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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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7月13日，同情吉伦特派的外省青年妇女夏洛蒂·科黛，将一把木柄小刀刺进了雅各宾党领袖马拉的胸膛。这个法国大革命期间最著名的“谋杀案”被画家大卫表现了出来，是为《马拉之死》。画面里马拉如圣徒一般安详，这里没有科黛的身影，但是有她的名字——马拉左手握着的那张便条上写着：“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够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这纸条或者是大卫的杜撰？据说科黛为了求见马拉的确写过纸条，但是纸条的内容不是这样的。从激进的雅各宾党的角度，科黛是谋杀领袖的凶手、人民的公敌。但是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的角度，马拉才是暴君，科黛是有着惊人的美貌和镇定、为了共和主义不惜自我牺牲的女英雄。（新书《法槌十七声》提到这个著名的案件，值得一读）

正是因此，《马拉之死》这幅画在立场不同的观众看来，其实有着不同的蕴含。理查德·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一书，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将这副画用作了封面。我有些担心的是，英文版读者或许理解其中的微妙之处，而中国的读者恐怕只知道那个雅各宾立场，如此一来，从马拉那里展开联想，把书的主题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那可就差得太远了。

“The Fall of Public Man”，对应的是“The Fall of Man”，第一个女人“引诱”了第一个男人的母题。事情发生在某个私密乐园里，两人本来是丁克家族，过着不用劳动的神仙眷侣生活，Fall了以后，不得不走进广袤的世界繁衍人类辛勤劳作。当他们的后人多了起来并且联结成社会，人们的生活环境开始划分为私人与公共两部分：他在自家火塘边上打盹，这是私人生活；他抄起长矛和伙伴共同出演“史前一万年”，那就是公共生活了。“公共”意味着向任何人的审视开放，而“私人”则意味着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所谓的“文明”多半是从公共角度来定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欲望、贪婪、嫉妒等不可告人的小秘密都被封锁起来之后，人们之间才可能有文明相处的关系。”所以，公共生活中的Public Man是一定要戴上人格面具的。

也许是我胡乱联系了，我觉得桑内特用《马拉之死》当封面，是为了呼应他的主题——也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公共空间的变化。与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有别，桑内特所说的“公共”是指“人们和陌生人的说话方式、他们在街道上所穿的服装以及室外空间与室内空间的对比；并且通过对日常行为和艺术领域中经过精心组织的表达进行比较，它厘清了这些具体行为的含义以及它们的表达性。”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很能说明这个主题“肉体与石头”。

在大卫的画笔下，《马拉之死》这幅作品是“经过精心组织的表达”，除了上面提到的科黛的便条，在木墩上还有一封信：“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体现的是马拉与人民休戚与共的一面。木墩上除了那清晰的大字“A·Marat，David”（献给马拉，大卫），据说尚有一行小字：“N'ayant pu me corrompre, ils m'ont assassiné”——“因为不能收买我，所以他们把我暗杀！”一幅画上出现这么多解释说明文字是很少见的，看来，大卫作为马拉的朋友，的确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正面歌颂。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资源是激进共和主义，而共和主义的根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所以18世纪人们对罗马共和时期的追忆，往往体现为对庄严肃穆的罗马风格的模仿。《马拉之死》里面的白色浴缸、绿色桌毯、白被单和原色木墩，是与当时法国的时尚风格格格不入的，倒是单纯得颇具古罗马神韵。细看起来，马拉的面部表情并不愤恨和痛苦，竟有几分安详，这也与英雄所需要的庄重仪态相吻合。这幅画就是光线太假了，从左侧投入的光线，直如舞台追光灯一般，一方面把马拉衬得骨肉停匀、见棱见角（肌肉感很好，至于折磨马拉的湿疹，一点也没表现），一方面也泄露了秘密：这分明是一个人为的悲剧舞台场景。

说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马拉的浴室本是私人空间，有趣的是，只有浴缸的一个小角和一小块水面在提示这是一个浴室，其它道具都在展现此乃办公室，也就是说一个私人空间充做了公共空间的用途。以当代人的公私观念来说，一个赤裸的大男人坐在自家浴缸里被美艳的女杀手刺死，可供私密联想的地方太多了。而从这副画当时的接受情况看，没有人以为马拉这样子有何尴尬。就像国王和王后在凡尔赛宫廷里当众脱衣穿衣一样，公共人物的身体是要放置在公共视线之下的。公而忘私，大公无私，马拉作为公共人的一面，通过他在私人空间里的殉职而更被凸显。

历史上，马拉死后，这间浴室成了民众前来吊唁的地方，1793年革命风暴的一个地理中心。处死科黛的断头台则是另一个更为常见的18世纪公共空间——广场。《公共人的衰落》描述的是公共生活如何从“戏剧模式”向“述行模式”的变化。马拉之死堪称戏剧模式的典型，在马拉这等拥有强大卡里斯马的公共人面前，普通人仅仅沦为看客，演员和政客成为公共生活的中心，普通人渐渐失去在公共空间进行交流和表达的能力，长此以往，他们连了解他人的冲动也全都失去了。由于城市人更加关注内心感受、更少参与社会活动，造成了当代社会的普遍自恋和冷漠。这一种“亲密性的专制”使公共人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街头的匆匆过客。——就我个人而言，如果马拉不死，广场上的山呼海啸成为公共生活常态的话，那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