一的、方便管理的一系列表格和数目字。在美国，社会保障号码和驾照基本上可以搞定一切，加上护照和信用卡，足可以全球享用资本主义式自由。但是在中国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其中，复杂指数最高的要数户口和档案，一个月内又一次回津，算起来差不多每周一次的频率，可见这两件东西之命运攸关。

35度的大太阳烤着，辗转了三个地方，交上原来的户口本，换回一张底纹复杂的“户口迁移证”。还行，两年博士后唯一的好处就体现在能解决户口问题，作为“随迁家属”，IVON第一次粘了我的光。

比户口更复杂的是档案。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很多“人才”在流动的时候，皆因这个档案问题留下不少后遗症。那些会混的可以在好几个大学另立档案，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办的，可是我被要求一定要拿到原始档案，自我感觉难度系数比较大。听说不少单位已经把博士后流动的惩罚性赔偿提高到了20万，算是明码标价——要拿档案，先拿钱来。因为数目巨大，搞得不少人走了辞职这条路，割断以往，从头来过。

即便不是“头牌”和“红人”，看来我还有点“身价”，人事处狮子大张口，索价14万。我的脑子里不合时宜地闪现出《霸王别姬》里龚俐卸下钗环、甚至绣鞋，光脚走出什么什么楼的场面。M老够意思，陪我去的，本着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原则，划到7万4。当时几乎答应了，转念又想在这里奉献了12年，委屈，于是做了最后的斗争，经过一个难以尽述的复杂过程，结局算是不坏，相当于卸下了钗环，不过鞋还是穿著的。

交了“违约金”之后，人事处正式放人。管档案的老师当着我的面，为我封存档案。这还是第一次目睹档案的真容，但见杏黄色封面、古法线装的一个册子，上面大书“干部档案”，之下有我的名字，怎么好像是红色的笔迹。除此之外，尚有些散碎纸片，是近年的工作总结。——就这么个东西，也就是这么个东西，居然搞的神秘兮兮，而且要价不菲。前些年还可以将此理解为“铁饭碗”，现在还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了。

当我向学院里的各位告了别，抱着档案袋走出楼门的时候，别说，体会了弘一法师的心情：悲欣交集。对我这样的凡人，夸张点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MOM SAID：是什么人遇上什么事儿。后来知道这是“性格即命运”的通俗版。就好比哈姆莱特的悲剧在于他是丹麦病人——狂郁型丧志症，李尔王的悲剧在于他是老昏君——刚愎自用加上老糊涂，奥赛罗的悲剧在于“心里没底”，麦克白的悲剧在于“不是枭雄硬充枭雄”。当然，不全是如此，除了性格这个内因，外因也很重要哦，比如约伯的倒霉就没法子装进王国维的套路里加以分析。

身边真有些人一贯不走运，BAD LUCK如影随形，奇哉也怪。当然也有好多人旺运连连，如有神助，不由得让人不眼红。今日上午，拿到了上海市人事局批下来的申报户口证明信，不过三四个工作日嘛，何以这般快。我惶惑，要么就是上海市官僚机构的效率空前提速了，要么就是，MY GOD，难道我也是幸运儿？

吓着了。依照我的幸福公式：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塞翁失了马固然“焉知非福”，假如塞翁捡了匹马，没准也“焉知非祸”。

下午汗流浃背地赶到杨浦区公安局，和一个壮硕的户籍警察隔着片玻璃脸对脸坐下。他把我的那几张纸片看了再看，挑出毛病说：“某某里3号楼4门601室，和某某里3-4-601，不是一回事儿呀”。——我放心了，我说没那么顺么。经我一番城市比较门牌号学的解释，他同意了我的说法，开始动笔给我填一种发票式的“准迁证明”。填完了，他左看右看，突然发问：“你们学校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在国外这也算个人隐私吧，不过我老实地回答：“不多，一个月五千吧”。他兴奋起来，朝旁边的警察同志们介绍：“看看，女博士后，一个月五千工钱，不如我儿子呢。”马上有中年妇女附和：“就是就是，我女儿也不要再读了，本科就够了，越读越没钱赚。”立时三刻，在他们的眼目中，我好像变成了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之一员。

说起来警察对我不错，详细解释我下一步该办什么，甚至动笔给我写了一二三。我自然是千恩万谢，最后那个女警察说：“我看你倒是蛮灵的，上午也是个女博士，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告诉她好多次都记不住。”原来如此，我说我怎么觉得自己掉进了警察叔叔阿姨的温暖怀抱，在他们心目中，我不仅挣钱不多，而且能力不够、智商不高。

好了，我以为我是幸运儿，人家看我可是傻瓜加倒霉蛋。我本来忐忑的心态，就此平和了。

最高35度，最低28度，有云，灰蒙蒙的，掐自己一把，好像都能掐出水来——不是自己嫩，是湿度太大了。这样的天气，北方名之为“桑拿天”，不确切吧，我怎么认为桑拿主要是指小木头房子里的“干蒸”，炉火熊熊，松木清香，向石头上浇点水刺啦就没了。至于这种让人憋闷的天气，最适当的比附是“蒸汽浴”。言而总之，不爽。

气温达到37度，湿度尤其大。古人所谓“燎沉香、消溽暑”，不知是何原理，而我的方式简单多了：开空调。家里六间屋子，装了四个空调，把不用的屋子关上，一个空调就足以维持卧室和餐厅的凉爽。

利用周末休养生息，不仅孵空调，几乎就长在了床上。我们在床上看了《万象》、《书城》、《三联生活周刊》、《看电影》和《周末画报》，我另外搭了半本《道与逻各斯》，IVON看了四分之一本“Trump Nation”，算是同中有异。床边床下那叫一个混乱。看累了就睡。断断续续，白天差不多睡了五个小时，直睡得四肢酸软、头痛欲裂——对于我这种不喜欢睡觉的人，“昼寝”差不多是个力气活。

傍晚下了一场雨，借着雨后片刻清凉，挣扎着起来去韩罗苑吃饭。冷面、羊肉串、烤多春鱼、东北拉皮和啤酒，点的菜全无章法，吃完了不是很舒服，只好又在附近遛遛，买了三朵向日葵和几张影碟。

晚上我不困了，看了《16街区》和《天使A》。钦佩IVON的嗜睡，他看到第二个电影就又入黑甜乡了。10点多，犹豫是否进城去英国酒吧凑热闹，不过我不看好小贝，怕足球流氓们疯狂起来不可收拾，所以到底还是没去。

关灯。睡觉。

PS：尽管我不是球迷，直觉还不错，就像我猜中德国要胜阿根廷一样，英国的失利也被我不幸而言中了。

半个月内第二次回津。事项繁多，分列如下：

工作调动。与此相关的当然有请客吃饭、软磨硬泡、往来奔波、同事告别、泪洒酒桌诸个项目。难得是周二一早，鬼使神差，急急如敕令赶往学校，有三个地方可以去：文学院、新闻学院、人事处，略一思索去了文学院，惊见校长大人与人事处长并学院领导济济一堂于会客厅，被我逮了个正着，这是他们开高级会议的前十分钟，我终于找到机会三堂会审。校长那里早有铺垫，因此痛快地点头放人，人事处长接了令箭般立即执行，手机一通，我可以去“转单”了，前后不过十分钟。那一天烈日高照，我从此楼到彼楼，从此院到彼院，又从此校区到彼校区，头昏脑胀，口干舌焦，觉得就要中暑就要中暑。还好，下午盖齐了九个大红公章，傍晚又经贵人斡旋，拿到了那纸薄薄的“同意调出函”。到了晚宴上，我那碗鱼翅剩了大半，到底还是中暑了。

故乡遇故知。难得滟与小谭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在共同的6楼不期而遇，免不了长聊短聊，又同去诗人处盘桓，挤在诗人的沙发上海阔天空，大家“还是那样”、“不也挺好”，除了腰围渐粗，感觉不到中间逝去的两年。他们艳羡我一直走在“正途”上，循规蹈矩，循序渐进，起承转合一切按部就班。我艳羡他们说辞职就辞职，说云游就云游，随心所欲，野鹤闲云。自然，告别之后，我还得走我的独木桥，他们还需走他们的阳关道——从他们的视野看，走独木桥的是他们，走阳关道的是我。道不同不与为谋，我们不谋，我们就是走在不同道上的朋友。

卖房子。我和IVON的温馨小巢，现在到了告别的时候了——掉下来的墙皮、破了相的楼梯、积灰的吊灯、关不上的柜门，8年之后，上过家居画册的家已经不复精致。饶是如此，因为房价飞涨的缘故，中介公司评估的底价还是有42.5万，这个家让我们“赚了”。来看房的有一对儿，都是大学青年教师，看房的时候手拉着手，十分恩爱。而且他们几乎马上就决定要买，也很像当年我们买此房的意思：一见钟情。到了此刻，我又不舍起来，毕竟这是我们的第一处房产，与“老几位”在此挥霍了太多的青春，不易告别啊。

学生请客。弟子结了婚、买了房、上了博士，不定哪一天再搞出个徒孙来，唉，学生催人老。在明珠园弟子请客，让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办理移交手续，某种意义上，我这个无名小卒也培养出了个名家弟子，不错不错。

同学聚会。地点定在红太阳湘菜楼，有水景的大包间。眼睛大嘴小，按照大学时代的饭量来点菜，多了。话题离不开孩子、房子、办公室政治，眼见大家都熬成了少壮派精英人物，毛主席曾说这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现在，是我们的了。

见缝插针的五人行。回来的第一夜，人手不齐，即便如此，和L、XD三人去东方之珠K歌。此前喝了一瓶清酒，到了歌房喝了6小瓶，渐入佳境，又整了3大扎，直喝到XD唱了美声版的《胜利女神》、斯琴格日勒版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后来又去过翠亨村和他们力荐的SEVEN。只是这一次尚没有全员聚会，下次吧。

临走前夜与XD发短信，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确，除了东坡肉和苏堤，这个名句是苏老人家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