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6-23

    脑残的历史学家? - [书事]

         

          在豆瓣上刷屏,看到友邻散出一条关于“脑残”的定义:Your brain has two parts: the left & the right. Your left brain has nothing right, and your right brain has nothing left. 脑子包括左脑与右脑,左脑啥都不对,右脑啥也没剩下。绝倒。
      
      如果不管left和right的双关性,只是老老实实地谈国人喜欢谈的“左”与“右”,这个“脑残”定义一样经典。我个人不止一次亲眼看到,平常理智稳健、文质彬彬的学人们,只要一沾左与右的问题,马上思维短路,火花四溅,大脑当中彷佛落下一道闸来,左的容不得一点右的,右的同样严防死守,哪怕温和的泡史料的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宅男宅女们也不例外。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是本有趣的书。1951年9月,朝圣山学会在法国博瓦隆召开研讨会,讨论历史学家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的,他们注意到,世界各地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一代又一代学生说,工业革命在英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惨状,奇怪的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人口数量却在迅速增长,民众的预期寿命也大大延长。那么,历史学家告诉大家的是真相吗?历史学家们憎恨资本主义吗?在会上,共有4篇论文供大家讨论,其中1篇没有写完。与会者认为已经成文的3篇应当发表,并可适当加入该派会员此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大任降到哈耶克头上,他自己写了《导论》,一共编辑了5篇文章。秋风在将此书翻译为中文的时候,又加了6篇文章作为附录,“当然,其立场与前面的作者完全一致。”
      
      研究一下这11篇文章的9位作者可能是件有趣的事儿。时间有限,简略介绍其中的数位:哈耶克(F.A.Hayek),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还有啥说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经济学家,大牛,也不必说了。阿什顿(T.S.Ashton),来自LSE的经济史学家,工业革命时期生活水平大讨论的始作俑者,1949年发表第一篇论战性质的论文,即收入本文集的《1790年至1930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哈特威尔(R.M.Hartwell),经济史学家,任教于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曾任朝圣山学会会长(1992-1994),这场争论的中流砥柱。
      
      因为收录的是“完全一致”的右翼这一边的论文,所以当时论战的场景很难从中一窥全豹。实际上,这场争议从50年代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达到第一个高潮,那是哈特威尔和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对决,连美国人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乃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被“卷入”论战。1983年,Peter Lindert 和Jeffrey Williamson提出了新的研究证据,右翼得到支持,但是新证据也并非毫无瑕疵,论战继续进行,而且越来越深入和繁琐。时至今日,在谷歌的学术搜索引擎打入“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哗,24万条结果。剑桥的《经济史》杂志去年还有专辑研究这个“古老问题”。
      
      经过60年论战,大家达成共识了吗?如果你斗胆问一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是更幸福了还是更不幸了?”马上会有知情人士跳出来指点你:第一,工业革命?谁定义的工业革命?哪个阶段的工业革命?1820年之前还是之后?第二,英国工人阶级?太泛泛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男工、女工、童工?还是乡村的手工劳动者?怎么算,平均着算还是就和着史料局部地算?第三,幸福?幸福或不幸拿什么指标体系来衡量?面包、牛肉、啤酒、鲭鱼,好吧,这算带来幸福的物质,可是土豆呢?它代表什么?
      
      朝圣山学会没有后来的学究这么罗嗦,未等进入史料的泥潭,他们在1951年已经达成一致:两百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歪曲工业革命的历史,他们使全世界相信,工业革命就是狄更斯笔下的煤烟城市,就是皮包骨的儿童,就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纺织女工,就是伦敦街头的孤儿、残疾人和妓女。这批历史学家培养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精神”,哈特威尔说:“反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一种思想上的倾向,它在资本主义那儿看不到一点好处,资本家则更恶劣。它对资本主义秉持一种负面看法,突出它的缺陷而否认它的优点,只看到它的失误,而贬损它的成就。在它看来,由于资本主义,整个世界在一步一步地堕落;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摧毁或者削弱了欧洲伟大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它滋生出了一个不平等、不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量的人处于疏离和不满状态。”
      
      不满于历史学家的哈耶克相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曲解,首先是因为19世纪最早一批专门研究经济史的人士中,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倾向于社会主义,德国历史学派是“教授席上的社会主义者”,美国制度主义者也在营造社会主义气氛。他们只有天真的信念、良好的动机、却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按照更刻薄一点的米塞斯的观点,这些人仅仅是由于对经济学的无知而成了流行偏见的奴隶。最刻薄的是哈特威尔,他指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家”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或新闻记者,属于中产阶级,受到良好教育,经济上相当舒服,通常也有充分的优越感。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却没有得到最高的报酬。作为最聪明的人,他们相信自己承担着向“劳动阶级”和“统治阶级”提供“理想社会”的政治理念的责任。他们通过同情底层、批评资本主义而获得道德优越感,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劳动阶级。一句话,他们精英主义,自私自利,并且伪善(这个论调,倒不妨参阅《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一书)。
      
      这场争论事关重大,因为涉及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合法性”问题。两边都“脑残”了一点,想想可以“理解”。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左右两翼的对垒,更不是随后论争中复杂的统计框架和模型,而是左右两边在一点上的难得一致,那是关于“舆论”的(不要忘了,舆论学大师李普曼也是朝圣山学会的成员之一)。哈耶克开宗明义,在《导论》中劈头写道:
      
      “政治舆论一向、并将永远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紧密相关。正是根据历史经验,我们相信,我们的种种政策是可取的;而我们当前的政治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左右我们对历史的解释。……然而,当前指引我们的历史信念,未必总是合乎历史事实;有时,历史信念与其说是政治信念的后果,不如说是政治信念的前因。在塑造舆论的过程中,历史神话所发挥的作用,也许与历史事实不相上下。不过,除非我们赖以得出我们的结论的历史记载本身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不要指望能从历史经验中受益。因此,历史记录对于民意的影响,很可能比那些创造新理念的政治理论家的影响更持久、也更深刻……”
      
      正是因为“在新的政治理念为一般公众所接受的间接的、迂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书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秋风指出,尽管哈耶克不同意凯恩斯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几乎所有结论,但却对凯恩斯下面的一句话欣赏备至: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在正确的时候还是在错误的时候,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人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常常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作耳旁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逐渐渗透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对于为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上图:左边坐着个哈耶克。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哈耶克编,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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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关于脑残的定义 简直绝了!!!
  • 究竟历史学家本身进行实践活动时是否受到“舆论”对其个体的影响 影响有多深 即 历史学家们真的是自私自利的精英主义者 还是同样陷于舆论泥潭的民意表达者
  • yeah, it doesn't matter.
  • 看待一个人的观点,先看与其利益相关的一方面
  • ...这...您豆瓣上的评论都已经被人驳倒了。。。
    回复ABC说:
    :) 你那样认为? Never Mind.
    2010-06-27 08:18:42
  • 人的观念左右一切。。。
  • 养鸡场的鸡比家养的鸡口密度要大,寿命也更长,但未必更幸福
    微观和宏观从来不是同构的,否则就不要区分微观和宏观了
  • 那麽是不是因此,尚黑在這方面很注重防微杜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