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5-31

    自由女神也喝高了 - [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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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教授纳博科夫教诲我们说,评断一部作品是否优秀,要看读者的两块肩胛骨之间有没有“微微的震颤”,这震颤有个名目,叫“美感的喜乐”。按照这个标准,我在阅读《焚舟纪》之际,后背发紧、头顶发麻、拊掌捶拳、啸叫不已,说明这定然是、绝对是、不可能不是、一部旷世杰作。

     

    《焚舟纪》让人忆及文学的美好年代,那时节,自由的长风主宰着一切,自由的文学无拘无束更兼无忧无虑。那时节,江湖郎中拉伯雷的笔底世界一派狂欢味道;穷官吏塞万提斯的笔下人物满怀奇情异想;剧院合伙人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填塞着逗人开怀的污言秽语——扮演仙后的男演员向台下粗汉抛着媚眼——对开本还没有“被经典”;还有,也是在那个美好时代,另一个大陆的《天方夜谭》刚刚结成集子,国王沉浸在山鲁佐德漫无边际的讲述中,哪怕荒诞不经,照样如痴如醉,惟其荒诞不经,方才如醉如痴。是的,在确立近现代小说的形状之前,特别是在建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之前,文学有着那么一段真力弥满、元气淋漓的大好时光。尽管19世纪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好在自由的一支也未断绝。雨果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藤蔓卷须四面八方地伸展出去,结出不同的豆荚,新哥特的、唯美的、象征的、超现实的、荒诞的、魔幻的、科幻的、难以归类的、不可名状的,虽然许多体裁和题材被贬抑为文学的“亚种”,可是不羁的精神与想象终究保有一片天地。

     

    读《焚舟纪》的感觉,有点像坐着过山车,经过一个神奇的莫比斯环,抵达了一个热闹空前的嘉年华。只听得女巫的魔法棒叮的一声,读者跟着叙述一路飞驰,闯入一个似曾相似却又似是而非的奇境。在这里,没有时间维度,空间蜷曲相叠,自由女神也喝多了,散发着疯癫气息。在这里,互文性无处不在,像无数组镜子参差互映,而戏仿又使这镜子带上了哈哈镜的曲度,产生啼笑皆非的效果。更为神奇的是,你向镜子伸出手去,未料穿过表面触到了本质,而你以为触到的是真,蓦然回首才发觉自己连同镜子不过是又一面镜子映出的幻像。这个女巫啊,不寻常。

     

    “好女巫”安吉拉·卡特本姓斯达克,1940年出生于英国南部苏塞克斯滨海城镇伊斯特本,为了躲避二战的战火,她在南约克郡乡村的外祖母身边度过童年,擅讲民间故事的外祖母对她的影响要到以后才见端倪。在伦敦上中学的时候,她已经显示出文学天赋——就在2012年春天,她12岁至15岁之际发表于校刊上的三首诗和两篇散文重见天日,其中的一首提到“牛头怪”、“死亡的黑帆”、“阿蒙法老”、“太阳神祭司”,将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典故有趣地捻在一起,证明她已经具备改写经典的明确意识。顺便提一句,天才在13岁的时候已经达到成人身高,五英尺八英寸,胖,非常胖,让人自卑的胖。她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控制自己的体重开始,在18岁那年的短短的六个月内,她成功减去38公斤,蜕变成一幅瘦削的模特骨架。这是厌食症的作用,在两年的时间里,她像拜伦勋爵那样厌恶食物。这段时间,她穿着夏奈尔风格的套装,高跟鞋,黑丝袜,她自嘲说“像个30岁的离婚妇人”。

     

    20岁那年,她嫁给化学教师保罗·卡特,这没有耽误她去布里斯托大学进修英国文学,她的主攻方向是中世纪文学,哥特传统显然给她留下了深刻烙印。她承认说:“尽管花了很久时间才了解为什么,但我一直都很喜欢爱伦·坡,还有霍夫曼──哥特故事,残忍的故事,奇异的故事,怖惧的故事,幻奇的叙事直接处理潜意识的意象──镜子,外化的自己,废弃的城堡,闹鬼的森林,禁忌的性欲对象。”于是,疯狂和死亡、破坏和罪过,是她早期作品的主题,贯穿于60年代后期她连续发表的4部长篇小说里,它们分别是《影舞》(1966)、《魔幻玩具铺》(1967)、《数种知觉》(1968)和《英雄与恶徒》(1969)。这期间,她也不再是夏奈尔女郎,而成了红发朋克。她与丈夫的勃谿渐大,她曾经热衷于为丈夫烘烤甜点,只为了让对方增肥,失去对女性的吸引力,这“阴暗的马基雅维利诡计”并未挽回什么。1969年,凭借《数种知觉》获得的毛姆奖奖金,她逃离了家庭前往日本,她说“我相信老毛姆会深感安慰”。旅居东京的两年,她成为一名激进分子,也借与一个日本男人的亲密关系重新审视女性问题。她与保罗的故事曲折映射于1971年发表的第五部小说《爱》里。1972年,二人离婚,“随便哪个傻瓜都看得出来,我前夫跟新妻子在一起快乐多了”。但因“安吉拉·卡特”的名字已经附着在这么多作品上,她保留了卡特这个姓氏。

     

    70年代后期和整个80年代,卡特历任多所大学的驻校作家,包括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美国布朗大学、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和北爱尔兰的东英吉利大学。她精力旺盛,涉足多个领域,从1975年开始为英国政治周刊《新社会》定期撰稿,后来也在《卫报》、《独立报》和《新政治家》上发表评论。她对政治的态度很严肃,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上,她坚定地拥戴工党,左倾,以至于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1979年,她惊世骇俗的非虚构作品《萨德的女人》发表,提出“道德色情”的概念,构想一种服务于女人的色情作品,并肯定了萨德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从此以后,男人把她视为“女权主义者”,却颇有一些女权主义者视她为“反女权主义者”或“伪女权主义者”,真是一笔糊涂账。

     

    卡特的作品以“禁忌”主题而著名,色情、恋物、强奸、乱伦、残杀、雌雄同体,即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底色中也足够抢眼。好在,作品里惊世骇俗,生活里却波澜不兴。1977年,她和马克·派尔斯结婚,1983年两人的孩子亚历山大诞生。他们的家洋溢着一片狂欢节的气氛,墙纸上盛开着紫罗兰和金盏花,搭配猩红色的油漆,起居室房顶上吊着风筝,书籍乱糟糟地堆在椅子上,鸟儿出了笼子在室内飞来飞去,朋友们潮水般地来赴晚宴。在为数不多的照片上,能看到卡特素面朝天,鲜红的发色不见了,代之以一头蓬乱的女巫气质的灰发,很多时候她的头发上还缠着一条丝带,有点突兀地打着个蝴蝶结,非常波西米亚,十分与众不同。作家萨缪尔·拉什迪感慨于她的八卦、毒舌、戏谑和大笑,他说:“我所认识的安吉拉·卡特是最满口粗话、毫无宗教情操、高高兴兴不信神的女人。”

     

    卡特的丰产足以让其他作家嫉妒,除了前面提到的五部长篇,还有另外四部,即《霍夫曼博士的欲望机器》(1972)、《新夏娃的激情》(1977)、《马戏团之夜》(1984)和《明智的孩子》(1991)。除此以外,她还发表了五部短篇小说集,两部诗集,三部戏剧作品,五部童书,四部论文集,又编选了三部童话集,翻译了两部童话集,另有两部作品被搬上银幕,五部作品被改编为广播剧,文体繁杂,题材多样,数量众多。尽管如此,她并不属于英国文学界的主流圈子,由于她的反传统,屡屡遭受文坛保守势力的苛责甚至无视。她在1974 年便说过,知识界似乎并不欣赏她的风格和作品。1983年,她担任布克奖评委,得奖者并不认识她,在颁奖仪式上令她尴尬地问道:“请问您是谁?”没错,她也参加作家们的午餐会,也上过电视节目,也被忠诚的粉丝所拥戴,但她就是“不红”。

     

    颇为戏剧性的是,英年早逝改变了这一切。1991年,卡特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她烦恼、愤怒,之后坦然接受了事实,并为自己恰好在患病前购买了巨额保险而沾沾自喜。她井井有条地处理自己的财产,整理好断续记了三十年的日记(带有不错的色粉手绘),甚至详细安排好了自己的葬礼——谁要参加、放什么音乐、大家要朗读什么作品,无一遗漏。她的“文学遗嘱执行人”苏珊娜·克拉普回忆说,19921月前去探望卧病在床的安吉拉时,她保持着一贯的乐观精神,“急切地渴望听到聚会上和文学圈的八卦”,那一次,她头上的缎带是粉色的。

     

    1992216日,卡特病逝。《卫报》的讣告褒扬说:“她反对狭隘。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她的范围之外:她想切知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了解世上的每一个人,她关注世间的每一角落,每一句话。她沉溺于多样性的狂欢,她为生活和语言的增光添彩都极为显要。” 拉什迪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悼文《安吉拉·卡特:一位善良的女巫,一个亲爱的朋友》,“很多作家都清楚她是真正罕有的人物,她是真正的独一,这个行星上再也不会有任何能与她相像的东西了。”她逝世后三天内,所有书籍抢购一空,随后她的声名扶摇直上。1996年,伦敦一条新的街道被命名为“安吉拉·卡特巷”。不出十年,卡特已经成为英国大学校园里拥有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百分之八十的新型大学讲授她的作品,使得文学系的小讲师们多了一个“卡特研究”的新饭碗。时至今日,在英国女作家的排名里,她超出了弗吉尼亚·伍尔芙。是啊,简·奥斯丁没有她勇敢,玛丽·雪莱没有她多产,勃朗特姐妹没有她俏皮,弗吉尼亚·伍尔芙不够轻松,多丽丝·莱辛太正经,没有谁比她更“坏”。

     

    在中国大陆,“Angela Carter”原本只在英文系里鼎鼎大名,不仅有大陆学者用英文写成的研究专著,还有相当数量的硕士论文。在台湾,“安洁拉·卡特”八年前开始流行,颠倒了一众书生。至于“安吉拉·卡特”这个中文译名的走红,南京大学出版社功莫大焉,从2009年开始,陆续推出《明智的孩子》、《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卷起了一阵小小的“卡特旋风”。而2012年出版的《焚舟纪》,收录了她五部四十二篇短篇小说,势必将使旋风向台风发展。

     

    理解卡特的三个关键词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卡特式文体。所谓后现代主义,是指卡特在写作技巧上使用了戏仿、挪用、暗指、拼贴、元叙事等方式,将互文性发挥到极致。在《焚舟纪》中,她将传统童话、民间故事、名著名剧、经典电影、乃至历史人物与事件,包罗万象式地取为己用,借人物,借情节,借语言,借典故,借意象,佛如打碎成百上千个万花筒、再用那些碎片拼成了自己的奇境,流光溢彩,妙不可言。以她的经典短篇小说《染血之室》而言,有对《蓝胡子》的戏仿,有对萨德作品的致意,有对《蝴蝶梦》的暗指,有大量哥特小说元素的拼贴。《染血之室》属于卡特有名的“女性主义童话改写工程”,在这个工程里,《师先生的恋曲》和《老虎新娘》是对《美女与野兽》的改写,《雪孩》是对《白雪公主》的改写,《爱之宅的女主人》是对《睡美人》的改写,《扫灰娘》是对《灰姑娘》的改写,《与狼为伴》和《狼人》是对《小红帽》的改写。在接受约翰·海芬顿采访时,她曾经说过:“我总是使用大量的引用,因为我通常把西欧的一切视为巨大的废品场,在那儿,你能够汇集各种各样的新素材,进行拼贴。”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如果你想以安吉拉卡特的风格来再现她的作品之诞生,那么你需要召集一整个戏班的神人之幽灵围拢在她的打字机旁随侍。王尔德必须在场,爱伦·坡也要来,还有博兰姆·斯托克、佩罗、玛丽·雪莱、甚至麦卡勒斯,以及一群热爱蜚短流长的鸹噪老太”。事实上,卡特对世界文学遗产的熟悉程度远超阿特伍德的想象,所以这个名单还应长长地铺展下去。与其它贴着后现代标签的作品不同,卡特的后现代不是故作高深的、难以卒读的、解构到了一地碎片程度的后现代,悬念、冲突、情绪渲染、异国风情、一点小情色、甚至纵情随意的插曲,都使作品自身维持着高度的可读性。女巫藏起细密针脚,只让人惊叹于她那百衲被的天衣无缝。

     

    所谓女性主义,是指卡特作品的主题贯穿着女性解放的意识,这是她的作品深具颠覆性的深层原因。在她看来,阻碍妇女取得完全解放的,并不仅仅是男性的偏见,女性自身的认识误区也难辞其咎。她颠覆了传统而刻板的女性角色——落难的公主、自我牺牲的圣母、软弱善良而又糊涂的女孩,在她笔下出现了一批智慧而强悍的女武神一般的女人,她们勇于主宰自己的身体和命运,甚至显示出某种兽性。按照卡特的见解:“在不自由的社会中,一个自由的女人会变成怪兽。”同样,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一个自由的女人也不妨以扮演怪兽来成就自身。《紫女士之爱》中的玩偶获得生命之后,直接向妓院走去,她喜欢如此使用自己的身体,看似怪异,又有何干?《染血之室》中最后解救了女主人公的,并非什么白马王子或警察,而是她持枪策马的母亲,如此威猛的母亲形象在文学史上的确珍罕。《黑色维纳斯》把锋芒指向大诗人波德莱尔,安排她的情妇让娜以“杜瓦太太”的名义获得完满结局,不仅在故乡加勒比海过上了体面生活,还一直向男性殖民者传播着“货真价实的、如假包换的、纯正的波德莱尔梅毒”,谑近乎虐。

     

    所谓卡特式文体,是指卡特所发明的那种有着“女性哥特”特色的文体:阴暗,绚烂,神秘,夸张,奇诡,洛可可般精致,极具感官之美。卡特是不折不扣的文体家,可以厕身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这样的文体大师殿堂而毫不逊色。她有时炫技,比如为《仲夏夜之梦》写个序曲,让莎士比亚的在天之灵哀嚎去吧;又比如为《创世纪》写个布朗版本,细密而渎神,让上帝在天堂咆哮吧。为了炫技,她甚至愿意把同一题材写两遍甚至数遍,她写了两个版本的利兹波登,多个版本的美女与野兽,一长一短版本的好莱坞大明星,一长一短版本的马戏团,每次有不一样的叙述策略,全都精彩。至于说拆解开她的文体构造、将她的风格凝练为若干写作公式?抱歉,她的才华难以复制。据说她逝世的第二年,就有几十篇博士论文预备破解她的魔法,可是无一成功。人们笑称,博士一评论,卡特就大笑。

     

    作为多年粉丝的拉什迪说得中肯:“她这个作家太富个人色彩,风格太强烈,不可能轻易消溶:她既形式主义又夸张离谱,既异国奇艳又庶民通俗,既精致又粗鲁,既典雅又粗鄙,既是寓言家又是社会主义者,既紫又黑。”所以归根结底,对她的理解还是要通过读者自己的一双眼睛、两块肩胛骨。翻开《焚舟纪》,去感受那微微的震颤吧。

     

     

    本文节选已先后发表于《上海壹周刊》和《外滩画报》,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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