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10-12

    书中的马基雅维利 - [书事]

     

     

          佛罗伦萨的穷律师贝纳尔多不惜血本地积攒了一间私人藏书室。一次,为了获得一部即将出版的李维的《罗马史》的副本,他甚至答应为出版商编撰书里的地名索引。当时的书籍是要先买下印刷或抄好的书页、然后送交装帧工匠装订的,贝纳尔多为李维的这套巨著付出的装订费抵押物是“三瓶葡萄酒和一瓶醋”。真值!人类历史上由书而催生出的书数不胜数,而这次尤其成效卓著——贝纳尔多的大儿子从阅读该书中培养了两种激情,对古典的热爱和对历史的热爱,这激情促使他在多年以后写下了《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还有兵书《战争的艺术》,最有名的一部,名叫《君主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务秘书,从29岁到43岁一直在为共和国奔走忙碌。当美第奇家族恢复独裁时,他不仅失去公职还一度入狱,在被流放到乡村住所后,提笔写下了《君主论》。《君主论》几乎可以算作一封过于冗长的求职信,马基雅维利本希望把它题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可惜友人不肯帮忙斡旋,最后他还是题献给了佛罗伦萨的新任统治者、教皇的侄子洛伦佐。马基雅维利是那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公共职位,哪怕是最低微的职位,哪怕“让我去滚一块石头”。可惜,洛伦佐连看都没看它一眼,倒是对别人送的两条狗表现出莫大的兴趣。作为求职信的《君主论》,失败了。也许是受此事打击,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题献给了两位朋友。
      在当时,文人写作没有稿费和版权,有钱人写书是爱好兴趣使然,穷人写书附上个“献辞”,基本上是依附权贵和索要报酬的惯例。说来讽刺,马基雅维利最严肃也最出色的两部作品——《君主论》和《论李维》——都是在他逝世后才出版的。在他生前最为成功的是喜剧《曼陀罗》,1520年在狂欢节演出时获得满堂喝彩,同年在罗马也上演过,1522年在威尼斯、1525年在佛罗伦萨、1526年再度在威尼斯。51岁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获得美第奇家族资助的撰写佛罗伦萨正史的合同,报酬为100小弗洛林。52岁时,他的《论战争的艺术》由佛罗伦萨出版商菲力波迪•琼塔出版,他向读者介绍自己时自称为“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和公民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该书获得很高的评价。54岁,他完成了《佛罗伦萨史》并赴罗马上呈教皇,教皇赏赐给他120个金达克特。这就是他在生前从写作中获得的全部声望和收益了。他若知道《论战争的艺术》在16世纪就重印了7次而且被译成多国语言,必定会很自豪。而如果他知道《君主论》和《论李维》毁誉参半,被后世的无数本书拿来作为引用和评论的材料,催生出一个“马基雅维利文本产业”,是不是会露出得意的微笑呢?
      马基雅维利不会知道,他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难以被定位的人物,既被贬斥为“专制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同样也被标举为“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比较没有争议的是,大家都承认他是“爱国者”、“国家主义者”。画师桑蒂•迪托(Santidi Tito)画过一副微笑的马基雅维利,画中人的表情酷肖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同样含蓄、狡黠、微讽、神秘的一抹微笑——与他的思想一样难以被解释和归类。
      马基雅维利去世后12年,英国人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首先发难,他断言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由魔鬼之手写成,是为“罪恶之师说”。从1559年到1897年,马基雅维利的所有著作都被列在罗马天主教颁布的禁书目录之中。1576年,胡格诺教徒金泰勒特认为圣巴罗多缪之夜是太后受马基雅维利思想唆使的结果。1581年,法国人尼古拉•弗鲁门梭发明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词,用以形容善弄权术者。在一片责难声中,也偶有零星辩解,比如意大利人阿莱里哥•金泰尔就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本意是想在指导君主的外衣下向人民揭露暴君的秘密,是为“告诫说”。
      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赞赏马基雅维利的敏锐洞察力:“我们必须感谢马基雅维利和那一类的其他作家,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和描述人们在怎样做,而不是人们应该怎样做”。詹姆士•哈林顿在《大洋国》中将马基雅维利视为“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和杰出的人民维护者”。1675年,马基雅维利全集的第一个英译本编辑者亨利•尼维尔高度评价他是“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之一,对自己祖国意大利的自由的真诚热爱者,他对全人类的普遍幸福深为关注,甚至今天读他的著作仍令人深为感动”。
      18世纪,狄德罗将“马基雅维利主义”解释为“一种可憎的政治学术语,可以简短地概括为暴政的艺术”,但是又沿用金泰尔的“告诫说”,指出《君主论》的目的是描述专制君主的恐怖,读者误将“讽刺当作了颂扬”。卢梭沿袭哈林顿的看法,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另一个共和主义者波林布鲁克却责备马基雅维利并不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因为他不关注每一个人的幸福。最为激烈的攻击来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他撰文《反马基雅维利》,宣称追随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原则必遭到毁灭。
      19世纪,德国史学巨匠兰克指出:《论李维》反映了马基雅维利对古罗马的仰慕,对古罗马人民所具有的美德的推崇,作者反复向意大利人灌输古罗马人的原则,目的在于树立典范,以使意大利臻于强大。《君主论》的写作动机是由于当时意大利迫切需要一位强权君主,而在普遍的腐败之下,作者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在绝望之余开出毒药作为救治良方。兰克之后,海因里希•利奥发表了马基雅维利的书信译本,提出质疑说,马基雅维利解释并证明君主的正当性是为了取悦美第奇、以便得到任用,他心心念念的是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同一时期著名英国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专论,指出马基雅维利原则的非道德是由那个时代意大利的非道德氛围所决定的,同样,马基雅维利的矛盾也可从意大利民族性格的矛盾中得到解释。麦考莱以为马基雅维利原则的主要错误在于其不能区分公众和个人的利益,但是麦考莱还是高度赞誉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19世纪最有影响的马基雅维利研究成果是P•维拉里的《马基雅维利传》,结合他的生平、时代与著作,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在维拉里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展示了治国之道的新科学,政治具有其自身的准则,与个人道德的准则完全不同。发展了“道德与政治分离说”的维拉里,称马基雅维利为“超过同时代人的天才”。
      20世纪,围绕马基雅维利,西方学者写出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最有名的一场论战发生在剑桥学派与列奥•施特劳斯及其门生之间,其理论之复杂非小文章所能概括。简要地说,从《君主论》出发的学者,批驳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认为他提出了“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政治无道德论,并把他的学说体系贬斥性地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从《论李维》出发的学者,看到的是他对罗马共和政体的洞见和对“公益精神”的推崇,所以得出马基雅维利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结论。施特劳斯强调马基雅维利是西方现代性的第一奠基人,认为他对“正义”和“善”的否定,是对西方古典传统的全面反叛。而剑桥学派却将马基雅维利视为古典共和主义的现代复兴者,认为他对公民过度参政的批评和对“冲突导致平衡”的强调,实为领会了共和的真意……
      不能不留意到,学者们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口水战进行了480年,而真实的政治世界正在沿着马基雅维利的预言前进。民族国家几乎是当今政治普遍依靠的基础,国际关系以权力政治为基础,政治科学中理想主义只是用来蒙蔽民众的、现实主义才是执政者的首要立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个时代都出于自己的目的在重新阐释和描摹马基雅维利的形象,如今对他的正面肯定渐多,大概也在反映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心态吧。
      老实说,毛里齐奥•维罗利的这本马基雅维利传记,还是太轻巧了。传记作者固然根据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主义,对马基雅维利的时代环境、政治生涯、写作背景、个人生活进行了描述,填入了不少当今一般读者喜欢的小东西(比如他的桃色事件),但是,仅仅用“复杂的微笑”来处理如此厚重多面的人物,忽视了纸上传承的马基雅维利,大有取巧之嫌。
      
      
      参考资料:
      王挺之:《马基雅维里研究概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6)。
      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中国工人出版社1985年。
      列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译林出版社2003年。
      John 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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