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02-22

    纳博科夫的“残酷”与“美感喜乐” - [书事]

     

        纳博科夫屡屡拿自己的“蝶类专家”身份说事儿,所以1970年冬天美西北大学为庆祝他的70大寿,特别选择蝴蝶作为特刊的装饰图案。纳博科夫表示理解:“蝴蝶是本书考虑最周全最感人的方面之一”,但他改不了臭脾气,还是针对其中的一幅蝴蝶照片发表了公开声明:“Nymphalidae只是它的科名,而不是它的属种(它属于Vanessa种)。”纳博科夫的“眼睛里不容沙子”,由此可见一斑。

      往好的方面理解,纳博科夫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看他晚年恃才傲物、睥睨群雄、大鸣大放,旁观者难免有种慌乱和欣喜杂糅的心情,类似于听见小孩子大喊皇帝没穿衣服。纳博科夫把这组访谈性文章取名为“Strong Opinions”,潘小松译为“固执己见”,译得真好。根据纳博科夫的个人意见,巴尔扎克、高尔基、托马斯·曼写的都是“观念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又笨拙又丑陋”;海明威和康拉德是“为小子们写书的作家”、“在精神和情感上不可救药地幼稚”;加缪、卡赞扎基斯、劳伦斯、托马斯·伍尔夫都是“二流作家、短命作家”;高尔斯华绥、德莱塞、泰戈尔、罗曼·罗兰、帕斯捷尔纳克和福克纳“好笑”而“荒唐”;庞德是个伪君子,弗洛伊德干脆就是个走江湖卖假药的……像纳博科夫这样的人,在布尔乔亚们看来,一般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不过纳博科夫并不是只破不立,也有他喜欢的作家:威尔斯、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伦、韩波、契诃夫、托尔斯泰、亚历山大·布洛克、柏格森、乔伊斯、普鲁斯特、普希金。这里面,写《时间机器》的英国作家威尔斯位居第一,无他,威尔斯有“想像力”。

      注意,一向认真的纳博科夫可不是那种随便说说、哗众取宠的人。那么纳博科夫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答案:纳博科夫的脊椎。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教文学的时候,纳博科夫反复叮嘱学生:“虽然读书时用的是头脑,可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的部位却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可以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让我们崇拜自己的脊椎和脊椎的兴奋吧。”让纳博科夫的脊椎“微微震颤”的除了文学还有蝴蝶,他诗意地描述:“无时间性的最高乐趣——在一片随意挑选的风景里——是在我置身于罕见的蝴蝶和它们食用的植物中间之际。这是迷醉,而在迷醉背后是什么,难以解释。它们如同一片瞬息即逝的真空,我所爱的一切疾驰而入。一种与太阳和石头浑然为一之感。一种感恩的震颤……”这也就可以解释纳博科夫为什么能把文学和蝴蝶这风马牛不相干的两桩事情搅合到一起了,说白了,二者都能带给他某种“high”的感觉。

      按照纳氏理论,读书和逮蝴蝶时所体验到的这种“震颤”有个名目,唤作“美感的喜乐”(aesthetic bliss),按照牛津词典的翻译,“bliss”意为“洪福”、“极乐”,比“high”多了点神圣意味,有点“上帝选民”的气息了。纳博科夫以此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绝对标尺,他声称:“在我看来,一部虚构的作品得以存在,仅仅在于它向我提供了我直截了当地称为‘美感的喜乐’的东西,这种东西不知起于何因、来自何处,并与其他的艺术常规(好奇性、敏感性、亲切性、狂喜性)发生关联。” 

      进一步,蝴蝶和文学中的什么东西能让纳博科夫体会到“美感的喜乐”呢?细节,经过想像力加工的人造细节。纳博科夫说:“在高雅艺术和纯科学中,细节就是一切。”

      作为蝶类学家,纳博科夫对鳞翅目动物的细节、特别是有想像力的细节深感兴趣——“当某一只飞蛾在外形与颜色上与某一只黄蜂相像时,它行走和摆动触角也是一种暴躁的、与飞蛾不同的样子。当一只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树叶时,不但一片树叶的所有细部都被美丽地呈现出来,而且还慷慨奉送摹仿蛆虫所钻的洞孔的斑点。”他承认:“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

      就像在显微镜下观察蝴蝶一般,纳博科夫以科学家的一丝不苟细读文学作品,从中发现作者的巫术、文本的游戏、还有细节中的“美感的喜乐”。他果然是一个目光锐利的大师,在经典作品中发掘出了无数读者从未注意过的问题,比如,《荒凉山庄》里的“浓雾”主题,《包法利夫人》里“农业展览会”一节的“多声部配合法”,《追忆逝水年华》里“比喻里还层层套着比喻”的特点,《尤利西斯》中时间与人物行动的同步性和精确性。更有甚者,他在课堂上为学生绘制《尤利西斯》里的都柏林地图,《安娜·卡列尼娜》里俄国火车包厢的细节图,《变形记》里的公寓平面图。他指出:《尤利西斯》里有一个神秘的“穿棕色雨衣的人”,那其实正是乔伊斯自己;而《变形记》里的格列高尔,是“甲虫”而非“蟑螂”或“屎克螂”;至于《外套》的结尾,那个大拳头大胡子的幽灵,不是可怜的小人物亚卡基,而正是当初抢走亚卡基外套的人……据信福楼拜说过:“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那么纳博科夫会把这个句子扩展:优秀的作家在细节中,优秀的读者也在细节中。

      纳博科夫对学生的“苛刻”是有名的,上课的时候——“座位都已经派了号,不再更换。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编织,不准读报,也不要睡觉,看在上帝的份上,请记笔记。” 考试的时候——“一副清醒的头脑,一份试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简写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辞掩饰无知。除非有医生的证明,否则任何人也不得上厕所。”同样,唯恐读者不能体会细节里的微妙之处,纳博科夫对优秀读者的要求也是蛮高的——“一个优秀读者应该有想象力、有记性、有字典、还要有一些艺术感”。

        可惜的是,读过《洛丽塔》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是人们对细节的关注远远达不到纳博科夫的标准,于是,在著名的《洛丽塔·后记》里,纳博科夫忍不住要向读者提示“小说里的神经、秘密的要点、全书情节的隐形架构”,而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要点”啊:“塔科索维奇先生、兰姆斯戴尔学校的班级名单,夏洛特的话‘防水的’,洛丽塔缓缓地朝亨伯特的礼物移动,加斯顿·戈丁的风格化的阁楼里装饰用的画,卡思边的理发师(他花了我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对于一般读者,这些都是阅读时一带而过、甚至跳跃而过的无聊琐碎之处。多少年过去了,即便是专门研究者也对此一笑置之,偏偏有人当真了,从一点深挖下去,挖出一个别样的纳博科夫,此人非同小可,乃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而罗蒂下手的这个细节就是“卡思边的理发师”,虽然“卡思边的理发师”在《洛丽塔》里只出现在一个句子中。

      简略而言,罗蒂发现的是纳博科夫对待“残酷”的复杂态度。

     

      自觉或不自觉的,普通人总是将真善美割裂开来,因为这里有一个鱼和熊掌的问题,也就是谁更“优先”的问题。而无论哪种处理方式,似乎都免不了造成残酷。唯真主义者,容易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也容易强迫别人接受这个真理,容易让别人为这个真理付出代价,将虚幻的荣光寄托在现世的牺牲上,所以理想主义者对于他人,有一种特殊的残酷。唯善主义者,容易和出一堆博爱的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不敢面对人性的邪恶,未免会当上东郭先生,有时候换个招牌叫作“正义”啊“平等”啊什么的,又太容易被人窃取,最后不仅吃亏,弄不好还落个伪善的帽子,对人对己,又何尝不残酷。唯美主义者,容易让人想起“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要玫瑰不要大白菜”的宣言,功利主义者会说:美是要有物质基础的;讲人权的会说:西施对东施——那是社会歧视;再者说,“任是无情也动人”的美,是很容易伤害到善的,没见法文歌剧版《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肝肠寸断地唱:“你会爱我吗,艾斯梅拉达?”令天下丑男鼻酸。这么综合起来看,好像该把罗兰夫人的名言改改了——真善美,世间有多少残酷假汝手而行!

      罗蒂借纳博科夫主要是想解决“美所造成的特殊的残酷”。关于这种善/美二元论的老问题,专业点儿的手法是回到古希腊,搞哲学出身的罗蒂当然训练有素。他指出,在纳博科夫看来,“美好”或“善”(goodness)具有非理性的具体性,必须以想像力才能掌握,无法通过理智达成——纳博科夫举例说,美好或善就是某种“圆圆的、柔滑似乳、散发美丽红晕的东西,藏在干净的围兜中,还有一双抚育我们、安慰我们的温暖手臂”。罗蒂说,纳博科夫这是颠倒了柏拉图对“想像力”和“理性”的区分,认为想像力才是道德认知的机能。罗蒂还说,纳博科夫将柏拉图式的反时间主义和反柏拉图的感官主义揉成了一个怪异的、不一致的混合体。最关键的是罗蒂想说,纳博科夫的小说其实是反对纳博科夫的美学的。

      罗蒂指出:“追求美感喜乐的人可能会犯一种特殊的残酷,情感敏锐的人可能杀人,善于美感喜乐的人可能残酷,诗人可能毫无怜悯之心。”而“纳博科夫由‘内在’描写残酷,让我们亲睹私人对美感喜乐的追求如何造成残酷。”——听起来很复杂,简单点儿就是:“纳博科夫”反对“亨伯特·亨伯特”。亨伯特为了自己那个“天空充满地狱火的乐园”,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美感的喜乐”,残酷地牺牲了洛丽塔的美好童年。尽管他写了忏悔录,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洛丽塔“活在后世人们的心中”,但是洛丽塔的现世生活,却是永远无法弥补了。亨伯特怎么也算搞比较文学的吧,相信生命短暂而文学不朽,所以在最后写道:“我正想着欧洲野牛与天使,永恒色彩的秘密,先知般的十四行诗,以及艺术的慰藉。这是你与我能够共享的唯一的不朽,我的洛丽塔。”从某种程度上说,亨伯特很像是纳博科夫美感主义的信徒,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唯美主义的罪犯。要是普通读者没有注意到那个一笔带过的“卡思边的理发师”、没有注意到作家本身反对“残酷的冷漠”、没有注意到纳博科夫的反讽风格,My God,人们多么容易把亨伯特看作是纳博科夫的另一幅面孔。罗蒂对“卡思边的理发师”的读解,其实是将纳博科夫从亨伯特的面具下拯救了出来。在罗蒂为纳博科夫所贴的新标签上写着:他提倡美感主义,但是他也反对残酷。

      罗蒂之所以煞费苦心地拯救道德者纳博科夫,乃是因为纳博科夫很像罗蒂乌托邦中的人物:“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liberal ironist)。这类人物首先应该是自由主义的,这里的“自由主义”除了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外,还需套用朱迪斯·史克拉尔(Judith Shklar)的解释,那就是相信“残酷是我们所做作为的最糟糕的事”,希望人类的苦难终究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侮辱终究会停止。这类人物还必须是反讽主义的,也就是打倒柏拉图、回到苏格拉底,摆脱形而上学、终极意义、所有带“元”字的东西。这类人物如果还是诗人,那就更好了,柏拉图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罗蒂要请他们回来当未来世界的顶梁柱,罗蒂认为,人类团结不能靠理论探讨,而必须靠想像力,也就是把陌生人想像为与自己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物,然后达成理解,走向宽容,这样一来,文学艺术就俨然成了“道德变迁与进步的主要媒介”。综合考评结果,纳博科夫有想像力、是诗人、多年以来在反讽方面一直是一面旗帜,现在又考察出“并不残酷”,完全可以发证上岗、传播文学救世的福音了。

      不过,借几分“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之鼻祖苏格拉底的精神,且让我们问罗蒂一句:“卡思边的理发师”真的只有唯一解释吗?《洛丽塔》真的是一部春秋笔法的反对残酷的道德故事吗?还有,纳博科夫真的那么关注残酷吗?总觉得,纳博科夫的标签更确切一点应该是:他反对残酷,但是他也(更)提倡美感主义。记得纳博科夫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对冲进大火救出邻家孩子的英雄,我脱帽致敬;而如果他还冒险花五秒钟找寻并连带孩子一起救出他心爱的玩具,我就要握握他的手了。”

     

      说到残酷问题,罗蒂没有提到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著作《〈堂吉诃德〉讲稿》,其实这倒是理解纳博科夫的一个窗口。据说1952年纳博科夫在哈佛大学纪念堂讲授《堂吉诃德》时,当着六百名学生的面,“撕毁”了这本“残酷、粗俗的书”,更不承认它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这种反对有两个层次:首先,纳博科夫对塞万提斯的结构、语言和技巧深为不满,因为纳博科夫的脊椎感受不到美感的喜乐。其次,纳博科夫更不满的地方是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的“残酷”,也就是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所遭受的痛苦津津乐道、大加渲染、毫无怜悯之情。不过,后者并不能证明纳博科夫的道德心肠(自然,纳博科夫不是反人类的作家,他反对残酷乃是普遍水准的)。他说塞万提斯“残酷”其实大有深意。我们当会发现,纳博科夫反对《堂吉诃德》、反对塞万提斯,但不反对堂吉诃德!他喜欢堂吉诃德,不是因为堂吉诃德行侠仗义的道义力量,而是在于“另一个方面”——诗人气质、惊人的想像力。在某种意义上,堂吉诃德与纳博科夫血脉相连——他们都是梦想家,驰骋在想像的国土;他们都是偏执狂,坚守在臆想的世界。而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残酷,也就是对纳博科夫的残酷、对真正诗人的残酷。纳博科夫的不满,在此。

      不难看到,在纳博科夫笔下,主人公都是“否定性的堂吉诃德”,也就是说,他们和堂吉诃德一样执著于自己想像出来的天堂,一样在流浪的旅途中往返奔波;只不过,堂吉诃德向公共领域发出一次次挑战,而纳博科夫式的主人公们则一次次退回私人的精神空间。这些“流浪者”实际具有“边缘人”与“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他们是“边缘人”,因为他们远离主流价值观念、道德传统、庸常之见;他们是“艺术家”,因为他们渴望在回忆、爱情、棋术、电影、妄想之中虚构出另一重世界。纳博科夫的主人公们拒绝现在,他们或者戏对人生,期望用自己的方式去颠覆这个寻常的世界,哪怕这种幽默不过是黑色幽默;或者逃避现实,渴望在幻想和回忆中营造自己的时间之塔,哪怕这种坚持不过是绝望的坚持。纳博科夫在《文学艺术与常识》一文里说:“我想像得出我的年轻的梦想家们,上千成万地浪迹在地球上,在肉体的危险、苦痛、尘雾、死亡、最黑暗却又最斑斓的岁月里,保持着同样非理性和神圣的标准。这些非理性标准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而他周围的人则被某种共同的刺激驱向别的共同的目标。”

      罗蒂的雄心之一是解决“公共的正义”与“私人的完美”这种由来已久的对立。他找到的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统合,也就是把正义的社会看作容许所有公民都能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自我创造的社会,只要他们彼此不伤害对方、优势者不占用劣势者维持自我基本生存和自我创造所需要的资源。当然,如果纳博科夫不残酷,罗蒂的乌托邦就大功告成了。那么,如果不牺牲洛丽塔,还有亨伯特的故事吗?如果《洛丽塔》是道德寓意小说,何以纳博科夫自己宣布“《洛丽塔》没有任何道德讯息”?从叙事伦理上说,由于小说的视角是亨伯特的,读者自然会被亨伯特的具体境遇牵着走,有人同情他也是很自然的事。再进一步,既然阅读并没有唯一的阐释,也就说明不只有一个亨伯特形象,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罗蒂看到的,只看到了自己所看到的,那又怎么样呢?

      文学总是给哲学出难题,因为文学是细节化的、是个别的,而哲学是笼统的、概括的,文学里的个别,无法累加出哲学里的一般。其实不必在道德上拔高纳博科夫,也不必讲什么“文学的兴趣将会永远依赖着道德的兴趣”,有一点罗蒂已经说对了:文学的社会性功用在于促成理解。至于残酷,在人类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时候,又何必要求文学担负大任?纳博科夫的脊椎骨对巴尔扎克没有反应,并不是说所有人的脊椎骨都对巴尔扎克没有反应。纳博科夫写了一个亨伯特,并不是每个读者读了都会变成亨伯特。真正的自由世界应该很广大,容得下巴尔扎克的后代,也容得下纳博科夫的徒子徒孙,即便后者宣布:“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无聊的废话”。

      PS,合上书,我痛下决心,当我码自己的大白菜的时候,不再劝邻居放弃玫瑰花了。

          

            (写于2003年,然后学术转向,贴此,是个人的小小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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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太travil,关注细节,束住了大气的手脚,做男人还是气概点好
  • 太travil,关注细节,束住了大气的手脚,做男人还是气概点好
  • 非常感谢,醍醐灌顶吧,对于自己的阅读乐趣源于何处去向何方也有了新的认识
  • 读不懂他,多向你学习了
  • 普通的读者还是更倾向于阅读的快感,一味追求细节,如果不是偏执的喜爱,那么读书就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了。
  • 还是喜欢读这类文章,让自己得知些学术思想,让自己凭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所得到的思想框架受到冲击,心生感慨。。。自己也去慢慢改变些想法,并深深思考自己从中所想
  • “Nymphalidae只是它的谱系,而不是它的种类(它属于Vaness种)。”
    此處建議翻譯為“Nymphalidae只是其科名(中文俗名為 蛺蝶科), 而不是它的屬種(它属于 Vanessa屬(...下的某種,而且此處存在拼寫錯誤,正確的拉丁文學名應寫作 Vanessa, 其中文俗名為 紅蛺蝶屬))。”
    回复Dr.Moth说:
    非常感谢,楼上真是专家,名副其实。
    2009-02-23 09:18:19
  • 嗯,好的。我去瞅瞅。
  • 罗蒂说了什么?没有具体内容……
    回复odu说: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271862/?i=0
    太多了,我要是都写上,还真成论文了……
    2009-02-22 15:3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