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总有那种懒人，试图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门，试图用一样工具解决所有问题，试图用一种理论阐释整个世界。哪里有那种好事啊。

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假如谁说有，那一准是骗子，不然就是傻子。我宁愿把理论们想像成那种组合式瑞士军刀，开瓶盖的，削水果的，起钉子的，杀鸡的，宰牛的，多元并存。

有人理论修养好，攒的那套刀具功能繁杂（不过有的工具也许总也用不上，摆设而已）；有人理论上稍弱，不管针对什么都亮出一把板斧（假如有李逵的臂力，也能对付一阵子）。从理论上说，一物降一物，总有针对特定对象最为有效的特定工具，记得庖丁解牛的时候，只用了一把刀子，可那是什么样子的刀子呢？不会是西瓜刀吧？

我很喜欢攒理论，无论博大小巧，莫辩古今中外，来之不拒。脑子里携带的那套工具，那叫个复杂。至于应用呢，自己倒没怎么使过。不过，理论工具总有市场，贩卖理论的也总有口饭吃，这就像军火商，不管什么时候军火商总是发财的。

      P主持的这个学术沙龙以理论探索为主，老师们坐里圈，博士们坐外圈，挺象样。派给我的任务是讲讲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我卖了这把布氏刀子后，袖手旁观坐在一旁，看小Z努力想用这把刀解剖一个“麻雀”。恩，这刀子因为是二手倒来的，不实行三包，并且没有说明书。

当我还“在站”的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应该有一套归我使用的住房。可是不巧，学校没房子，只好两至三人共享一套，待遇同博士生。那住宿条件么，单身是可以对付的，可是对于已婚的，惨了。情急之下，也是托IVON的福，买了自己的房子。

“出站”后扎下来了。那些去外地的“站友”，好歹都有相应的住房“待遇”，最多的一个能拿到50万住房补贴，这方面显然我是“亏”了。听说我可以“享受”的住房补贴共计6万人民币，分作5年发放。

夏天的时候，房管部门贴出告示，说是可以申请廉租的周转房，我申请了，本意是想帮帮一个师弟，他还没资格申请，生活又实在困难。可是制度蔑视人性，管理部门坚决不让我的好心得逞，到最后，我申请下来的那套房子，只能由我和我家人去住。

却是意外之喜，新建的房子，靠近地铁，对面就是华联吉买盛，离我现在的住处步行只要5分钟。两室两厅还带装修，每月租金是1500元——以市场价格来说，的确便宜。

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一套房子意味着许多东西，据说家庭关系都是用房子来界定的。这套天上掉下来的房子让我很高兴，马上请来老爸老妈。老爸老妈下了飞机看了房子，也高兴。于是连着忙乱了三天，搬家具，买东西，累是累得够戗，但是心里是美美的。

按照弗莱的理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对应着“黑铁时代”的“冬天”，文体以讽刺为主。所以恶搞自嘲调侃都是合时的，谁想认真地抒情一下，先问问人民答不答应。

没错，我也是这样的文体语气，很多陌生人说喜欢。要是我突然严肃起来呢，感时伤怀，爱上层楼，大家还喜欢吗？估计要被人评为“文艺”了。

管它。文艺一回吧。

P快递来一个蔑笼，十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我很恐惧地打开那个笼子，掀开蒲草，还好，没有张牙舞爪，它们都被绑着，石头一样死绿着。我提着绳子把它们一一放进水盆里，马上就有泡泡冒出来，水面微微地波动着，还有它们伸出来的眼睛和触须，也是微微地动着，都是活的。P很“懂”螃蟹，所以这十只是五公五母，搭配着来的。我想螃蟹不该实行一夫一妻制吧，但是其中的两只爪子扣着爪子，依恋着。不知怎地，突然觉得不忍。

服务生把活鱼送到桌边“验明正身”的场景见得多了，我还从哪里知道，饭馆里的这场景可以叫做“time to say goodbye”。但是自己下手把活的变成死的，没干过。我给IVON发短信，要求他回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可是他要加班回不来。他鼓励我说，想想老友记里的Joey怎么为吃火鸡找借口来着，它们“ugly，stupid and delicious”。

好吧，丑陋愚蠢又美味的螃蟹啊，别怨我不慈悲。

先对谁下手呢？我只吃得下两个，另外八个还可以苟延残喘一天。想了想，我选了那握着爪子的一对——我是怕它们撒开爪子我就认不出了，用意是好的，是在“成全”。我把它们摆进蒸锅，无聊地想起卡西摩多抱着爱丝美拉达。蒸汽很快冲上来，锅盖上一层水汽，幸好，看不见它们变红的过程。

虚伪啊虚伪，可我还是对着锅念了通《往生咒》：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揭开锅盖的时候，它们的爪子分开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螃蟹吃得最不爽的一次，虽然它们膏是膏、黄是黄，名副其实。

很文艺吧？

我搞的这套东西平时没甚人搭理，但是到了政治很高调的时候，哗，它就船高水涨地变成主流了。近日不断有媒体打电话来，要听听我的“专家意见”。我这个小人物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露脸的机会？即便是谈知情权表达权什么的，那也另有高人啊。明白了，都是找老大的，老大聪明，避而不答，一个太极推手，“成全”了我。

我很警惕。连乡镇企业家都知道“防火防盗防记者”，我是教记者的我能不防着他们？哪个神经正常的猫不怕老虎？虽然自己也曾是老虎的师傅？

外国大媒体的问题必定是尖锐的，他们问完了政府再问“专家”，其实是有期待视野的。本人好歹也在这行里耳濡目染，晓得其中的厉害。于是我宣布：坚决拒绝电话采访，特别是举着话筒当场就要答出个子丑寅卯的那种；我也坚决拒绝电视采访，他们指不定怎么瞎剪辑呢，还有万一把我拍的不好看了多有损国人形象呐；只有文字的，我可以考虑，还一定要经过我本人最后的审阅同意——“其实最好，我给您写篇文章得了”。

没错，我又不是名人，这么审慎像是自我抬举了。不过他人的教训是深刻的，小心小心再小心啊。实在地说，我没想当中国的脊梁，也没想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还没想当眼中钉肉中刺，这么一来，退守的原则也就是课堂上再三教学生的那条了：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也别说假话。

理论很简单，践履起来，不容易。

一个萝卜一个坑，当然有的大萝卜住了小坑，有的小萝卜占了大坑，别管那个，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所有的萝卜都有自己的坑，那是和谐社会。

两个萝卜一个坑，有一个要下岗或待岗，眼巴巴地看着坑里那个，坑里那个不能不有忧患意识，卫坑和争坑的精神是强烈的，这叫竞争社会。

三个萝卜一个坑，所有的幽暗心理激发出来，每个萝卜恨不能武装到牙齿，咬死对面那两个，那是高风险社会。

没坑的弱势萝卜哭了，抗议，抱怨上面不多挖点坑。

上面也难办，平均主义证明是不对的，可供挖坑的土地资源也总是有限的，而且挖坑这个五年计划总与现实有些差距。

只好树立个和谐标兵，土豆。教育萝卜们说：你们向土豆学学，挤挤。你们不是土豆？那你们把自己改良成土豆啊，实在不行，把自己当成土豆也行。

坑这个东西是用来坑人的。坑了萝卜与土豆那就不对了。不过能跳出这个陷阱的都是人，看不出来的还在体制里打拼的，也只好当当萝卜和土豆了。

十天没写博，看来没事儿，天没塌东南地未陷西北，***照开，太阳照常升起，我心还依旧，blog这东西，还真是个可有可无自娱自乐的玩具。

且说这十天真忙，憋宝一样憋了俩长篇报告。头一个一万字，“（一）”完了是“一”是“1”是“⑴”是“①”，条分缕析，高瞻远瞩。第二个八千字，全是***新鲜词汇，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知情权表达权，自己都写晕了。

干这行，容易么。每月的几千工资还真不好挣。

期间还去北京开了个学术会，酒店很大，会场很豪华，所以我交的那600会务费也就吃了一盘子水果喝了三四杯咖啡，亏了。我在规定时间内宣读完了我的论文，然后看圆桌周围的同仁，那些特别绷着劲儿的特别拿学术当回事儿的，总让我有些发噱。

好了，下面的几天打算好好喘口气，发发呆，这个秋天我还没吃螃蟹呢。

诺贝尔奖又颁布了。与“特奥”那种你行我也行、人人有奖其乐也融融的调子不同，精英对精英的比拼没那么和睦，玩的就是一决高下，不仅是真金白银，也是真刀真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喜欢“平等”的是大众，喜欢“自由”的是精英，但是平等的大众们看精英们给精英颁奖，大个儿里面拔大个儿，也是一乐儿。

媒体对文学奖显然更为关注，不仅因为媒体从业者大多是文科出身，还因为文学的“门槛”最低。本来么，科学奖项没那么容易理解，有杀人的科学，也有助人的科学，特别是杀人助人混合到一起（比如诺贝尔自己的发明），再加上重重术语，大众无从判断。但是文学奖就不一样了，文学在形式上或许是“自由”的，但是在内容上应该是“平等”的——即便不是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起码是要站在人道立场上的。

今年得奖的是多丽丝·莱辛，我国搞英语的同行们已经相当熟悉的一位作家了，泰斗级，没什么惊奇，实至名归。倒是媒体和出版业觉得有些“失落”，因为不好贴标签，没什么好炒作的。那就甭炒了吧。说到底，诺奖不是“人民选择奖”。88岁的老太太凭借50多部作品获得个终身成就奖，从来没在大众中大红大紫，但是从来都在小众中有大批拥趸。英语世界谁不知道？不用炒，已经挺好。

      多日不见了，B师姐一把拉住我的手，心疼地说：“瞧你瞧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是么？我怎么没觉得？”话是这么说着，赶紧的四处睃一眼有没有镜子，心里漾起一丝得意。

     没办法，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身体不是自己的身体，身体也是文化的产物，这个所谓的文化压迫着作为作为生物体和性心理结构的身体。而目前这个文化有个倾向：瘦。奇特的是，我们的银幕和屏幕日渐宽阔起来，重现着祖先们在原始社会狩猎时的宽广视野，但是视野中的人却一个个纤巧起来，猛犸象和恐龙那样的早不时兴了。

一度，我也身上带着婴儿肥，掐一把，像是能出水。那时候最喜欢的口号是：“让她们瘦得惨不忍睹，让咱们胖得妙不可言”。是从什么开始啊，一日紧似一日，瘦了。实话说，自己是很“享瘦”的——尽管IVON他梦回唐朝喜欢“有肉”的。虚荣心最能满足的时刻是去买衣服的时刻，服务员看我的身高像是M，但是我穿着合适的必定是S。就为了听她们多说几次“你的身材可真好”，我使了多少银子啊，这个就不说了……

总结：瘦一点就主流文化了一点。用在服装上的费用就多了一点。就掉进了广告商和服装制造商的商业陷阱。就成了主流文化的受害者和同谋。

管它。也许有一天我又“妙不可言”起来，现在先享受着“惨不忍睹”吧。

他是个有点怪的人，丑，秃，倔，爱抬杠，怕老婆，经常光着脚、披一件旧衣衫在市集上晃荡。他最喜欢的活动是“卖傻”，装作一幅很愚昧的样子向人家“讨教”，一旦人家上了钩他就刨根究底，直追问人家到张口结舌为止，一点面子也不讲。年轻人喜欢他，总围着他，散步聊天，聊天散步。喜欢美少年倒也罢了，但听说城邦两次反民主的***里，他的弟子都是中坚份子，这就要小心了。终于，三名雅典公民，皮匠安匿托士（Anytus）、地方诗人迈雷托士（Meletus）、演说家赖恳（Lycon）发起了对这家伙的起诉。可恨的是，他在600人法庭上很不老实，两度引起全场哗然。第一次陪审团投票，280对220票判他有罪，依据城邦惯例，只要这家伙自愿流放、或是付出罚金，死罪是完全可以饶过的。但是他咆哮公堂、干犯众怒，以“公众的造福者”自居，向陪审团要求回报——要城邦为他提供免费食宿，太过分了吧。后来他认罚了，也只认区区一银币的数量，如果不是书呆子气，简直就是有意激怒众人。陪审团这次成全了他，以360票比140票判他死刑。他那些学生为他安排好了逃亡路线，其实大家也想睁只眼闭只眼吧，跑就跑呗，元老们心里有数。没想到，这个疯子拒绝了，他是真的找死啊。到那天，他喝了毒汁、从容赴死，周围一圈哭哭啼啼的徒弟们。这一死，可就杀身成仁青史留名了。不是我说他，他生前其实也没写下过什么，是这个死成全了他。我算琢磨过来了，与生的伟大相比，还是死的光荣更值。

 

        1989年，美国资深左派报人斯东（I. F. Stone），发表了《苏格拉底的审判》（The Trial of Socrates），从言论自由角度剖析了苏格拉底的反民主立场以及雅典民主政体之不足，指出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政体发生矛盾的起因是他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什么是美德和知识、个人与政治关系——与大多数雅典人有着深刻的分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之死是咎由自取、是故意为雅典民主抹黑。

    苏格拉底为什么要死？主流意见认为苏格拉底是为了真理而献身，比如波普尔（K. R. Popper）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赞扬苏格拉底是“为思想自由和自我尊严献身”的人。这种意见认为苏格拉底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在贵族政体下，他都曾经孤身一人与民众大会或者寡头政府相对抗以坚持他心目中的正义，所以，他的死是“因其诚”。斯东的解释则与此针锋相对，他指出苏格拉底是有意把鸠酒送到唇边，本意不是为了成为西方文明史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而是旨在讽刺雅典的民主：一个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宣判死刑，足证这一民主的虚妄和不公，也足可以见证舆论的可谬和残暴。

    其实亚历山大·米柯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的解释似乎比较圆满，他注意到《申辩》和《克里同》的不一致，这两篇对话都探讨了政府是否有权要求公民服从的问题，也就是苏格拉底是否有义务服从政府的问题，在《申辩》中，答案是“没有”，而在《克里同》中，答案是“有”。这里的关键点是，《申辩》中的要求服从，是服从政府的见解，苏格拉底拒绝了，他要求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而《克里同》中的要求服从，是服从城邦的法律，苏格拉底接受了，他视为是公民的义务。米柯尔约翰注意到：这种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追求与对法律的服从，构成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张力，归根结底，苏格拉底是作为“公民”而死，而不是“个人”身份的殉道。

    苏格拉底问题的确是重要问题，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自西方文明的起始处就处在胶着的矛盾之中：理想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公民的义务与公民的权利、自由与法律、精英与民主……这一难题，是苏格拉底留给后世的诘问。此中之道，恐怕不是以“民主即好”、“专制即坏”的贴标签方式就能解决的。  

一个漂亮的裸体女人，横陈在床，熟睡着。这张床很旖旎，带有琐细花边的幔帐，紫罗兰色的被盖，大菲边的枕头，白色的柔滑的床单。旁边的床头柜上，从玫瑰色灯罩里泛出的光线，照耀着成堆的珠串首饰。从沙发到地上，凌乱的是此女脱下来的衣裳，包括玫瑰色的外袍、红缎滚边的束腰、白色的衬裙、一根玫红色的发带或袜带，如果细看，一只红色的缎面高跟鞋也翻倒在床头。

如果仅止于此，表现“卧室春色”，也许还算不出大格。可是画中还有个一个异性的观看者，这就麻烦了。他穿的不算严谨但也还整齐——衬衣裤子都在，虽然领口和袖口都没系好。他一手扶着窗栅，一手拉着门，扭头看着女人，阴影中的面孔难以看清表情。这一男一女的一动一静体现出张力，是已经发生了什么、还是什么要发生了？

这幅画名叫《罗拉》（Rolla）。根据法国诗人缪塞（Musset）的同名长诗，罗拉是巴黎这座放荡的城市中最放荡的青年。“从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纪里产生了没有畏惧的世纪”，作为“世纪病患者”，他因厌世进而玩世，摆脱一切职业与义务，用父亲的遗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缪塞笔下，罗拉在妓女玛丽恩身上用尽了最后一枚金币后，自尽而死。亨利·热尔韦（Henri Gervex）这副画作表现的便是罗拉自尽前的场景。

有趣的是，此画被1878年法国沙龙画展拒绝，原因为“过于猥亵”。 在当时的法国，如果是以仙女、神女、东方女性、象征符号为表现对象，比如水泽女神啊、维纳斯啊、克里奥佩特拉啊、真理女神啊，尽管裸露无妨——尤其是真理，一定要赤裸裸的。但是nude和undressed是不一样的，nude本来就不用dress，所以在面对纯洁的nude时，观众难免充当了“无意的窥淫者”，可是画家把一切处理得很得体，像法兰西画院院长布格罗笔下那样，泛着圣洁的辉光，无论是皇家还是小资产阶级尽可以悬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这点轻微的情色可以叫作“新古典主义”。而undressed就不一样了，从穿衣服到没穿衣服，发生在现实的场景中，脱下的衣服提醒着肉体的存在，特别是画中的异性的目光，使观众察觉到自己的窥淫身份——于是乎，罗拉对玛丽安的身体的注视使这副画由情色变成了色情，其命运与1863年马奈的《奥林匹亚》一样，想进正统的沙龙画展？no way。

百多年过去了，从一个没有畏惧的世纪里产生了一个视觉疯狂的世纪。人类意识到观看与身体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身体永远是属于目光的、是被目光唤醒和塑造的。在这样的语境下，《罗拉》已经不那么“色情”了，可以堂而皇之地当学术书籍的封面了。此书是Peter Brooks的Body Work：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旨在探讨“身体的符号化”与“故事的躯体化”，特别是对于视觉-欲望-认知癖的分析相当精当。那么，我们是如何看待玛丽安的身体，又是如何看待罗拉的观看，更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意识？这个“身体活”也是整套“学术活”呢，好玩。

几年前了，有一次我们去K歌，我点了“梭罗河”。嘟嘟他妈诧异地问：什么啊这是？还是嘟嘟他爸有经验，说：老歌，东南亚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半代沟，我比他们只大四岁啊，他们居然已经不知道这美丽的梭罗河了。

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我最欣赏的大概就是里面选的歌了，我总怀疑八十后和九十后们不大能懂得，因为歌曲是时代的记忆，凝聚了太多歌曲之外的东西。所以，当黄秋生悠悠地唱起《梭罗河》，你要是不知道后面有《外国民歌三百首》打底，你怎能理解其中那种微妙的异国情调？你要是没听过昔日字正腔圆的革命唱法，你怎能发觉姜文和黄秋生把那个时代演绎得如此罗曼蒂克？

遥想当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紧。红小兵们脸蛋揩得像猴屁股，白衬衫蓝裤子，挥舞着纸做的红花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实话说非洲朋友不多，西方我们拒之不理，只有黄皮肤的东方朋友往来得勤。多水多汁的东方啊，民歌一唱起来就是江河湖海雾雨风花，绵绵的，软软的，湿漉漉的，一点也不革命。呜喂，风儿啊吹着我的船帆。晚风吹拂着依洛瓦底江，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在坚硬的世界革命之下，还有这么民族的柔软的东西，即便是由我国高亢的男女高音慷慨地演唱出来，也还是不同的。

原来，还有另一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风景和生活，还有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记得有一个傍晚，我在家里的玩具钢琴上依照《三百首》一点点“按”出来“梭罗河”， 自己惊诧了好半天，这么好听啊。那些单纯的笆音，如舒缓的河水。梭罗也许是一条我永远不会到达的河流，可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它意味着太多。

因此还是要感谢姜文，他替我们意淫了那个时代。

纵横交错的掌纹，在最中央的地方，留出一个正三角型的小空白，然后在空白处长了一颗褐色的芝麻那么大的痣。从位置上说，十二分之“正点”。

我很喜欢它，从小就爱炫耀地伸出手去让小朋友们看，“你有吗？你没有吧。”这颗痣让我觉得自己区别于老百姓，即便那一“点”与众不同，到底是与众不同。向高处攀比，奥德塞脚上有疤、荷马是盲的、拜伦和司各特都是跛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给他来点身体记号。向低处寻思，胸口的朱砂痣、脸上的美人痣、唇边一点“饭痣”，也都是符号体系里约定俗成的部分，“有讲的”。

东看西看两眼相术，说掌中痣大多是“吉痣”，有此痣的人，聪明而多金，老来蛮有成就。好好好。更有一个浪漫的说法：上辈子曾经和什么人约定了今生再度相守，因此在彼此掌心做下记号云云。在我的脑海里是这样的画面：两人各举着有痣的右手，缓缓靠近，审查完毕，就“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旁边打出漫画里那种小框框，里面写的字儿是：“缘分！都是缘分啊！！！”

是以，对手心有痣的异性很关注。可惜只有握手这个礼节，没有握完了翻过来看手心这礼节。

很遭打击的是，近来又看到专写“男性掌中痣”的这一条：

“以相学角度来说，手掌心生有痣的人，属于心思缜密、计算精确之流，这类人最适宜当工程师、法官或者会计师等行业，由于他们做什么都经过三思而后行，所以甚少出错，姊妹们如果和这种人结婚，虽然可确保婚后生活稳定，无风无浪，不会有大起跌。不过却稍嫌沉闷，因为这种男人大都缺乏情趣，不解温柔。”

那还是算了，缺乏情趣，不解温柔，即便手心里掐着颗芝麻痣，要他何用？想那林忆莲还款款地唱呢：“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看来又是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我有所会心了，这首歌为什么叫《至少还有你》？谈的是“至少”。

没痣，也行。

人的观看是有倾向性的，有的东西看得见，有的东西视而不见。王八看见绿豆，看见的是相似性；情人眼里出西施，看见的哪里是人、看见的那是爱情。有很多人天赋异秉，从偶然里看见必然，从现象里看见本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了个脚印就能判断出罪犯，都令人羡慕。还有不少人会利用工具，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针孔窥视镜、能在血管里运动的电子镜，看得更远更多更详细，也让人向往。我们是凡人，看见的多是俗物，所以这个“观看之道”是该练练了。

网友一愚看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还没看见，我看的是另一本《视觉文化》，Richard Howells写的，虽然是入门书，但是广征博引，作者的学术功底是好的，表达也是清楚有序的，值得推荐。

买此书的动力是封面，用了Jan van Eyck的“The Arnolfini Wedding Portrait”，因为《绝望主妇》的片头用过这画，《阿尔诺菲尼婚礼肖像》已经很“泡漂了”（popular）。稍微看得细点，发现墙上那著名的镜子被换成了电视，新娘的手里多了个遥控器，有趣，买了。

书里对这张画果然有议论。画是为了纪念和庆祝意大利富商阿尔诺菲尼的婚礼，所以就象现今的结婚照一样，画的是新娘和新郎，双人肖像。如果细看，这张画里有趣的地方很多，比如两人后面的墙上，画家公然幽默地写了一行字：“简·凡·艾克在这里，1434”。字迹下的镜子里，能看见人影憧憧，除了夫妻俩的背影，显然还有画家自己，以及另外两个站在门口的人。而这面镜子本身也不得了，环绕着十副小装饰画，是耶稣受难的组画，画面全都历历可辩。

看到这些还不算什么，还要懂得隐藏的象征主义（disguised symbolism），比如烛台上唯一的蜡烛，墙上的串珠，新人脱下的拖鞋，前景中的小狗，窗台上的苹果，床上的木雕，都是有来历、有出处、有讲究的。

最八卦的是新娘的肚子，在现代人的眼里，她好象是怀孕了。不过，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未婚先孕可是丑闻啊，阿尔诺菲尼先生不至于如此勇敢地让人画下这一幕吧。所以，新娘也许是有意显得肚子突出，为了证明自己有生育能力？更有可能是一种时尚，新娘穿着高腰线的曳地裙装，为了方便脱鞋而把衣服抓住提起来。我看这款衣服很“眼熟”，绿色，毛皮镶边，特别是袖子下那漂亮的皱摺，天，不是这季的Prada嘛。

可是，看见这么多细节又有什么？我关心的还是画中人的表情。先生老着脸，目光向斜下方，若有所思，狐疑？夫人脸上有红晕，呆是呆了点，可是表情还很笃定，嘴角是向上的。两人的手是握在一起的，可是视线并不相交，以我的经验来看，显见老婆爱老公比老公爱老婆更多一点。替她担心。

总之，内行看见的是门道，外行看见的顶多是个热闹。不过只要认真观看和大胆思索，还真够热闹的。

堂弟站在路口等我们，简单地穿着体恤和牛仔，可是从我这里看去，他的头上是有顶高帽子的，白色的浆得硬硬的帽子。我知道厨师的级别越高，头上的帽子也越高，所以我望着堂弟头上一尺的虚空，恩，那峨冠至少该有这么高吧。

在我们这代人里，堂弟是唯一继承了祖业的，现在已经是五星级酒店里的西餐总厨了，不错不错。记得《老友记》里的莫尼卡，做梦都想当这么个角色，有自己的厨房和团队，设计自己的菜式，在客人大为欣赏的时候从厨房里走出来听听恭维。这早已经不是“大师傅”的概念，几乎算是“1/3个经理”+“1/3个艺术家”+“1/3个美食家”，很好很好。

堂弟来探望我是件高兴的事，不过请他吃饭是件头疼的事。如果我亲自动手给他做饭，那真是“没得辱没了家声”；如果我准备好东西请堂弟上灶——那我得准备多少东西啊，我洁净的厨房里只有几样调料，怕是不够用呢；再者，请人家吃饭还让人家自己动手总归不大合适。没办法喽，还是出去吃。

路过“第一食品”，堂弟耐心地教我该买哪个牌子的橄榄油，挑牛扒时该注意什么，百里香该怎么用。唉唉，对着墙上那张“疱丁解牛图”（就是教你牛的各部位各叫什么名字，且该如何料理的），我很失落，我怎么就没有一丁点兴趣呢——即便是对着“和牛”那喝啤酒听音乐被按摩着成长起来的圆润屁股！

一直以来，我是很有危机感的。女人么，不可能完美，所以“贤淑”和“美丽”占一样就行。“美丽”是天生资本，美女如果好吃懒做一点，还可能被原谅，多少有个“入厨豁免权”。实在不“美丽”，“贤淑”也好，“下得厨房”是首要的，要掌握男人的心先要掌握男人的胃。可是，假如，if，像我这样的，既不美丽还不贤淑，咋整？

堂弟的到来使我灵光一闪，我只有“有钱”这一条路了。等我有了钱，我在家里当“总厨”，雇几个专业厨子，自己写了水牌，每天指明要吃什么，平日里查查菜帐，在厨房里巡逻一下，挑剔一下火候和油盐，还有机会向客人炫耀说：

“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宋代，山东，水泊梁山那地界，大家动辄就要“快活”一下——“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容我琢磨一下：呃，目无法纪，无政府主义，钱，奇装异服，酒与肉，这些就是构成“快活”的幸福指标了。很明显的是，这里没女人，没女人什么事儿。

李逵那样的职业杀手，最“快活”的是去抄人家满门的时候，“杀得性起”不是指“先奸后杀”那样的龌龊之举，老李抡起板斧飕飕如风，管你花容月貌，管你国色天香，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犹豫，这才是“好不快活”，这才是好汉。那宋江要是没杀了老婆阎婆惜，需也坐不得这头把交椅。武松仅仅打了老虎没杀嫂嫂，估计英雄气概就少了一半。而王英这样能干的人物，因为好色娶了一丈青，名次就大大靠后了。

为了吸引外国读者，曾有人想给《水浒》改个动听点儿的名字，唤作《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真若如此，外国读者看完了肯定会大呼上当。三个女人里除了扈三娘，孙二娘和顾大嫂都是“好汉”形象，说那孙二娘“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锤似粗莽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擦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金钏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而顾大嫂也好不到哪里去，“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个时兴钏镯。”——明明是两个母大虫么，把个英雌糟蹋成这般样子。最可惜扈三娘，“貌美如海棠”，配哪个英雄配不得，不过依照鲜花就要插在牛粪上的原理，也就插在矮脚虎这牛粪上了。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英雄们如此厌女，是因为着过女人的道。不仅宋江和武松，逼上梁山的比如卢俊义、杨雄、雷横、林冲等等，也都是女人惹得祸。好女人是好祸水，坏女人是坏祸水。所以好汉们吸取了教训，洁身自好起来。客观上来说，草莽英雄们最怕“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争女人而坏了大事业，梁山就是这个好，没了儿女情，长了英雄气，因此上如何不快活。

假如说《红楼梦》是“女儿国”的梦想，《水浒》则是“男人帮”的童话。其实不难理解，当时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天理高张，人欲是要灭掉的，在这种意识形态大环境下，施耐庵也不能免俗啊。

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过我想，要是“水泊梁山基金公司”招聘，说红利超厚，福利超好，公司文化超宽松，卡拉永远OK，但是只有一条，要戒色——我在想，会有多少人踊跃加盟呢。当然，要是人很多的话，我也想组织个“红楼姐妹信托有限公司”，姐姐妹妹们尽管来，就是不要男祸水，特别是那个姓贾名宝玉的。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伤感是伤感了，却是特别平实的大白话。

如果从器物考的角度看，称“琉璃”而不是“玻璃”，应是更脆弱通透的玻璃尚未流行之故，那么这一句想来是年代久远了。

至于自己第一次是在哪里见到这一句的？好象不是唐朝的诗宋代的词。百度了一下我想起来了，是《二刻拍案惊奇》，“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写一个下堂妾如何守节、将儿子抚养长大而终得归宗的故事。

“彩云琉璃”这一句是公子哥为迎娶正妻进门、不得不休了小妾时，作者插进来的感慨。可是为了凑成对句，后面又添了另一句民间语文：“无缘对面不相逢，有缘千里能相会。”其实也是应景的，写小孩子长大后如何因缘巧合，被自己的爷爷访着下落，不远千里而团聚。

可是这上下两句连在一起，总是怪怪的。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无缘对面不相逢，有缘千里能相会。”

显然，前一句是悲观的，后一句是乐观的。可是相会之后又如何呢，不还是彩云易散么。终毕成空。

乌云散了我们不心疼，瓦片——只要不是汉瓦——碎了也就碎了吧。可恨的是世间的坏物事总是太坚牢，而散了的碎了的消失了的流逝了的，我们总以为它们是好的。从人的心理上来说，“好”就“好”在“不坚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