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9-04

    为中国文人画辩护 - [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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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至1695年间,八大山人大量使用“涉事”一语,既有题款也有印章,那么“涉事”到底应作何解?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记了上世纪80年代几位鉴赏大家的一段对话:
       
      “启功:‘涉事’何意?谢稚柳:即是给你办事。徐邦达:八大就是不老实,故弄玄虚。谢稚柳:八大还算好的,石涛更是不老实。徐邦达:同意。谢稚柳:八大有学问,故弄玄虚也有之,叫你不懂其意,不知所以然也。” 
       
      前辈们“不知所以然”的地方,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却沉潜下去、穷追不舍,一路溯源至佛教曹洞宗博山师傅的“涉事涉尘”,指出真正的参悟者并非“绝世绝尘”,而是在“涉事涉尘”的世俗生活中体证佛性。画家在佛门中三十余年,晚年离开佛门并不表明他抛弃信仰,“八大山人”的名号之寓意,并非“天上天下惟我独尊”的“八大”之“山人”,而是环绕在须弥山周边的“八大山”中“人”——也就是佛门弟子。他将自己的绘画活动视为“涉事”,是将艺术看成方便法门,涉事而无事,涉事而求真,从禅门中转出的这个概念也成为贯穿他晚年艺术的核心思想:率然而为,不拘常形,俯拾自得,随意自在。他画实相无相的莲子,画天心忘机的小鸟,画不起思量的眠鸭,画老僧入定的山林,一朵小丁香就是一个圆满世界,而一条懵懂而行的游鱼,不来不去,不将不迎,在无时无空中图绘生命的真实。 
       
      在《南画十六观》里,朱良志以“涉事”解析八大山人、以“荒原意识”解析龚贤、以“视觉典故”解析唐寅等等,立论颇险,而终能自成其说。究其原因,是他深心明眼,谙熟中国文化和美学传统,又能从哲学角度切入美术研究,直面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人画的“生命真实”特征。 
       
      自明代画家董其昌提出“绘画南北宗”学说,有关“南宗画”的研究和争论一直持续到今日,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视角的介入使这一争论更加白热化,既有为中国绘画的写实技巧辩护的一脉,说中国画家“实不为也、非不能也”;也有试图复原中国画坛全貌的一脉,指出在文人画周边,宫廷院体和民间写实性绘画一直都在。既有挪用西方图像学理论的一脉,研究文人画的诸种图像元素;还有解构“文人画”的一脉,指出文人画并非与利益全然无干,文徵明这样的文坛领袖都要以画作进行各种“礼仪交换-利益交换”,更遑论唐寅和郑燮这样公开卖画的画家。客观说来,以上诸论对于国人扩展视野不无裨益,但是内嵌于中的“西方中心论”还是让老派学人如坐针毡。同时,素以鉴定和品评为正统的中国绘画研究,只有画论、著录和逸闻笔记,面对西方化的系统化的美术史学,“笔墨”和“望气”诸论有“话语不通”的尴尬。在这个意义上,朱良志的著作是为中国文人画的“辩护”,也是对传统绘画研究的“救场”。 
       
      对中国和西方的两套理论,朱良志无疑都是熟悉的。他不囿于所谓的“画论语录”,而是尽可能多地搜集画家的题跋、诗作、文集,以及同时代人与后代撰写的各种相关文字,用力甚深。更重要的是,他精于文献又不局限于文献,在他看来,“画者的根本还是画,他的画就是他的语言,是他思想的结穴”,所以在理论推阐的基础上,还是要通过具体作品来呈现观点,《南画十六观》有图像430余,选取自海内外各大博物馆馆藏,博搜精选,俱见心力。 
       
      此外,从行文和注释中也可看出,他对喜龙仁、方闻、徐小虎、高居翰、柯律格等海外汉学家的学术成果都很熟悉,熟悉却又不被牵着鼻子走,为我所用,颇显定力。比如,他欣赏喜龙仁的这个判断:中国艺术总是和哲学宗教联系在一起,没有哲学的了解根本无法了解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尤其是文人画反映的是一种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形式。他引用潘诺夫斯基的名言: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存在的重要理由,就是超越现在,发现存在背后的真实,予人以智慧的启发。 
       
      因此,《南画十六观》近七十万字的篇幅,避开猎奇搜秘、拾遗补阙的枝枝蔓蔓,单刀直入,以拙胜巧,致力于艺术哲学,也就是艺术的精神、气质、智慧和思想层面。这既是朱良志的研究与一般美术史研究“路数”不同的地方,也是此书的价值之所在。 
       
      《南画十六观》对于“生命真实”的探讨听起来凌虚高蹈,比如以“金石气”解析金农、以“墨戏”解析徐渭、以“躁”解析石涛、以“高古”解析陈洪绶、以“幽绝”解析倪瓒、以“老格“解析吴历,诸如此类。难得的是,作者一边勾陈大义,一边致力精微,颇有拨云见日的妙论。还是以八大山人为例,大约自1683年开始,一直到1705年去世,他的作品中常有一类扁形朱文小印,清代张潮说它“状如屐”。到了二十世纪,对此印章的解读言人人殊,张大千释读为“一山人”,吴同释读为“一仙”,王季迁主张读为“八大山人”,谢稚柳认为还是“口如扁担”。朱良志认为还是回到“屐形印”最为允当,因为从“涉事”的观念看,八大山人不是为了创造什么艺术品,绘画本身就是一种随意而往的生活。“屐形印”的所本是魏晋文人喜欢穿着的“跟高齿屐”,画家借此体现悠游尘世、从容旷达的情怀与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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