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3-10

    网络与迷宫 - [书事]

     

     

     

    翁贝托·埃科无疑是当代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他自己也曾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过“多才多艺”的艺术家(multi-talented artist)现象,提出符号的等值特点以及个人的推理演绎能力可以使艺术家打通壁垒——“在极其多样化的笔头活动之间存在有很深的、有时是秘密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我作为大学教授、小说家和记者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埃科本人是那种善于发现联系、兴趣好变的人:“我总是在同一时间里展开不同的东西,并试图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能够保持持续联系的网络。……如果没有很多事可以干,我会很失落。”总体而言,埃科的思维是网状的而非线性的、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运动的而非静止的,这也就决定了他能够在多重身份中自由游走、他能够把中世纪和后现代冶为一炉。

     

    埃科是以中世纪学者的身份步入学术圈的,他之所以对中世纪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向克罗齐的美学挑战。他的第一部著作《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专论阿奎那美学的丰富性、广阔性、复杂性和原创性。有意思的是,埃科虽然研究阿奎那,但在美学方面却并不打算追随其后,他反对阿奎那提出的美的三个标准与事物内部性结构有关的看法,他最感兴趣于阿奎那的,其实是对方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对知识进行全面吸收和综合的能力。他的第二部论著《中世纪的艺术与美》,反对将中世纪视为“蒙昧时期”,而将其视为欧洲近代文明的坩埚,认为近代文明的各种倾向都植根于中世纪。与其说埃科的早期研究取得了什么具体的成就,毋宁说他找到了一种综合的视野、辩证的态度。

     

    埃科不是那种书斋型的中世纪学家,在电视台和杂志社的从业经历,使他自然把目光转向当代文化。基于对大众文化的个案研究和对前卫文化的切身经验,他发表了《开放的作品》,继续对克罗齐美学的批判。从恩师路易斯帕莱松那里,埃科继承了两个重要的美学观点:艺术的特征在于活动的同时发明活动,解释就是作品形式无穷的表象与接受者个人无穷观点的相汇。同时,萨特的“自由选择”和梅洛-庞蒂的“含混”概念也使他受益非浅。通过对文学、绘画、建筑、电影和音乐所进行的跨学科比较,他指出:所谓“开放的作品”是因接受者的参与而被积极展开的作品,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阐释它而不至于损害它的独特性。

     

    1964年,对大众传媒持批判态度的马尔库塞和持乐观态度的麦克卢汉分别发表巨著,埃科也发表了《启示录派与综合派》。在后来所写的序言中,埃科将马尔库塞列为“启示录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危言耸听、预言媒体所带来的世界末日,却将麦克卢汉列为“综合派”的领袖——他们乐于融合其中、对媒体的发展基本上持乐观态度。埃科自己是个综合派,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便自然发展为对电子计算机和万维网的热爱。他特别赞同麦克卢汉在《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一书中的观点,即印刷术所提供的线性思维方式,通过电视图像或其他电子设备,即将被更加整合的认知和理解方式所替代,而这种媒体环境吸引着接受者的积极参与。

     

    1966年的《混沌诗学:詹姆斯·乔伊斯的中世纪》是在中世纪与后现代之间搭建桥梁的尝试。乔伊斯之所以吸引埃科,是因为青年时代的乔伊斯是一名新托马斯主义者,赞同托马斯关于“美的三个标准”的观点,而在后来,乔伊斯的世界观发生转变,转而以怀疑的目光看待经院哲学中稳定和有限的宇宙,“逐渐走向无序的、无中心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 。在埃科看来,乔伊斯的作品是“开放的作品”的典范,因为这里有无数意义节点,如同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百科全书,可以从读者角度得出无穷无尽的解释。最关键的是,正是乔伊斯本人的全新世界观成为《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的灵魂。埃科敏锐地指出,乔伊斯脱离新托马斯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摆脱中世纪,在乔伊斯笔下始终存在着一种对中世纪“秩序世界”的“乡愁”,它往往以象征的方式潜藏在作品的结构之中,比如“尤利西斯”之于《尤利西斯》。恰恰是这样的两个世界——中世纪的和后现代的、消解结构却又呼唤结构的——构成一个混沌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认识到混沌也就是认识到中心的丧失,认识到对立共存的各个维度,认识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复杂纠葛,至此,埃科的美学观点已经初步定型。

     

    从《不存在的结构》到《符号学原理》,勾画出埃科的符号学时期。他对符号的热爱更是始自于中世纪研究。按照埃科的同道人、前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的分析,中世纪文化结构有高度的符号性,把各种事物都看成是表达某种更重要的东西的符号,这种文化蔑视物质,重视符号和它表征的东西。所以,欲理解中世纪必须先理解它神秘复杂的符号体系。经过中世纪美学研究和当代文化研究两个阶段之后,业已形成的开放而综合的美学观要求埃科全面地、深层地将这两个领域“打通”,而作为“工具”的正是最小的“文化单元”——无所不在的“符号”。埃科追求“符号学的科学化”,所以他的符号学理论是从传统的语义分析开始的,但与那些追求“纯化主义”的学者不同,他提倡“综合主义”,在辨析了索绪尔、德里达、皮尔士(Pierce)、叶姆斯列夫(Hielmslev)、莫里斯(Morris)等人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之后,针对昔日由“所指”与“能指”构成的“二元符号模式”,他发展了“解释符”概念,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三元符号模式”。埃科认为:语义分析问题不得不越出语言范畴而诉诸文化语境,也就是说语义要受制于历史的、社会的各种惯约,即“文化场”。是以,在学术界,埃科的符号学理论被称为“历史符号学”,也叫“文化逻辑学”。

     

    所谓“二元”的也就是单维度的、封闭的;“三元”的则是多维的、开放的,对此,埃科经常用一个比喻:辞典和百科全书。二元符号模式好比辞典,能指和所指构成一个有极强组织结构的意义空间。三元符号模式如同百科全书,它注意到用来解释定义的词语同样有待于被解释,于是构成一个融合同一性、矛盾性和多义性的意义空间,意义在不同的语义场中跳跃,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发生关联。在这里,寻找意义的行为每一次都引向一个解释符串,引向更多的符号,永远不会终止。相对于辞典式的“语言王国”,埃科的符号世界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王国”。他赞同奎昂(Quillian)提出的“Q模型”——由于语义联系是相对的和暂时的,“盲目是唯一的局部生长方式,而思想就意味着摸索道路。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迷宫类型。它表示作为一种调节性符号学假设的百科全书式分析模型。”

     

    由此出发,埃科区分了三种迷宫,第一种是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迷宫,阿莉阿德涅的线绳可以直接连接入口、中心和出口;第二种迷宫以迷路为象征,面对岔路不断选择、碰壁之后不断折返,最终找到出口;第三种迷宫则既无外部又无内部,各个节点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联合、扩张,形成一个不断延伸的网状结构,百科全书就是这个没有中心的网状迷宫。埃科将符号过程世界、即人类文化世界设想为这种迷宫结构,认为它有五个特点:1、网状结构;2、无限的、可以多重解释;3、不仅有真理,也有虚假的、想象的、传说的诸般内容和主题;4、永无完成之日,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性观念存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