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如是观

 

他在上世纪70年代当过五年铁匠，架不住友人怂恿，以瘦弱之躯加五十高龄在美国的铁匠铺里比划了一道。最后，美国铁匠总结道：“你原来只是个轮大锤的”。他说：“我得承认，一个美国铁匠对一个中国准铁匠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

看到这里忽地就唏嘘了。

他当准铁匠的时候大名叫赵振开，本名湮没无闻，后来的笔名却显赫一时：北岛。我一度疑惑过，为什么不叫南岛、东岛、西岛呢？起码在我的文学印象里，“南岛”是高更的塔希提，浪漫不羁；“西岛”是“新大西岛”，乌托邦氛围浓厚；“东岛”是浩渺烟波的神仙去处；而“北岛”算什么？古拉格？库页？总是苦寒寂寞的流放之地。还有他那两句诗，尽人皆知吧：“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来想想，简直是谶语。

至今藏着本《五人诗选》，有他，还有舒婷、顾城、杨炼、江河。舒婷有痴情、顾城有纯情、杨炼有豪情、江河有温情，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刚柔相济，有英雄气亦不失君子风。那年之后，朦胧派诗人风流云散。嫁人的嫁人，远走的远走，失声的失声。在海外的诗人制造出最大动静的是顾城，而北岛，渐行渐远，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我们也忙啊，忙着跟着王朔学油嘴滑舌皮里阳秋，那个词叫什么来着？躲避崇高。有一段时间流行用方言改编经典，用天津话朗诵他的诗歌，轻薄的，真哏儿，我们颠覆的不仅是他，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理想主义。

《青灯》是一口气读完的。说来惭愧，没读过他的《失败之书》和《时间的玫瑰》，直接读了这薄薄的一本。他没有抬高自己，也没有贬低别人，没有血泪控诉，也没有义愤填膺，只是娓娓道来，有节制有感情地：朋友的故事，又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和朋友的故事。人以类聚，看他的朋友，其实就是在了解他，那些有坚持的、真性情的、念旧的、“失败”的人们。这么多年来，他的身体如孤狼一般行走，在好多张床上住过，酒量应该还好，话是不多。至于他的灵魂，只是坚守，不群不党，淡定地坚守，像长夜里守着盏青灯。

有人提到了元人句子：“那堪独坐青灯，望故国，高台月明”。我想起的是另外一首，好像不相干的，但是也是家园之感令人鼻酸的：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每次去财务处报账，都如上考场——实话说我宁肯上考场。如果顺利报完了，那才是咄咄怪事，一般情况下是要被那里的善男人善女人给驳回来的：缺这个或少那个，外事办的签字有了，科研处的章呢？补充好了再来吧。

今天，我给德高望重的C老师报销机票。财务女士扫了一眼我做好的文件和附件，马上就说：

——电子机票？不可以。

——附上登机卡可以了吧？

——还是不可以，请出具购买机票的发票。

——发票在这里啊。

——不行哦，要发票原件啊。

——是他从境外传真给我的啊，所以是复印件。

——那你让他把原件寄来啊。

——好吧，我去问他可否还留着那原件。那么，有原件就可以了吧？

——还是不可以，电子机票显示，他是用信用卡购买的，请附上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个人隐私啊。

——那我们不管，制度就是制度，而且我们还要对账单的原件。

——C老师是境外人士，不适合用我们这套制度要求吧？

——可是，他不交上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去别处报账呢？

——那也太不相信学者了吧，人家可是顶尖学者啊。

她不理我了，直接叫下一个。

真气人。

我的难过倒不是为了我，我为C老师难过，也为不被信任的学者们难过。

埃里克·霍弗40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了颠沛流浪的生活，有了正经职业：码头搬运工。在旧金山码头，搬运工是两两搭档的。有一天，和霍弗搭档的是码头上笨手笨脚“最不行”的一名工人。霍弗惊讶地发现，这位搭档连两个人份内的活都没有干好，却偏要帮助别的小组。如果霍弗以“穷不帮穷谁照应——当里格朗”的道德思维去想这件事，大概会把搭档想象成无私奉献的雷锋式人物，不过霍弗是从心理角度想的，他想到：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助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其实很容易理解，人活着，在温饱之外，要的是一份感觉，被世界需要、被社会需要、被他人需要、哪怕是被一只流浪猫猫需要的那种心理满足感，我们传统上把这个心理需要唤作“生活的意义”。

感谢这个“最不行”的工人，霍弗灵感一发，开始撰写“群众运动心理学”。作为基础的是“管闲事”这一条：“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霍弗自己的一生是与“畸零人”和“失意者”为伍的一生。那些弱者、穷人、被压迫者、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逃犯、不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概括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革命家把他们作为群众基础、革命动力、炮灰和信众。难得是，霍弗自己没有以“愤青”的姿态出现，他不批判“环境”，他解剖“群众”自身。正是这种生活经验和超脱的视野，使他的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成为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

当一个人无力成就自己的时候，心理驱动力使然，他会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好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寄托。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民族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场运动能够让他浑然忘我。霍弗指出：“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在狂热之下，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都足以使他慷慨赴死。在狂热之下，他献出自己的自由，换来组织的信任，而在上级的命令下，“干下流勾当”是无罪甚至有功的。狂热者可以没有上帝，但是需要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一个可以众志成城的“目标”、以及一个可以同仇敌忾的“魔鬼”。

霍弗的这本书是脱下靴子瘙痒，搔得狠了，快感之外很有痛感。他的那些判断比如“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如果在前些天的中国摆放街头，必然会遭到亿万人民的迎头痛击。不过呢，写《乌合之众》的勒庞是保守派社会精英，遭到大众的痛扁那是“阶级性”使然，而霍弗根正苗红，一生不离体力劳作，是“码头工人哲学家”，说他是“叛徒”？三思啊三思。

我要铭记以下这段：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饥饿、战争、瘟疫、死亡）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哀痛太多，还有的间接哀痛里掺杂了政治正确的胁迫成分，尤显沉重。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倒是哀痛中的一点童稚和一点乐观，能够让人略微展颜。高二的男生，在被困80个小时获救后，要求一支可乐，还补了一句“要冰的”。如果他开口就是感谢CCTV党政府或人民军队那些合时宜的话，估计很快就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了，新闻需要反常，所以他不合时宜地要求冰冻可乐，反倒赢得了大众的好感，网上网下，大众给他的名字是语义双重的“可乐男”。（当然了，也有人有些小小不满：1.为什么不爱用国货呢，如果他要的是冰冻王老吉而非帝国主义的可口可乐，那就皆大欢喜了。2.为什么不艰苦朴素呢，如果他没有独生子女陋习要的是杯白开水，那就非常完满了。呵呵。）

我们的确需要另外的视角。

在文学的表现方式中，这“另外的视角”多半是由另类的叙述者提供的，比如儿童、动物、疯子或傻子，借助他们的目光，让人在庸常中发现非常，在悲剧中发现喜剧，在秩序中发现癫狂。

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年深日久，想不起来了。应该是在北影洗印厂的大礼堂里看的，时间是90年代中期，周围是好几百贫穷而有追求的电影男女，大家一起乐不可支。本来是沉重的话题：二战期间伦敦的日常生活，那是经常有炸弹从天而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时期。可是在主人公那个上小学的男孩看来，这依然是“快乐童年”。轰炸过后的废墟里，是他和伙伴们淘宝的好去处。夏天和妹妹在湖上钓鱼，一个炸弹飞来，湖面上漂满死鱼，意外之喜。学校遭到轰炸，校长沉痛地宣布停课，你猜怎么样，孩子们欢呼雀跃，把书包课本齐齐扔上天，谁也不喜欢上学啊，让假期更长一点吧。大人的悲惨世界，在“不懂事”的小孩子们看来，未尝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引申一点，该给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让他们什么时候“懂事”呢？《老友记》里的菲比，去给小学生们唱歌，校长要求他唱些田园风光、小牛小羊什么的，结果菲比拿起吉他便唱：“小牛小羊牧场欢唱，长大后就进屠宰场，变成了麦当劳的汉堡包”。这事只有菲比干得出来，她是“说真话的阿姨”。可是绝大多数阿姨是说假话的，她们的小牛小羊永远干净幸福地在牧场上吃草，她们还喜欢给孩子们看唐老鸭和老鼠杰瑞，打不垮、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刚被压成地毯形状转瞬就恢复原状活蹦乱跳，那么一个喜滋滋的世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假如一个人早晚要面对这沧桑正道，我妇人之仁地想，还是让童年单纯乐观一些吧。就像那部电影里的妈妈，并没有纠正小男孩的认识误区施行苦难教育，而是让他葆有这么一段“幸福记忆”。

       法国大革命期间设立了178个法庭，其中40个是巡回法庭，可以在法国任何一个地方宣判死刑，而且往往是就地执行。在1793年4月16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之间，巴黎的革命法庭处决了2625人。罗伯斯庇尔在49天内就让1373人身首异处，也就是平均每天杀28人。外省的法官们一样忙碌，在奥林奇小镇一地，有331人被送上断头台。在阿拉斯市，处死了299名男子和93名妇女。在里昂，革命专员批准了1684件死刑。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大约是17000人。受到惩罚的不仅是特权阶级，大约4000名农民和3000名工人成了铡刀下的冤魂。除了革命法庭的断头台，死于非命的人数更多。在南特，将近5000人被淹死或射杀。在里昂，死了2000多人。在土伦，几个月内人口从29000锐减到7000。两年的国内战争后，旺代地区大约有90万人死于非命。法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同样可观，在1792年到1800年期间，损失了70万。

    史学家说整个法国大革命死了几百万人，领袖自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革命就需要杀敌人，可是有良知的普通人会觉得震惊。正是因此，法国大革命引发了绵延至今的无尽议论——光是我这个非专业人士看过的专著也已经有十几本了吧。保守主义者通常将矛头直指“大众”，认为是大众的激情、愚昧、盲从与兽性导致了这场悲剧。而换一个角度考虑，那些引导了大众的知识分子们，同样难脱其咎。

    米什莱早就指出：有教养的阶级实施的暴力常常甚于普通大众。当然，这些人不会去砸毁街灯，但是他们却足以让人头落地。在革命的过程中，最激烈的暴力莫过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所实施的暴力。他们有宏伟的理想，善长制定抽象原则，能言善道，却又对政界知之甚少。一旦革命发动起来，他们比大众更不宽容，常常肆无忌惮地用最“革命”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敌人。

所谓的“知识分子民主”，其目标是要建立一种选择机制，以便从知识分子当中挑选精英充当领导阶级。他们影响了大众、引导了大众、利用了大众，但是绝不打算与大众分享权力。正是因此，这种民主的狭隘与暴虐比之传统的王权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大众民主”绝不会以产生统治者为目标，大众拒绝“博爱”，对“自由”不感兴趣，但是对“平等”，倾力以求，即便是对自己的“精神导师”亦不例外。所以大众一旦掌握革命，必然更为激进和彻底。在知识分子这些革命的发起者看来，革命如此进展自然是“有违初衷”。

勒庞：《革命心理学》

信仰通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总是无意识的。除了我们一向重视的理性逻辑（rational logic）之外，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其他形式的逻辑，那就是情感逻辑（affective logic）、集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和神秘主义逻辑（mystic logic）。这三种逻辑常常能颠覆理性，而成为行为的深层动机。

信仰往往强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会变成一个信徒，随时准备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对信徒的迫害只能促进新信仰的传播——没有什么可以使信徒退缩，因为他们已经把殉道视为通往天堂的捷径。由于信仰被视为绝对真理，使信仰必然变得不宽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暴力、仇恨和迫害常常是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之间的宽容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是可能的，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根本就不可能。

政治革命可能是由深植在人们头脑中的信仰所导致的，但革命的产生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这些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不满”。只要不满开始普遍化，一个反对派就开始形成，它常常可以强大到足以与政府相抗衡。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而不是下层人民引发的，但是，一旦人民挣脱了锁链，革命的威力属于人民。如果革命想取得重大成效，它就必须依赖普遍的不满和普遍的希望。一般说来，人民总是在他们不知其所然的情况下就懵懵懂懂地接受了一场革命，不一定理解革命领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意图。革命原则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所以革命不久就会导向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当革命从中产阶级蔓延到社会下层时，理性对本能的支配也就相应地终结了，转而变成了本能支配理性。

新的信仰不是通过演说来传播的，更不是通过论证来传播的，而是通过断言、重复、精神传染以及大造声势。在现代社会中，传播信息的渠道更加便捷，这使得精神的传染更为迅速。在公共舆论支持的原则面前，单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传闻比历史本身更富有生命力，或许还有几个哲学家对了解真相颇感兴趣，但人民总是宁愿选择幻想。由于这些幻想聚合了人们的理想，所以它们常常会成为行为的有力动机。幻觉通常比事实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不管是梦想、理想还是传闻——总之，只要是不真实的东西——才是历史的塑造者。

一个民族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就无法选择自己的制度。

ＰＳ：陈寅恪认为：西洋各国“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黄仁宇也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归于一类，认为这三种革命“皆发生于大陆性格的国家。”

——摘引自勒庞杰作《革命心理学》第一卷。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葬在西敏寺的作家，旁边是狄更斯和哈代。他为英国拿到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时间是在1907年，授奖词夸赞他“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这样空洞的授奖词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时移世易，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少有人知道，1889年他从印度回国时受到多么热烈的接待，1899年他在美国患病时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是如何追踪，1935年他在70寿辰时又如何荣耀地收到过英国国王的亲笔贺信。俱往矣，风云人物。

使大家重新想起他来的是电影《我的儿子杰克》（My Boy Jack）。这个电影的历史依据是公开出版的吉卜林家书以及吉卜林死后面世的回忆录《关于我自己》。

说来话长，吉卜林1865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父亲是拉合尔艺术学校校长兼拉合尔博物馆馆长。6岁时他与妹妹一道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寄养在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家里。12岁时他进入专门面向海外服役军人子弟的中学，受到严格的纪律训练。1882年中学毕业后返回印度，担任拉合尔《军民报》的副编辑，正式走上写作之路。到1889年回国之前，他已经写下了大量作品，成为“文坛新秀”。

吉卜林的少年时代，正是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全盛时期，英国海军寄托了无数英国少年的英雄梦，吉卜林亦不例外。与世纪之交那些颓废消沉寻欢作乐的文人不同，他推崇阳刚之气、意志之力和雄浑之风，全力维护英帝国的“强者”地位，宣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大典，吉卜林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礼拜终场赞美诗》，告诫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更加努力维护帝国的荣誉。1899年英布战争爆发，吉卜林积极鼓吹政府的扩张政策，并亲自进行募捐和慰劳伤员的活动。在1901年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基姆》里，他把在印度流浪的爱尔兰孤儿基姆塑造为积极参加英军活动的“爱国小间谍”。

出于同样的热忱，吉卜林对自己的独子寄予厚望。儿子12岁时，他赠诗《如果》，鼓励儿子成为“男子汉”。儿子不足16岁，他就开始教导儿子“好男儿当从军”。一战爆发之际，儿子17岁，虽然患有严重的弱视症，但是吉卜林积极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施压，使儿子终于加入了英国陆军。当时的吉卜林是狂热的战争宣传者，他为英国宣传委员会工作，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特写。他的理念是：我们必须让每一个适龄的年轻人投入到战争中去，躲在家里将被人取笑。后来，悲剧发生，儿子在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负伤失踪，去向成谜。吉卜林最为恐惧的不是儿子的牺牲，而是儿子当了逃兵。

丧子之痛毕竟还是沉重打击了吉卜林，他意识到是自己的思想与宣传把儿子送上了死亡之路。可以说他的余生因此在折磨中度过，而他的后期作品也一反常态，笼罩上一层绝望、惆怅的阴影。

同样很少有人知道，在儿子被宣布失踪两年以后，吉卜林为儿子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

假如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是因为我们的长辈欺骗了我们

我认真研究了一下顾拜旦男爵的照片，不得不认为Buruma忒不厚道。而Buruma之不厚道，关键在于他认为顾拜旦的梦想是有缺陷的——那里面，居然没有“政治”的一席之地，天真到不可原谅。

顾拜旦尽管对自己的贵族血统有所反叛，但是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贵族子弟，比如对壮观场面和华丽虚饰的爱好，对火炬游行、带希腊风格的仪式、国际性大型联谊会的热衷。顾拜旦是古典主义者，是保守的右翼，是崇尚英式教育的法国人，运动是为了健康、爱国、道德和信仰，“用一对坚实的拳头来侍奉上帝是侍奉好上帝的一个条件”。顾拜旦本人是那个绅士时代的产物，在那个帝国和铁路的时代，国际主义们者津津乐道于民族节日和世界展览。顾拜旦相信：恩主制、善意、盛典和国际主义比政治更能解决人类的冲突问题，而还有什么比披着古希腊盛装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像一个全球盛典呢？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引领世界奔向友爱和平的理想境地。

在顾拜旦的时代，关于古希腊，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体育理想的，一是斯巴达式，比如整齐一律的德国式大众健美操，推崇团结、军队纪律和集体主义；另一个是雅典式，比如英国式的满场追球，鼓励竞争、个人进取心和尊重规章条例。尽管顾拜旦本人是喜欢雅典式的，但是斯巴达式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时不时地为政客所利用和操纵。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圣火熊熊，旗帜招展，钟声飘荡，万千手臂高昂。顾拜旦垂垂老矣，通过广播发表讲话，他说：“奥运会上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正如人生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说得多好啊，理论上绝对没错。可是实际上，还是“获胜”与“征服”更是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真实向往。

Buruma一针见血地指出：奥林匹克这样的高贵理想，对维持和平绝少贡献。火炬游行、挥舞旗帜和各种友爱仪式，并没有带来相互理解。而且即便带来了相互理解，对于和平也没什么助益。因为战争不是因为我们对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战争的原因是政治的，要么想在国内维持专制，要么想对外掠夺土地和资源。“梦想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一个由良好意愿和宗教情感主持的世界，这样的人在他们意在忽视的政治势力面前是脆弱的。这就是皮埃尔·德·顾拜旦和他的国际奥委会将要面对的命运。”

我还是愿意相信顾拜旦男爵的纯洁动机，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由女演员们扮演的女祭司采集圣火这类伪仪式。在他关于奥林匹克的诸多演说中，我牢记一句，他说奥林匹克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伟大，不过是个象征。虽然是个象征，但是还很伟大。懂了。

ＰＳ：初中时候校运会，各班要写广播稿，我被委派为班级投稿主力。写腻了顺口溜，灵机一动，我把《读者文摘》上看来的一首长诗分作十余段，抄好，交上。结果高音喇叭里整天都是“初一一班顾拜旦同学来稿，《体育颂》”。

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三联书店，2007年。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多日了，天涯里关天茶舍里，也有热闹的议论。可是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堵心。是的，我说的是博士生猝死的那件事。今天下午，学院里举行“预答辩”，大量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们回到校园，旧闻再度成了新闻，大家调侃而肤浅地说：“写论文是能写死人的”。

记得第一次传达这个消息时，甲同事马上告诉乙同事，“拜托，几天没见我一定去敲我的门”。乙同事嘱咐甲同事：“那你小心，要死也死得好看点，千万别把手放键盘上”。然后，大家长时间的沉默。

真的，博士生要去掉那个“生”字代价好高的。入学资格考试自不必说，必修的课程、资料的预备、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发表够级别的论文、三番两次修改、有的论文还要盲审，最后才是预答辩和答辩。李博士生还没有完成论文的写作，就倒在这条漫漫长路上了。姑且说他是“过劳死”，心理脆弱的到此时跳楼的也不乏其人啊。逢到这样的事情，上面总会打招呼说，并非制度问题，并非导师问题，并非学校的问题，的确，这样惨死的是极个别现象，不是还有大量的博士生们变成了博士嘛，不是还有成千上万的博士生们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嘛。

即便不具备共性，还是觉得悲凉。

不合时宜地想起小时侯背下的几句狄金森的诗：

紫衮华袍的诸公，如今执掌着大旗

他们谁也说不清，胜利的确切含义

只有垂死的战败者，失去听觉的耳朵里

才崩发出遥远的凯旋歌，如此痛切而清晰

是时候了，也该说说《颐和园》的事了。毕竟，我与主人公余虹都是87级的，余虹读的（似乎）也是中文系，而且我也与她一样，经历了那一场政治的暴风骤雨。

在90年代“回忆”80年代，常用的一个形容词是“白衣飘飘”，瞎扯。

说起来，那《校园民谣》是94年的事儿了，估计作者们都是90年之后入学的。而从1989年秋季开始，几所重点大学为期一年的军训，使学弟学妹们深受株连，对惹祸的学长没有什么好感。再加上讳莫如深的历史，大清洗一样洗去了我们曾经的红色。到如今，如此多的80后连64是什么都不知道了，真彻底。而其实，在我们那个时代，白衣是有的，不过说到红旗，显然更多。

深的还不便提，说说有关宏旨的电影细节。

高材生。虚拟的这所大学叫“北清大学”，鉴于当时清华没有中文专业，地理位置上离颐和园不远的，估计只有北大了。当年北大中文系招生规模小，每个省摊到一个指标就不错，而且中文系很热，如此一来，余虹必须是吉林省文科前三甲，才能从图门那样的小地方考上来吧。这意味着，她不仅要在语文上拔尖，数学外语地理历史都必须gang gang的。那一代是“读死书”的，记得我的好朋友背得下多本历史课本，你问她第某某页有什么内容，她可以背给你听，顺便告诉你插图是什么。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时间谈恋爱？特别是还保有自由的天性？不仅是天才，须得是天才里的天才。

中文系。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古典文学作品选读”，都要先讲诗经后讲兰亭集序，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最有时代特点的是，当时中文系的狂人们对古典文学、风花雪月并不十分感兴趣，大家忙着当思想先锋呢，弗洛伊德和萨特，现代和后现代，叛逆和关怀，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民主和自由，那才是主旋律。即便是女生们的偶像，相貌不一定怎样，才华是一定要横溢的。思想者，吃香。电影里表现了上课的场景和社团活动的场景，但是都太“小资”了。其实，我们那个时代出色的学生，用“文艺青年”来概括并不全面，在“激昂文字”之前先要“指点江山”，家事不一定关心，国事和天下事，分外关心。可惜那种氛围在电影里没有铺垫，好像突然就“第五件事，北大的学生去了天安门。”如此一来，把广场政治要求和校园里的青春冲动直接挂钩，好象大家都是“用身体思考的”，严重不妥。是啊，现在中文系不是热门专业了，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母系的那面杏黄旗真令人骄傲。

性。余虹的衣着的确够土，周围人也一样，可是80年代后期正是个花枝招展、大胆出位的年头，很摇滚的，很俗艳的，很波希米亚的，都有。另一方面，虽然服装是解放的，可是重点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在个人生活上倒远不如现今开放（北京的八所艺术类学院除外，导演娄烨是85级北京电影学院的，所以用了北影经验？），少数几个“风流人物”是要受到全校关注的，凡是“丑闻”败露的，开除学籍没商量。李缇该是个进修生或者干脆就是旁听生，在每间寝室要挤8个人的时代，居然有本领独占一间寝室（同屋的是北京人，不常回来），的确是神通广大。而没有这间寝室作“世外桃源”，估计主人公们的身体活动只能在圆明园而非颐和园一带的荒郊野外进行了。我倒是觉得，让“颐和园”名副其实，倒好了。有趣的是，在“风波”的那两个月，校卫队连同食堂里的大师傅们都是与学生同患难共呼吸的啊，偏偏此时又打着手电筒去查宿舍了？严重失实。

旁观者。最为关键的是，电影中的主人公们只是在情感游泳池里折腾，却是时代大风浪的旁观者。余虹与室外“操场”上的同学们，有深深的疏离感；周伟拉着冬冬去“操场”找余虹那场，看着同学们砸车、火光熊熊，神情完全是惊惧的、不相干的。那一年和随后的一段时光，大学生的出国签证很容易办理。不知道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而受到学校处分的周伟（不一定包括李缇，因为她不一定有学生资格），他能拿到出国签证，是否借了这个政治西风。如果是的话，旁观者扮演受害人，更有趣了。多年后在德国，李缇走在政治游行队伍里，一边是情人，一边是丈夫；在一群鸽子飞过头顶的一瞬，她义无返顾地向后仰倒，政治乎？爱情乎？历史乎？当下乎？死得那么决绝，却又那么暧昧难名。

工作。余虹选择退学，这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从现实角度说，在当时国家包分配的背景下，边疆省份的学生要“哪儿来回哪儿去”，所以余虹如果毕业，理应回到吉林省，或许在长春某机关工作。她退学了，也就跳出了这一体制。但是，从图门到深圳到武汉到重庆到重回家乡，她一直不如意。说是环境迫害了这一代人，言过其实了。余虹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她那样脆弱、感性、“不会混”的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里，只有悲剧的命运。平心而论，85级毕业分配很惨，86更惨，87也不太好，但是这个惨，正好给了很多人理由，可以跳出体制之外。或者趁大潮下海；或者出国；或者自己创业。在我的经验里，这一批人目前年富力强，正是各方面的实力人物，同学聚会时精英满座、栋梁遍地，连当年的高自联领导成员都是国字头机构的权势人物哦。我们呼吁的民主也许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要求惩治的腐败，呵呵，很多人已经可以从中分一杯羹了。

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都有自己的当代英雄。而余虹他们的故事并不具备所谓的典型性。在一个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年代，他们“提前”进入了以追求个体自由为主旨的小花园，而同龄人，多半是在政治失望以后，才开始转向私人空间。所以，《颐和园》尽管有那么一组敏感镜头，但依然是强调白衣的爱情故事，至于那红旗的轰轰烈烈的一面，还要等待别的电影来表现吧。

真快，到明年，20年了。我们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变成了红旗下的蛋。如今，也该孵化了吧。

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降下来了。就本学院而言，缩水了五分之一的样子。前些年考研大热，而研究生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所以用人单位也学聪明了，开始改变唯学历是问的思维，雇一个起薪更低的本科生，不也挺好？一方面大量的海龟变成了海带，另一方面，情商智商都好、又肯埋头苦干的孩子，机会来了。

不过，考研的人群还是很庞大的。重点大学最优秀的那批本科生，基本都“出国”、“保研”或者“硕博连读”了，考研的主力部队是一流院校的二流学生和二流院校的一流学生，前者是为了当中高级白领，如果找工作不理想，拿考研保个底，考起来三心二意的；后者是为了改换门庭，跻身精英行列，动力十分强劲。除此以外，就是希望“知识改变命运”的那群人了，想与心上人团聚在同一城市、想跳出某个体系而进入另外某个体系、想从乡下地方投身灯红酒绿，他们把考研当成跳板，谁知道呢，也许刷地一弹，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

院里为阅卷老师预备了高级盒饭，一群学生助理负责送卷、核分、登记，象是个大工程。还是老方法，每个老师一道题，一包到底，这样标准一致，公平。那就是说，我要看600遍那道简答题。600个考生里有十几个会被录取，竞争的确是激烈的。

我大约统计了一下我的给分：约10个人，我给了本题的满分10分。约40个人，我给了9分。得8分的大概有100个。7分最多，300个是有的。6分、5分的还有100个左右。最后就是那些一看就没有复习、任意胡答的，分数从0到4。判卷的时候我心里明镜似的，前后一扫就知道，我这道题能得10分的，其他那些题分数也很高，而最顶尖的这10个，差不多就该是最后录取的那10个了。换言之，如果你做不到十分优秀，你就是来陪榜的，白忙活。

从老师的角度衡量，得高分的试卷有如下特点：

形式上，文字清晰，行间距合理，读起来不头疼。想想老师要用两到三天看卷子，眼都花了，所以这基本要求实在非常重要。

内容上，条分缕析，而不是汗漫一片，段落之间有起承转合的逻辑性。老师一眼扫去，很容易看见“得分点”，且又能判断出此人是否思路清晰。

细节上，显示功力，比如“1644年英国思想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就比“17世纪弥尔顿提出”更让老师有好感。往往，正是这一点优异性，让我给了10而不是9。不要小看这一分，考研的一分是可以致命的。

当然，还有一条重要的，即便是同样的考题，不同学校的老师会有不同的侧重，所以，想考哪校的研究生，还是要看该校的教材、参考书和课堂笔记，十二万分之重要哦。

眼花了，不写了。改天再“好为人师”。

真事儿。老公给老婆打电话，问老婆现在哪里。老婆回答：“久光百货”。老公大吼：“你去那专为二奶预备的商场干啥？！”久光，贵，久了必败光。恒隆的贵是拒人千里之外的贵，你眼红也买不起；而久光的贵是可以亲近的贵，你咬咬牙兴许买得起。一般的有夫之妇，懂得老公的就是自己的，自然会觉得在这里买东西太败家。可是还没有合法婚姻身份的，人家也是活生生的人啊，多半生得还不错，多半也还年轻，没要鸽子蛋大的钻石已经是网开一面菩萨心肠，逢生日了要件大牌的二线包包，简直是“合理要求”，所以你明明肉痛也要忍着。一来二去，久光成了二奶们的案板，剁你没商量。

拜金女和销金女还是不同的，前者的主要任务是爱钱盼钱找钱，后者的工作中心已经发生了转移，转到专业花钱上来。那个眼睛大得空洞的章女士，不就是这样败光了钟先生的万贯家产吗。多遗憾，像夏奈尔那样既是销金女也是捞金女的，百年不遇。而像泽尔达那样销金销得有型格的，也已不多。

大男子主义者海明威非常不喜欢泽尔达，其实他也不喜欢菲茨杰拉德，但是看在“了不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份上，哥们儿的弱点尚能容忍，而泽尔达，bitch。在海明威看来，泽尔达纵酒狂欢、还鼓励菲茨杰拉德酗酒，最终毁了他的写作天赋，不可原谅。而最不可原谅的是，泽尔达不仅给老公戴绿帽子，还嘲讽老公“尺寸太小”，致使菲茨杰拉德没胆子跟任何其他女人睡觉——超级bitch，呵呵，海明威怒了。

即便如此，海明威却也不得不承认，“泽尔达非常美”。

泽尔达是全州最抢手的美人，军队飞行员用花哨的特技飞行表演和编队低空飞行从她家上空呼啸而过，直到有个不幸的飞行员机毁人亡。为了一睹芳容，部队士兵到她家附近的大道上操练。而当战争结束，全城出动观看大阅兵，“军警不得不在她周围拉了一道警戒线”。

不仅美丽，而且狂野。泽尔达常有出格之举，比如穿着严严实实地迈入喷泉，在别人家的宴会上进入浴室泡热水澡，表演草裙舞，在酒店的旋转门里绕上半小时，特别是购物狂，一下午一口气，能买下十多件衬衫。为了满足泽尔达的消费欲望，菲茨杰拉德不得不写大量的媒体稿件（160篇）以应付开支。他能写什么呢，他写的一切，都有爱人的影子。稿费很可观，每个短篇2500美元，后来涨到4000，可是还是不够花啊，钱流水一样地来了，又流水一样地去了。泽尔达好大的手笔。

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就这样成为爵士时代的金童欲女。他们既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新文化的牺牲者。这种新文化被广告和娱乐培养起来、而不是被宗教和克制抚育出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在此被彻底颠覆了，追求快乐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有个专门称呼来命名泽尔达这样的女性，flapper，摩登女。她们不喜平庸，不守规矩，奇装异服，言谈大胆，举止放浪，精力充沛，热衷冒险。按照泽尔达的概括，“勇气、莽撞和挥霍”。如果说，泽尔达是美国第一个摩登女，菲茨杰拉德则是第一个推广摩登女的宣传家，他的一部文集的名字颇为有趣：《摩登女与哲学家》。这里的哲学，是物质的哲学，消费的哲学，欲望的哲学。

在20年代，反对摩登女最力的，除了海明威这样的男性沙文主义者，还有正统的女权主义者。穿裤子和平底鞋的女权主义，反对裸体和高跟鞋的女权主义，同为“新女性”，简直是鸭同鸡讲。

其实，泽尔达是个真疯子。她多次精神失常，还有早发性痴呆症，于1934年住进精神病院，再也没能完全康复。菲茨杰拉德忙于筹钱照顾她，自己在苦闷中借酒浇愁，弄得债台高筑，最后只得替好莱坞米高梅公司写剧本还债，《飘》和《居里夫人》都经过他的修改。到1940年，菲茨杰拉德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7年后，泽尔达死于精神病院的一场大火。

菲茨杰拉德算是情痴，他说：“我爱她，那是万事的起点，也是万事的终点。”他晚年后悔吗？似乎有点儿。

在神志还清醒的时候，泽尔达几乎是个诗人，在30年代的精神病院里，她写信给爱人回忆热恋的那个深秋，“在每年这段灰蒙蒙的时光中，花朵与树木犹如从另一个夏日漂浮而来的花朵与树木。”或许，是在不那么清醒的时候，她这样写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他闻起来就像一件新商品。”

（刚说不插图，食言了，Zelda的样子值得一看。本文是对《摩登女》一书的“有益补充”。)

冰雪暴。那让我们毫不犹豫地捐钱的、那让我们在博客上挂了黄丝带的、那让我们对着“当代卖火柴的小女孩”心生不忍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驱动力？

菩萨有慈悲之心，轮到老百姓，孟子说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代词汇表里，我们管这叫“同情”。词典解释说，“同情”是“在感情上对别人的遭遇产生共鸣”。

同情是美好的，可惜它常常又是无力的。比如我们常用的官样文章的“深表同情”，强调的是个“表”字，分明是个姿态（美国表这个态只花15万美元）。一落实到具体行动上，马上就有了无形的边界，比如说，扔给乞丐几块钱是可以不假思索的，但是要把乞丐接家里吃顿饭，难了。同理，向灾难地区派点部队空运些物资，那是惯例，把难民全移民进来？不行。

惯于煽情的媒体正忙着“感动中国”，连火车站那人山人海的无序场面都能正面剪出个公益广告。我们是多么需要同情四处泛滥——因为我们自己的良心需要安慰。同情，天生地政治正确、道德高尚。很少有人敢于指出同情的局限，那些敢于质疑同情的、指出“好心未必有好报”的，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啊。

雪天，感冒在家，秉烛读茨威格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想到这个问题。

这部作品，作家曾经想名之为《同情杀人》，又曾有一个中文版本叫《爱与同情》，如今新版了，回到1981年时的译名：《心灵的焦灼》。

“同情杀人”是最直观的对故事情节的解释。25岁的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偶然认识了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一家，对开克斯法尔伐下肢瘫痪的女儿艾迪特充满同情，为此经常去陪伴艾迪特。出乎他意料的是，艾迪特狂热地爱上了他。出于同情、懦弱、压力等复杂的原因，霍夫米勒与艾迪特订了婚。但是同情毕竟不是爱情，加上骑兵团的舆论压力，霍夫米勒随即悔婚。艾迪特自杀身死，霍夫米勒终身难以摆脱负罪感的折磨。

“爱与同情”则是从爱情这一线索来概括主题。小说从霍夫米勒角度极写了“被爱”的折磨，“还有另外一种比害相思、比渴望爱情更加严重的折磨，那就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为人所爱，并且无法抵御这种别人硬凑上来的激情。”文学史上，很多作品表现“爱的折磨”，可是写“被爱的折磨”，鲜见。霍夫米勒同情艾迪特的残疾，容忍她的乖戾，可以和她在一起愉快地聊天，做很亲密的朋友，但是，当艾迪特第一次吻他，他有逃跑的冲动；当艾迪特第一次给他写来炽热的长信，他不寒而栗；当艾迪特第一次抛开拐杖歪歪斜斜扑向他的怀抱，他的反应却是不由自主地后退。理智上能够做的，感情上无法做到，同情不是爱情，无可奈何。

不过，我觉得最恰切的书名还是“心灵的焦灼”。借小说中的人物康多夫医生之口，茨威格指出：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霍夫米勒的同情属于前一种。他乐于陪伴艾迪特固然是出于高尚动机和侠义心肠，但是也不乏其个人的心理需要——扮演“施予者”的自我膨胀，博得对方好感的那种欣喜，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满足。霍夫米勒绝对不是坏人，在日常生活里，他必然是那种心好男人，甚至有些“心太软”。不过，正如大部分“滥好人”一样，富于同情的霍夫米勒同时也软弱怯懦、优柔寡断、思维幼稚，所以这种无力量、无原则的同情，在环境和机遇的挤压下终于面目全非，一个好的意愿导致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小说中的康多夫医生，是后一种同情的代表。他出身平凡、其貌不扬、声名有限，是个生活拮据的住在贫民区的医生，但是他理智、冷静、勇于面对、富于技巧、永不言败，每天每刻都在忘我地为病人而奔波。从这个意义上，他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仅有同情之心，更能身体力行。谁也不懂康多夫为何娶了一个神经质的盲人为妻，本来他可以娶一个教授的女儿，这位教授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内科专家，无疑，如果康多夫做了后一个选择，他可以沿着讲师、教授这条阳关大道走下去，一生安乐舒适。但是这个盲女只信赖康多夫，如果康多夫弃他不顾，她一定会彻底毁掉。于是康多夫背负了这个重负，无怨无悔。“作为个人，他对付不了每天遇到的难以估量的苦难，他从这深不可测的苦海里消除的苦难仅仅是沧海一滴……意识到自己至少拯救了一个人，至少使一个信任你的人没有失望，至少做对了一件事，总是一件好事。” 这才是康多夫所定义的真正的同情——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小说里，将康多夫的选择和霍夫米勒的选择相对照，一个救了一个人，一个“杀”了一个人，令人难忘。可是，世界上还是软弱的霍夫米勒多、坚韧的康多夫少。我们目睹人世的苦难深切感受得到“心灵的焦灼”，而解决这种焦灼的方式是付出一点、不管其余、“尽快地脱身出来”。有多少时候，让了一个座，捐了一点钱，喂了只可怜的小野猫，小小付出之后我们拍拍手走人，那一份自我陶醉的沾沾自喜，“我是个好人是个好人”。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没错，应该。可是如果仅止步于这样的小善，还远远不够呢。

同情，不那么简单的。

听说《集结号》在电影院里放映的时候，很多大老爷们哭得嗷嗷的。为了方便鼻涕一把泪一把收拾起来的方便，我买了碟在家里看——离纸巾盒不远。IVON看了头十分钟，说太韩国了，所以没等47个烈士战死，他已经睡着了。原谅他，他看《兄弟连》和《拯救大兵瑞恩》，一样也看不进去，对“壮怀激烈”天生具有免疫力。而我——前铁杆战争迷，20岁前看了无数二战史、元帅传、舰船兵器知识，少年时代每年去烈士墓庄严宣誓的——没睡着，没落泪，但是感慨还是有的。

从苏联那会儿开始，战争题材的作品有个分类，一曰“司令部真实”，表现将军们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参考：主席说：“恩来啊，我看蒋介石的日子也不好过嘛。”），一曰“战壕真实”，表现前线士兵的勇敢顽强浴血奋战（参考：为了新中国，冲啊！）。后来出现了“全景真实”，既表现元帅也表现士兵，元帅地图上那些红色的大箭头，开始有了丝丝缕缕的血肉（参考：我方高层说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某某高地，敌军中层说拉兄弟一把，我方基层说你们撤退我掩护！）。而最感动普通人的，当是战壕真实。是啊，一个底层士兵哪里知道战争的全景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不过是“一将成名万骨枯”中的一根小骨头，这根小骨头可是曾经带着血肉神经的；他是某集团军某师某团某营某连某班某某，在捷报上是“我军伤亡13.4万余人”中的一个，可是这个数字中的数字也曾有名有姓有性格的，上有老母下有儿子，最爱吃烙饼，庆功时吃烙饼差点被噎死，战壕里得空就啃大饼（说实话，大棚也太符号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给普通士兵一个应有的位置，这是战壕真实派的初衷。

按照自利的理性原则，士兵们坚守到底的行为是完全非理性的，除了“畏战行为要军法从事”的纪律督战，如何才能激发士兵们奋不顾身的“利他倾向”？一双磨损的靴子，一条大黄龙香烟，一顶钢盔，一块手表，看似小恩小惠，却是十分重要的，战争机器中的人际关系，通过稀缺物质的交往，使士兵与他们的领导之间形成情与义的纽带。而一个村儿的，一个教导团出来的，一个姓的，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患难与共中的“认同”自然把“兄弟”与“敌人”划分得清楚——迎面而来的，那不是老李家小三子么，可是咋站在敌人队列里啦，杀无赦；至于王八蛋老张你昨天抢我烟抽，可是你是二班副啊，与我背靠背的，你走，来世还是好弟兄。最后，人有脸树有皮，不能在旁人的眼里孬了尿了，所以硬着头皮，也要上了，王金存最后对谷子地说：“连长，我没给你丢脸吧”。

真正上过战场的人常用一个词：杀红了眼。是的，在肾上腺激素强烈分泌的气场之下，战争激发出每一个人的愤怒、慷慨、无畏、报仇和杀戮的欲望，简化成两个字：拼了。从军官的角度，把士兵们聚拢在某个观念之下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只要把他们投入战场，妥，他们自然就是brother bond。为了主义而战？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兄弟。中国电影的一个进步，是姜茂财回首望一眼吕宽沟的尸首，义无返顾地托着炸药包走向坦克，他不再喊“为了什么什么”，他喊“我X你妈”。而谷子地为伙伴们寻回迟到的尊严和荣耀，是因为他们是他这个连长的“小兔崽子们”。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战争电影必须是反战主题的。战争或许仍然是弱者对抗强权的手段、也是民族主义难以放弃的工具，不过对于个体的生命而言，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好：“没有好的战争，没有坏的和平”。

她很瘦，穿着黑色的宽大的衣服，有些颓废的文艺女青年的样子。就那么漠然地站在那里，一幅诸事不关心的神情。她的手上，从手腕到手背，鲜血淋漓。

她旁边的男人显然已经慌了，黑皮甲克，板寸头，庞大而精干，此刻难掩六神无主。

大夫问：怎么搞的？

女的不答。

男的抢答：甩手碰的。他甩着自己的手，很用力。

大夫轻轻地说：那怎么可能。

…………

这是发生在医院外科急诊室的一幕。我是房间里的旁观者。这样的故事，不用洞悉的双眼也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又想起十多天前在神经内科急诊室，一个女孩怔在那里，旁边的男孩解释说：我就是说了要分手，她就这样了，叫她也不应，眼睛也没有反应……

看到的这样的两件事情，的确让人不爽。像这样的天气，冷到骨髓里去。

作家，常常是指那种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的人，女作家尤甚。女作家将自己想象的故事、并且是与自己有关的故事，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比如“读者啊，我与他结了婚！”——这种“白日梦式小说”对于作家自身也许有心理渲泄的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却可能是一剂迷幻药，美则美矣，可是无关现实，如果读得太多，有毒的。

十一岁的小女孩Briony一脸雀斑、相貌平平，可想而知，她永远不会像姐姐Cecilia那般具有魅力。可是她一样有渴望、甚至有更多的渴望。在水潭旁，她考验佣人的儿子Robbie会不会救自己，Robbie毫不迟疑地跳下水潭救了她。尽管Robbie勃然大怒，但是Briony满脸的喜悦和幸福。电影中这段出现得很晚，但是从心理的意义上，这才是故事的元点、核心中的核心，没有懵懂的痴心，何来随后的妄想和悲剧。

十三岁那年的夏天，Briony已经写出了人生第一部戏剧，用了锻造女作家的重要元素：痴心加上妄想。不，不是指Briony纸本的戏剧，那乏善可陈，除了妈妈不遗余力地予以表扬，小表姐Lola和双胞胎都十分不感兴趣，也正因此，Briony眼中的同龄人分外地浅薄和愚蠢。可是现实中的那出戏是不一样的，Briony显露出十分的“天才”。

她看见了什么？远距离，喷泉旁，姐姐Cecilia在Robbie面前脱去衣裙，跃入水中，再上来，穿衣，走开。合理的解释也许是：花瓶很珍贵，Cecilia跃入水中去找寻那块珍贵的碎片，当然，也有勾引Robbie的意味。可是在Briony的眼中，她看不见姐姐那因为浸了水而透明的真丝衬裙，她看到的是姐姐的裸体，她看不到姐姐对Robbie的勾引，她看见的是Robbie一个僵硬而强势的背影。另外一幕，书房里，Cecilia与Robbie在做爱，Briony看不到姐姐的表情，只看到半明半暗中一幅大字型的姿态，还有艳绿色的裙裾。她还偷看了Robbie给姐姐的信，信里有一个可怕的色情意像。在夜色里惊恐地找寻双胞胎时，她看见了一个男人伏在小表姐Lola身上，愚蠢的同样姿色平庸的小表姐！而那个男人的脸，在多年后小表姐与之结婚的时刻Briony才恍然的，是当年大家都以崇拜的语气在谈论的表哥的同学、巧克力商人Paul。

看见的是愿意看见的，十三岁的Briony要给自己看见的事情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她“看见了” Robbie强奸小表姐。为此，Robbie锒铛入狱，五年后成为一个开赴二战战场的士兵。姐姐Cecilia从此离家当了护士，姐妹俩从此断绝了来往。

在真实的世界里，Cecilia与Robbie在伦敦见过一面，Cecilia给了Robbie一张海边房子的照片，二人不断通信。可是，Robbie死于敦克尔刻大撤退，Cecilia死于1940年的一次地下水管爆裂，从1935年图书室里的一番缱绻之后，两个相爱的人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机会缠绵。

二战时，Briony也成为一名看护伤兵的护士，用近乎苦行的举动赎自己年幼时的“无心之罪”。后来她成为著名小说家，一生写下了21部小说，只有最后一部是取材于亲身经历的，这就是Atonement。为了赎罪，她在小说中给了Cecilia与Robbie海枯石烂的爱情，正因此，1935年的花园那么茂盛，Robbie穿着他最好的衣服走在黄昏里那么帅，Cecilia的绿绸裙美丽到令人窒息，甚至敦克尔刻，海滩边的游乐场、播放着的爱情电影、大家对着故乡那端的合唱、幻觉里妈妈的形象，在黑暗中有种抹不去的诗意。为了赎罪，Briony安排Cecilia与Robbie在伦敦Cecilia简陋的寓所里团聚，还有他们两个人的海滩，像任何一个滥俗的文艺片里的场景，因为这是大家所以为的“爱情幸福”。

Briony不变的是她天真到邪恶的蓝色眼睛。她说：I gave them their happiness。她给了他们悲剧，但是这个悲剧以文学的形式得以定型和流传，所以是“不朽的悲剧”。她一生没有机会向姐姐和Robbie忏悔，但是这部作品向整个世界表明悔意，借以减轻她自己的罪。呵呵，Briony，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痴心妄想。

贯穿电影的是画外的打字机的声音，提醒你这一切无非是文学性的虚构。万千看电影看到最后掏出手绢的观众们，说这是好电影、好文学，可是假如真有Cecilia与Robbie的原型，他们也许只需要爱人的手臂，不需要文字中的长生。题外话，写《赎罪》这部小说的是男作家Ian McEwan，他这本书还有剽窃之嫌。

自问也算是《读书》的老读者了，跟着它向右向左，接受着思想的灌输。

是的，我没用“熏陶”，我用“灌输”。人的思想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家告诉你是从实践中来，不过我们芸芸众生的思想，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那些思想，分明是从别人的思想中来。在这一点上，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在还没修正的时候提出了一套“灌输”理论，说“贫困”不能产生“理智”，社会主义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来，而只能由具有理论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考茨基有转弯抹角吹捧老马老恩之嫌，不过老马老恩据说是“灌输论”的始作俑者，而后来的列宁更是做了超水平发挥。好了，回正题儿，我在多年前掰开指头数了数中国革命史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服了，我信。更进一步，我信自己这无产阶级般的破脑袋产生不了什么伟大的原创性思想，只能等着思想灌进我的脑袋，我再把它们倒卖出去，赚个运输费吧。

被灌得久了，渐渐也能有所分辨：这个，起码有20%的亚当·斯密；那个，半吊子罗尔斯；至于这一个，怎么闻都是哈耶克的味道。在我贩卖思想的历史中，最佩服的是L老师，他总阴着脸，而只要你给他看一页纸，他一准儿能从牙缝里吐出一个或若干个名字，道出这页纸的思想配方来。神啊。想想自己离那个境界，几乎还差30年修炼，明白了这行里也是有巨贾和小贩之分的。

这期上何怀宏老师引凯恩斯的话：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