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10-12

    作家的压力 - [趣事]

     

       

        查尔斯•纽曼指出,20世纪在文化领域中实际上出现了两次不同的革命,第一次是真正的革命,使革新和实验席卷西方各国的文化艺术活动,摧毁了陈旧的确定性,使艺术活动不断政治化;第二次在表面上不如第一次那么剧烈,但实际上却更为本质、更具影响力,使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继承现代主义的各种形式,使现代主义作品和艺术家进入经典行列或家喻户晓,除去其政治性,然后着手开展了对其进行管理和支配的巨大任务。纽曼指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许多形式来说,其抵抗点并非现代主义艺术本身,而是那种对现代主义加以吸收并使其制度化的第二次革命。

         非常自然的是,根据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大学在不断变动的现代-后现代社会通过垄断知识争取着话语权力。知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传播、记录、收集和取代体系,权力的使用离不开对知识的提取、占用、分配和保留,大学就是这么一种知识/权力的基本形式。196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科大学”(multiversity)概念,认为与旧的、象牙塔式的学术生活相比,现代大学需要与工业制度相联系,一切结构和课程的调整,无非是为了满足现代化经济不断提高的技术要求。在这样的语境里,教授体现出经理或者企业家的特征,在克尔看来,一个教授的生活已经成为“商业活动的激烈斗争,管理合同和计划,指导助手队伍,统帅技术人员群体,不断旅行,参与政府机构的委员会,以及从事其他防止整个狂热的生意崩溃所必要的烦心活动。” 在这种功利主义观念之下,理、工、商科发展迅猛,生产假冒伪劣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萌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他是一个商人。”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资本主义”。    

        相较而言,人文学科相对边缘化,不过,即便处于多科大学的边缘,人文学院的权力和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也已经大为增加。学者们所使用的方式就是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引文、脚注、索引、参考书目、研究综述、著名的出版社、有名望学者撰写的序言、博士头衔、名声赫赫的导师,学术研究的制度化、细致化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目标是力图实现一种新的经院氛围、一种新的知识垄断。为了在内部竞争中巩固地位、分一杯羹,推陈出新、树立门派是十分必要的。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表明,要想在大学里获得成功,聪慧与贡献都不重要,因为两者都值得怀疑,都代表非职业性的能力;重要的是从众和“关系”,就是说要与著名机构或著名人物有交情。

            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是发生在学院高墙里的后现代主义,一个又一个学派、一个又一个观点、一个又一个概念,你来我往,修正了再还原,结构了再解构,从学院内部的权力斗争角度来看,无非是获得权力的方式而已。   

        人文学科所起的作用是以整合和过滤的方式为日益扩大的消费者群体传授文化能力,所以它在所不辞地行使着批评权力。其中,英语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获得了巨大发展,最佳标志是出席人数众多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年会,现在的会议规模已经发展到需要整个城市来接待来宾。 如此热闹的会议,表面上看是讨论观点和概念、是确立文学史和经典、是找到新的研究方法,但在实质上,无非是一种权力的易位、是为合法化而进行的名利角逐。   

        在这样的总体氛围下,“学院派作家”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与“学院派评论家”的关系问题。固然,有少数幸福的学院派作家本身就是学院派评论家,但是,大量的学院派作家需要面临来自同行的理论肢解。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林立的学派似乎都来自于大学。在课堂上和学术论文中,每一个学院派教授都要面临对评论的评论、对阐释的阐释、对前人的批评的再批评、为他人的意见做意见——这一套术语化的东西,除了同行之外,很难理解其中之妙。而在个人的创作中,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同行——这个“他者”的视阈。   

        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随之于60年代活跃起来。因为在可能的读者群中,大多数都对培养出这种类型的氛围极其熟悉,即学院文学。它不以一般小说的主题,即男女的情爱为素材;却转而处理其他更为奥妙难解的题目,进行学术的交流、国际的对话,表达校园的絮语、学子的癖性。更危险的是,学术的需要,反过来刺激了合乎这一类解剖式研讨分析的创作的出现,并学大文豪乔伊斯,靠作品中的复杂性——如果不是由于其费解度——而身价十倍。乔伊斯日后作品拥有的评论人数,恐怕不下于真正的读者数。于是诗人的诗,是为其他诗人而作,或者说,是为了可能研讨其作品的学人而作。于是在薪水、研究补助金,以及选修课必读书单的保障之下,这一群非商业的艺术创造骄子,虽然不见得有富贵荣华的指望,至少也可以过一份舒适的生活。”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除了学术体制的一端,学院派作家的另一重压力来自大众传媒与图书市场。   

        在美国,商业图书的销售量一般是7500册到4万册,平装书的销量通常低于10万册,畅销书很少卖出100万册。而一套成功的摇滚唱片一般每年销售都在400万张以上。 于是出版业中的大公司越来越不重视一般的小说,而希望能够出版真正的畅销书,哪怕斥以巨资。于是出现了图书界心领神会的炒作现象,出版商通过各种媒体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推销,使用搭卖销售广告,将书拍成电影或电视节目,再反过来推销原作。除了出版商,销售商也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图书的发行受到全国连锁书店的寡头垄断公司的操纵,这些连锁书店的存货限于畅销书和市场销路好的其他图书,在庞大的店堂里,一本挤在书架上的新书很容易受到忽视,如果不是店员用种种方式将它“突出”的话。另外一个关键点是利用电子媒介,比如广播和电视节目。80年代以后,作者在电视上露面显得非常重要,这已经成为一名畅销书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炒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当属权威报刊上的权威书评。研究者指出:在美国,任何一个读书人、写书人、出版商、发行商无不注意到《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一举一动。道理很简单,这个刊物是美国所有书评刊物中读者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读书人以它为购书指南,作家靠它的佳评抬高身价,出版商靠它做广告宣传,销售商则靠它评价促销。而书评周刊是不收外来投稿的,所以它如何分配新书、委托书评家就成为一个“谜”。美国每年出版新书七、八万种,都要寄送《时报》评述,而每年区区52期的篇幅最多容纳2500篇长短书评,各出版社为此勾心斗角、花样迭出,甚至花高价在相应版面上做整版广告,以讨好报社,书评道德实在堪忧。    

        除了《纽约时报书评》的决定性影响,《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纽约客》、《纽约书评双周刊》、《星期六书评》、《党派评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小众报刊”作为知识分子的传播网络和行使文化领导权的论坛而发挥作用。它们虽然未必能赢得大众的注意,但是对于知识分子读者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如果能吸引几名学者写出专业水准的研究文章、并在学术性刊物上发表的话,也能在稍后吸引更多“经验读者”的关注。   

        炒作中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文学奖。美国的普利策奖、笔会-福克纳奖、全国图书奖、全国书者协会奖,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英国的布克文学奖,尤其是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出版商关注的对象。而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他奖项的奖金都极为有限,对于作家而言,更多的是精神鼓励。但是,如果得了奖,此书必定成为畅销书,所起到的广告效应,乃是其他方式所难以达到的。而在书奖评选中,每位评委报酬通常不高,但浏览数量十分巨大,所以难免从个人兴趣出发,据说评委最关注的问题是:此作家得过奖吗?年龄如何?性别如何?政治正确性如何?    

        综合来看,在20世纪取得文学成功的图书,一般都来自获得商业成功的图书。当代的“经典之作”首先应该是畅销书,也就是销售量超过50万册,这是通往文学上的不朽的道路的第一关。其次,它要获得好的书评,不仅在《纽约时报书评》这样的大众报刊上,也要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小众报刊上,最好,再获得一个或几个文学奖,这样就可以使第二版时的护封充满赞美之词。第三,它要吸引学院派评论家的注意,在专门的学术期刊上得以探讨,最好有争鸣、再经过证明获得绝对肯定,经过这最后一关的作品方有可能成为“当代经典”。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学院派作家们即便不是刻意要名利双收,最后获得成功的也多半是歪打正着。

     

        (旧文新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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