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8-10

    蝴蝶结·地狱 - [书事]

         

          西蒙娜·波伏瓦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1954刚推出,便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随后一版再版。对存在主义感兴趣的读者要看,对女权主义感兴趣的读者要看,对法国知识分子圈感兴趣的读者也要看,对波伏瓦和萨特的私生活感兴趣的读者更要看。在中国大陆,《名士风流》是小众中的流行读物,上海译文已是出版该书的第五个出版社。


      小说以1944年圣诞节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共聚亨利的寓所、欢庆法西斯的覆灭为开端,写到几年后的夏天、失恋的安娜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截止。小说人物众多,煌煌五十万言,分为十二章。认真辨别当会发现,此书叙述有三种不同的视角,分别是亨利的视角、安娜的视角、全景超然的视角,各章以一种视角为主,因此全书呈现一种交缠的形式。由于视角的关系,塑造最为丰满的人物依然是亨利和安娜。亨利是著名中年作家,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言论阵地《希望报》的中流砥柱,在政治上属于左翼。安娜是中年女医生、知名精神分析学家,同样隶属于左翼阵营。将亨利和安娜联系起来的是错综的社会关系:亨利的好友罗贝尔·迪布勒伊是安娜的丈夫,亨利的前情人、歌手波尔是安娜的好友,亨利后来的情人若赛特的母亲是安娜的泛泛之交,亨利最后选择的妻子纳迪娜则是安娜与罗贝尔的女儿。从中不难一窥小说情节的复杂性。
      
      小说中,亨利主编的《希望报》曾是地下抵抗组织的重要阵地,班底成员包括樊尚、朗贝尔、塞泽纳克等一群年轻人。战后罗贝尔创办的《警觉》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又一个堡垒,政治活动的中心。当此际,亨利和罗贝尔都是抵抗运动的英雄、法国文化界硕果仅存的“名士”。可是亨利大有退隐之意,计划写出自己的文学传世之作;年过六旬的罗贝尔却依然热心政治,憧憬着一个左派掌权的新欧洲。冷战前夕,美苏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凸显,《希望报》也卷入了政治的漩涡,法共和苏联方面希望《希望报》更左,而右翼和美国方面则希望《希望报》向右。苏联存在“劳改营”的事实被揭露后,左翼成员分化剧烈,亨利和罗贝尔也有了分歧。亨利虽然在立场上选择了苏联,但又坚持报刊客观报道的原则,由于报道劳改营问题而被认为是帮助了苏联的敌人,最终被左翼群体排除在外。已经是法共党员的罗贝尔虽然支持苏联,但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的生活,他领导的左派运动最终解体,社会主义理想亦宣告破灭。罗贝尔感叹说,“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两个老友言归于好,但各自保持信念。
      
      如果说,《名士风流》的一半篇幅是写政治、写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和瓦解,另一半篇幅则是爱情、写爱情中的痛苦、责任与自由。重点刻画了三个人物,一是亨利的前情人波尔,号称“最美的女人”,她放弃了自己的歌手事业,心甘情愿将自己完全托付于亨利,却逐渐成了爱的囚徒,遭到心上人厌弃,自尽未成,精神崩溃,后来重新迈进社会。二是安娜与罗贝尔的女儿纳迪娜,她是一个独立不羁的新女性,由于爱人被德寇监禁失踪,对人生一度失去信心、自暴自弃,后来,她参与父亲的期刊《警觉》,也与年轻的朗贝尔发生了爱情,在朗贝尔投向右翼势力的时候,二人分道扬镳。她在与亨利的婚姻中稳定下来,育有一女,二人打算避居意大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三是安娜,年逾不惑的安娜理解并支持丈夫罗贝尔的事业,但是她与罗贝尔之间已经没有爱情,体味不到强烈的幸福感。小说中,她与斯克利亚西纳一度云雨,只为了证明自己是自由的,无论情感还是身体。在美国做学术旅行时,安娜与作家刘易斯倾心相爱,但是又不愿放弃在巴黎的生活和家庭。两年后,安娜对刘易斯的痴情依旧,但是刘易斯对她的爱情已经无影无踪。安娜在失恋的痛苦中一度想服药自尽,最终战胜精神危机,选择了重新生活。
      
      译文版《名士风流》的封面设计很有寓意,上下两册均有一个洗练的蝴蝶领结——名士的象征,围绕着蝴蝶结的,上册是一个圆环——圈子的象征,下册是一个三角——三角恋的象征。如果挑剔一些,蝴蝶结略微有些不合适,因为小说中的“名士”不是清高自诩的遁世“名士”,也不是潇洒多金的资产阶级“名士”,这些左派“名士”与社会下层为伍,生活简朴,穿着土气,以奢侈享乐为耻,怎会有那样一个轻飘的蝴蝶结呢?我们不能因为当代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拜金、虚荣、堕落,而用一个蝴蝶结概括了二战后法国的那群知识分子、特别是萨特那样的、秉承左拉传统的“介入式”法国知识分子。
      
      索隐派早就指出,《名士风流》是波伏瓦以自己所处的写作、政治生活圈为蓝本的,颇有纪实的影子,比如罗贝尔可以对应为萨特,安娜就是波伏瓦的自况,而刘易斯则对应为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波伏瓦在开篇献词中点明这部小说是献给这位美国情人的。现实生活中,萨特与波伏瓦于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也许对应着小说中的《警觉》杂志。1947年1月,波伏瓦在美国有为期四个月的旅行,并与美国作家阿尔格伦深陷爱河,开始了一段十多年的越洋爱情,阿尔格伦即刘易斯之说绝非空穴来风。不过最该索隐的倒是政治。1948年,民主革命联盟处于统治地位,安德烈·布勒东、阿尔贝·加缪、大卫·鲁塞等人在普莱耶大厅讨论“心智的国际性”,其时萨特是知识分子的“守护神 ”。到了1952年,萨特与法共结成紧密同盟,但随着冷战高峰的到来,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暴行被披露出来,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后撤,萨特也与一个又一个伙伴绝交。在《现代》圈子,克洛德·勒福尔、加缪、梅洛-庞蒂等陆续退出,萨特也从“守护神”的位置一败涂地,要到1968年5月风暴,他才能东山再起。波伏瓦在1954年萨特最艰难的时刻推出此书,或许有替爱人辩白的成分吧,小说中那些大段大段的思想争论,要在这个意义上才彰显出意义。
      
      到现在,政治已被雨打风吹去,倒是风流依然具有普世价值。索隐派目前最感兴趣的,应该是波伏瓦这个女权主义者的爱情。波伏瓦比萨特小3岁,青年时代主张妇女解放,她喝杜松子酒,泡在左岸的咖啡馆里,21岁时认识萨特,在精神上第一次受到“主宰”,她愿意与萨特“分享一切”,不要婚姻的束缚,一生做他的女伴。后来,还是在萨特的鼓励下,波伏瓦将自己、萨特和他们的朋友奥尔嘉写入作品,于1943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女宾》。《女宾》的故事写的是惊世骇俗的“三人行”,可惜嫉妒、猜忌和占有欲终不能免,妻子最终杀死了“第三者”然后自杀。1948年,波伏瓦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第二性》,提出只有两性完全平等、才能带来妇女自由的主张,由此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在《名士风流》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安娜虽然践行着女权主义的主张,行使着自由恋爱、自由支配肉体的权力,但是这女权主义的爱情依然不乏自私、猜忌、误解、失落、甚至卑躬屈膝的成分。明眼人不难看出,小说中的安娜一如波尔,在面临爱情时同样糊涂和软弱——女人,也许终究是女人,不管她是不是女权主义者。
      
      关于这部小说,我个人最大的猜想是,安娜的“精神分析学家”的身份不是随意安排的,正如波尔与安娜有些相像,亨利和罗贝尔也如一对镜像——亨利对文学与自由的追求、与罗贝尔对政治和责任的承担,岂不是萨特的一体的两面?所以,波尔的小女人气,其实也不过是波伏瓦的大女人气之下藏着的东西吧。精神分裂的波伏瓦、精神分裂的存在主义和女权主义啊。有一句话倒是被小说验证了,他人即地狱——爱情亦不例外。

     

          波伏瓦《名士风流》,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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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波伏娃并不追求大女人气。
  • 图片很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