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12-10

    古画悬疑之二十一:驰誉丹青 - [画事]

     

     

    阎立本,官至右宰相,可谓历史上地位最高的画家“之二”,自然了,“画家皇帝”是“之一”。不过,当阎立本还是郎中的时候,某日太宗皇帝与侍臣在春苑游玩,急招“画师阎立本”为水鸟写生,一番“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素”的“厮役之务”,使他在同僚面前“不胜愧郝”。回到家里,马上训诫儿子:“勿习其艺”。阎立本是觉得自己冤枉,从小就喜好诗书,也有“应务之才”,与一般官僚无异,只因为会画画,就被当作“画师”驱策,简直是奇耻大辱。后来,他当了右相,时文还在暗暗讥讽:“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是说左相姜恪在沙漠中征战,武功赫赫,右相阎立本却是以丹青闻名,言下之意非宰相器。中国古代画家的真实地位和社会认同,于此可见一斑。

     

    (阎立本,历代帝王像)

     

    尽管处境尴尬,丹青圣手代不乏人。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十卷,记自轩辕至会昌元年,能画者三百七十余人。宋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六卷,记自唐会昌元年至神宗熙宁七年,能画者二百七十四人。邓椿著《画继》十卷,记自熙宁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画者一百一十九人。又有无名氏《画继补遗》一卷,记自乾道以后至理度间,能画者八十余人。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算了笔总账:自轩辕时至元代末年,共一千五百余人。

    能入这个大榜单的,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都是“著名画家”,湮没无闻的画师、画匠、画工那就不可胜数了。在元末文人画终于确立地位以前,画家多为职业画家,地位一直较低,画院建立以前尤甚,所谓世以侏儒倡优蓄之,这些人也往往以侏儒倡优自处。宫廷设置美术专业机构可以前溯到汉代“少府”,时称画家为“黄门画者”和“尚方画工”。唐开元初年,翰林院设“术艺”待诏一职,可谓“画院”的雏形。五代时期西蜀和南唐均创建了“翰林图画院”,设官职,纳贤才,提高画家地位和待遇。在此基础上,北宋建立了规范的翰林图画院,并开辟“画学”,国子监“进士科下题取士”,考“经义”和“画义”两门,画院取士标准为:“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至此,画院画家与进士科出身的职官相差无几。由于进入了“体制”,画院画家得享“佩金鱼袋”、出任高位等“礼遇”。不过既然供职于政府基建部门、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他们供人驱使的大格局并未变化。画院画家的工作大略以下几种:绘制敕建的宫观壁画;装饰宫廷;为贤臣写影;绘制具有教育功能的训诫画;搜访、鉴别、临摹古画;为皇帝代笔。

    后世有批评“院习”或“匠气”的传统,认为画院画家人格不能独立,画格自然也难以超拔。体现在画风上,就是唯皇帝的喜好是瞻。邓椿《画继》记宋代画院事:“一时作者,咸竭精尽力,以副上意。……宝篆宫成,绘事皆出画院,上(指赵佶)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虽训督如此,而众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绳墨,未脱卑凡。”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但又并非全然有理,一则徽宗皇帝品味一流,论到精妙生动、巧丽雅致,至今以院体为胜。二则,宋代画院的绘画题材极广,个人风格也很鲜明,多有创新之处,大画家灿若群星。还是不要一概而论吧。

    当文人掌握了话语权之后,他们对院体画的诟病往往掩盖着他们自身画艺的不足。由于元代没有设立画院,“文人画”终于崛起。这些画家基本是有钱有闲的士大夫或准士大夫,不必仰人鼻息,追求意趣天成,风范为之一变。明代屠隆评各代画作说,上古之画“迹简意淡,真趣自然”;唐画“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宋画“评者谓之院画,不以为重,以巧太过而神不足也。”元画“评者谓士夫画,世独尚之……气运生动、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说明在明代的品鉴体系中,元代士大夫画要高于宋代院体画。明清两代,文人画和院体画并驾齐驱,前者不以技艺和金钱为追求,后者依然以奉旨作画和精工细作为取向,双峰对峙,二水长流,相互指责“泥古”和“墨戏”,更是寻常景致。

    画有品次等级,画家也有品次等级,至于一般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在传统的“三教九流”中位次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