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08-26

    诱惑 - [趣事]

     

     

     

     

    先有诱惑、然后才生欲望?还是已有欲望、所以禁不起诱惑?这是一个典型的“鸡-蛋”问题。

     

    有一派认为外因是罪魁祸首,若不是撒旦诱惑夏娃吃下禁果,人类怎会失去乐园?呸,撒旦该死!漂亮的禁果该死!那个不穿衣服的夏娃?嗯哼,也有点该死!在《巴黎圣母院》里,神父迷恋吉普赛女郎,他痛心疾首地发问:“她舞跳得那么动人难道是我的错?她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她使人发狂难道是我的错?”这一派怕是要远离尘嚣方能清心寡欲,又或者,愤然而起改造环境:监禁教唆犯;在禁果周边垒起丈二高墙;严明戒律、移风易俗——城管队长,看那美女当街卖艺,为了公职人员的精神健康,快撵走吧!

     

    另一派则认为内因才是关键,毕竟,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的——都是面对诱惑,为什么人家柳下惠同志就能坐怀不乱?在《伪君子》中,答尔丢夫看见女仆桃丽娜穿着暴露,掏出块手帕递将过去:“把你的胸脯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会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一贯快人快语的桃丽娜泼辣地回嘴:“你就这么禁不住诱惑?……我可不这么容易动心,你就是从头到脚一丝不挂,那张老皮也动不了我的心。”桃丽娜是犀利姐!

     

    如果直面人性的复杂,“七情六欲”是人之为人的特点,是以,人无所逃于诱惑间。美人算是诱惑,美食也是诱惑,宝马香车、功名利禄、璀璨星空、看得见风景的一个自己的房间……各种欲望,各种诱惑,在在处处。面对诱惑,惟有高人才能斩断尘念跳出三界;惟有圣人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凡人么,纷纷着了诱惑的道,因此上,千年才有一个柳下惠、满大街都是登徒子。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内因派的六分道理固然正确,外因派的四分担心也不算过虑。唉,你让领导能怎么办?领导排出社会良知、法律准绳、宣传工具,想了几分钟,又在办公室里挂了个横幅:“以骄奢淫逸为耻”!

     

    归根结底,诱惑是以“差异”和“稀有”为基础的。假如全家都是名媛,外来的一个丫头或许就把公子给诱惑了。假如打头碰脸都是桃丽娜的暴露装,遮得严实的修女装就该显出魅力了。在这个意义上,消除了差异和稀有的共产主义,里面没有诱惑。也正是如此,它对人类构成了一个很大很大加很大的诱惑。

     

     

     

     

    已发表于网媒,请勿转载。

     

     

  • 2010-06-22

    玫瑰她爹 - [书事]

     

         

          发表了的作品,就像嫁出去的女儿,即便遇人不淑,也只好徒唤奈何。有时候做父亲的忍不住,摩拳擦掌去施以援手,最后却被女婿抢白了,甚至女儿都不肯原谅,常有的事。这道理埃科自然明白,他表示父亲应该识趣地死去,免得妨碍女儿的幸福——“作者在写完作品后或许就该死去,以免妨碍文本自身的进展。”
      
      所以说,如果不是不吐不快,他不会写这本《玫瑰的名字注》;然而毕竟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于是只写女儿嫁出去之前的故事,他和女儿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含情脉脉地写。
      
      一开始,自然是“源于原始冲动的念头”——哪个父亲不是呢。为了证明此事靠谱,不惜泄露隐私,插播自家故事一则。话说我无意间看到父亲的一本“工作笔记”,乃是那种牛皮纸装订的、粗糙绿栏线的老式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实验数据,然后突然有一页,出现了两行“名字”,前排是马达、马力、马波,后排是马凌、马丽、马媛。显然,这是我父亲给未来的子女想好的名字,尤其是第一排,符合一个理工科男生的想象(物理-微波)。我看了看日期,骇然发现此时他还未遇到我的母亲!我从此以为(当然我父亲绝不会承认),他是因为那名字的念头而走向美好的婚姻生活,最后如愿以偿,我叫马凌,我妹妹——本来以为她是男孩儿的——叫马波。话题转回,
      
      埃科的第一个念头是“毒死一个修士”,这个念头在他的日常工作中逐渐血肉丰满,僧侣名单、毒药、启示录、彩饰字母、目录表、修道院、阿奎那……对于一个衷情于中世纪并且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积累了大量卡片文件复印件的人来说,这些知识随着那念头而组织成篇,这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且慢,在念头到成品之间,埃科饱含感情地写,尚有那么多的精心设计、悉心研究和无心插柳。
      
      “一本书总是讲着其他的书,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讲过的故事……所以,我的故事也只能从找到的一份手稿开始,所以,这个故事也(自然)是某种转述。”——这就是为什么埃科的《玫瑰的名字》采取了这样的四层嵌套框架,他所讲的是阿德索告诉马比荣、马比荣告诉瓦莱、瓦莱又告诉他的故事。
      
      先有言语,随后有世界,作者可以充分体味上帝创世的快乐,不过为了自由,也该有些限制。埃科的自我限制是那些纷繁复杂的中世纪编年史。几乎是炫耀性地,埃科解释为什么故事发生在1327年11月末,因为12月份,切塞纳的米凯莱已经到达阿维尼翁了,而11月份还不够冷,宰猪的血也许不能凝结成冻,于是只好把故事发生地放到山里——这就足够冷了,足够让一具尸体倒插在血缸中。——这样小小的烦恼和快乐,写出来是有点啰唣的,可是我仿佛听见埃科脑子里他自己噼啪的自我喝彩的小掌声。
      
      在随后的篇章中,埃科解释“声音和叙述时位”,解释“暗示忽略法”,解释“气韵”,解释他如何“构建读者”,如何选择了侦探小说的样式,以及如何在后现代和中世纪中间维持微妙的张力。他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无非是要说明他的玫瑰是怎么开出花来的,是怎样如花似玉的,他这个当父亲的操了多少心,心都操碎了啊。咳,心里可是美美的,这么漂亮的玫瑰!
      
      《玫瑰的名字》看过了以后,看这本《玫瑰的名字注》,有点像看完明星演出再看星爸日记,有点不着调,可是毕竟,也有温暖的感动。
      
      
      
      本文写于2010年的父亲节。

         责任编辑想的周到,书中的插图十分贴切,那是埃科本人一直推崇的中世纪杰作。《玫瑰的名字注》,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  

     

     

     

    距家百米,是哈工大医院。GT问我,你还记得韦尔乔吗?他工作在这里,也死在这里,与你母亲同样的病。

     

    我当然记得韦尔乔,虽然我与他从未谋面,可是他那些洗练的小画,松松的,智性的,超然的,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看过就不能忘怀。他在42岁生日前夕偶然发现肺部有“占位性病变”,此后行多次手术,然而肿瘤还是侵蚀入骨,终年43岁。他的同事告诉我,尔乔最后的四个月“缠绵病榻”,只是这四字太过文雅,实情是,这个壮实的东北大汉因疼痛而翻滚、嘶喊、恳求给他注射吗啡。GT说,“尔乔是疼死的。”

     

    肺癌骨转移,可能是癌症中最痛苦的疾病,如蛆附骨,如蚁蚀骨,坐立不宁,寝食难安。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过“让所有的癌症患者不痛”的口号,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对骨转移患者来说,止痛是第一需要。在通用的三阶梯镇痛药物中,第一类为非甾体抗炎止痛药,常用的有阿司匹林、布洛芬、扑热息痛等;第二类是中枢性止痛药,以曲马多、可待因、强痛定为代表;第三类是麻醉性止痛药,以吗啡、杜冷丁等阿片类药为代表。大夫看了我妈妈那颈椎转移、胸椎转移、腰椎转移、尾椎转移、骨盆转移的CT片,很早就叹息着开出了吗啡类药物美施康定,但是我那超级坚强的妈妈一直以第二类药物抵挡疼痛,积累下来,我手头有30片紫色的吗啡片。

     

    小郭大夫疑虑地望着我,你攒这么多美施康定要干啥?我闪烁其词地问:要是,一次性吃了,会出人命不?他显然明白我的意思,低下了眼睛……昔日,看渥伦斯基马失前蹄而一枪结束爱马生命,看托马斯和特丽莎为他们患了癌症的小狗施行安乐死,以及看那些铁血战友应好友请求而送他们上路,总是觉得不忍。直到看妈妈缠绵病榻痛不欲生,才知道那其实是一种莫大慈悲。可惜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通过了安乐死的法案,比如荷兰和比利时,而在绝大多数国家,施行安乐死等于犯下故意杀人罪。小郭大夫迟迟疑疑地说:你可不要……我答:想想而已吧,我不会……

     

    还是韦尔乔,在他的《病中吟》里写下这样的段落:“当然,我知道,世上还有一种力量,像癌一样顽强,一样有力,一样恒久,那就是——爱。而且,二者发音相同。癌症,就其拉丁构词来讲,是“螃蟹”的意思(不妨对照星座中“巨蟹座”一词),喻其生长方式,属“浸润性生长”(infiltrative growth),像螃蟹的螯钳,深嵌进肉里。爱也是一样。爱,是会让人疼的。爱过的人大概都清楚这一点。《圣经》雅歌(song of all songs)中尝言:爱,如死一般坚强(love is as strong as death)。”

     

    癌,让妈妈疼痛。而爱,让我痛不欲她生。

     

    最终,那30片吗啡还在我手里,妈妈死于多脏器衰竭,在昏迷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已经成了我的朋友的大夫们说,够幸运的了,肺癌晚期患者,死法各个不同,咯血而死,疼痛而死,窒息而死,阿姨在昏迷中过去,够幸运的了——那时候她感觉不到疼痛。但愿如此。

     

     

    韦尔乔生前作画,经常画在处方笺和诊断书的背面——前面常常印有两片肺叶。逝世前一年,他的画展取名“呼吸”。回想起来,几成谶语。佛陀《四十二章经》第三十八章“生即有灭”云:

     

       佛问沙门:人命在几间?

       对曰:数日间。

       佛言:子未知道。

       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

       对曰:饭食间。

       佛言:子未知道。

       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

       对曰:呼吸间。

       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上图:尔乔的画作 

  • 2010-04-30

    生如夏花 - [心事]

     

    其实,妈妈远比我想象的要坚强。25日早7时,她从半昏迷状态中蓦然清醒,这个时刻,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回光返照”。我在这个时刻告之以真实病情,她说:“那还有啥说的。人固有一死,其实也没啥。”面对纷纷赶来的亲友,她一直报之以微笑,没有落一滴眼泪。26日15时,最后一次从昏迷中短暂醒来,我又告之已经为她准备了一小块墓地,上面雕刻着她最喜爱的水仙花,她先说:“其实用不着”,又说:“我感到我真幸福”,这是她的最后遗言。

    2010年4月27日18时22分,妈妈去世,享年68岁。

    在我6岁的时候,妈妈与我分享她年轻时候的藏书,其中有泰戈尔的园丁集、飞鸟集、吉檀迦利。4月29日追悼会上,我致悼词时援引了飞鸟集第82首《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

     

    泰戈尔

      

      生命,一次又一次轻薄过

      轻狂不知疲倦

       ——题记

      

      1

      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

      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

      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

      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

      

      我相信自己

      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

      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

      乐此不疲

      

      2

      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胴体

      辅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

      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

      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

      

      我相信自己

      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

      不盛不乱,姿态如烟

      即便枯萎也保留丰肌清骨的傲然

      玄之又玄

      

      3

      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

      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

      如同一阵凄微的风

      穿过我失血的静脉

      驻守岁月的信念

      

      4

      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

      甚至预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

      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

      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返

      

      请看我头置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

      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

      

      5

      般若波罗蜜,一声一声

      生如夏花,死如秋叶

      还在乎拥有什么

     

     

        向我的妈妈夏竹云致哀,为她精彩的一生和强大的精神世界而喝彩。

     

     

  • 2010-04-13

    - [心事]

     

    正在下雪。从12楼病房的窗口看出去,风驱赶着雪花,一团白烟横着飞,甚至斜斜向上飞,兀自一转,想是遇到了楼宇间的气流,没个着落处,散得也快。离乡二十载,久已无缘这样大的雪了。

     

    室内倒是安稳的,暖气足,百合香,大量的水果堆积着,不锈钢的台面被我用酒精棉球擦试过,锃亮。那张灰白色的病床已经被彻底改造,玫粉条纹的床单,水粉印花的被子,肉粉色的毛巾被,妈妈穿着妹妹给买的淡粉小碎花睡衣,窝在里面,映衬得脸色很好。静脉输液的塑料袋悬在空中,一滴滴液体有条不紊地无声流下。请来帮忙的护工在另一张床上打盹,微微一点鼾声。再就是氧气表发出的水声,汩汩地,都令人瞌睡。

     

    我愿时空停留在这一刻,同时又无比痛彻地知道,绝无可能。妈妈对自己的病情无知无觉,可是我知道她身体里有个倒计时的生命秒表,午夜里那滴答的声音分外可怖。

     

    1869年,托尔斯泰在小镇阿尔札玛斯过夜,半夜里突然惊醒,耳边是死的声音:“我,我在这儿!”恐慌的托尔斯泰叫醒仆人、离开那座房子,但是死的阴影从此拖在脚跟。是为文学史上著名的“阿尔札玛斯之夜”,那一年,托尔斯泰41岁。 一个月前,在长海医院拿到妈妈的CT片的那一刻,是我的阿尔札玛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托翁那样,于危机中觅得成圣之路,大部分俗人只是憋屈、别扭、害怕、不爽。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人生的苦,真是苦,而这么苦的人生我们还恋恋不舍,人生苦短的苦,更是苦。

     

    这一个月的生活简单而又复杂。简单的是,我放下一切,立志要陪伴在妈妈身边,为她梳头、洗脸、翻身、按摩、喂食、服药、擦汗、接便、掖被角、削水果、打扫卫生、盯着输液的进度、满足她的小小要求。这种病房里的陪护生活,没有互联网,没有书本,没有学术,它提示你,最原始的生活就是如此,吃喝拉撒睡,其他不过是附丽之物。

     

    复杂的是,我希望妈妈在最不痛苦的情况下走完人生的最后几步路,而什么是最不痛苦的?首先,就肺癌晚期全面转移的病况而言,放弃化疗和放疗采取姑息疗法大概是最为理性的方式,只不过少有家属有这样的勇气,当我在医生那里签字的时候,不是没有挣扎和犹疑。其次,在想像得到的未来,当妈妈窒息的时候,医院该如何抢救,是不是按照常规切开气管上呼吸机,在重症监护室内与家属隔绝的情况下苟延残喘,还是,另一种有尊严的做法——简单抢救,让她在我们全家的怀抱里离去?我替母亲选择尊严,当我在医生那里再次签字的时候,觉得出内心的重负。第三,至关重要的,是让病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好呢,还是善意的谎言好呢?主治医生、护士长、全部的亲戚和妈妈的朋友们,都凭经验告诉我说,比较不痛苦的方法是,不告诉她真相,外加我本身的懦弱,我无法充当死神的信使,我无法当面告诉妈妈她的真实病症,因此,我调动自己全部的文学天分和全部医学常识,为妈妈伪造了一份合情合理的病情和治疗方案,直至今天,妈妈深信不疑。可是在一些比较特别的时刻,比如想到生命意义,我又觉得她有知道病情的权利,有选择最后方式的自由。我是不是太过越俎代庖呢?

     

    这一切的复杂与纠结,归根结底是两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勇敢地面对死亡?我们是否相信挚爱者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伦理学一遇到极端问题,总是显得进退失据,我拧紧了眉毛,摆出一脸苦像。

     

     

  • 2010-02-24

    我家嘟嘟 - [心事]

     

    姓名学说,给宠物起名,不要四划的字,福份浅,要十一或者十三划的,吉利。别说,我养的那只猫,木木,没等当上视频舞猫,就走失了,红颜薄命。屠格涅夫笔下的那只同名狗也够凄惨。但是,叫做“猪猪”的小猫小狗大都寿终正寝,而叫做“嘟嘟”的,那是两个字儿:幸福。

     

    我家的嘟嘟13岁了。13年前,妹妹去逛宠物市场,名狗一大堆,但是唯有一只丑丑的小狗对妹妹摇头摆尾、热情无限,像是前世的亲人。妹妹从一名老汉手里买下了她,取名嘟嘟。问老汉这是只什么狗,老汉也不知所以,只说是自家养的。

     

    且说爸爸乍见嘟嘟,第一印象不佳,勒令妹妹三天之内“处理”了。第一天,他对嘟嘟不理不睬;第二天给了嘟嘟点吃的;第三天妹妹回来,发现嘟嘟已经在爸爸腿上安然高卧,扎下来了。不久之后,嘟嘟成了爸爸的“外孙女”,心尖肉。嘟嘟到底使了什么法术降服了以原则和理性著称的老爸,无他,眼神而已。嘟嘟的眼睛会说话,喜悦、悲伤、好奇、“要吃要吃”,都通过那双黑葡萄样的大眼睛反映出来。老爸说,千万别看她的眼睛,一旦视线交接,人就像中了迷魂大法,不能自已了。

     

    YES,深情眼神,只此一招,就使嘟嘟在我家过着尊贵的生活。它不会作揖、不会看家、没有导盲犬那样的使用价值、没有忠犬那种感人的精神,打个滚儿也只是敷衍了事,可是不碍事,照样享受一品宠物的待遇。她吃得比谁都好,基围虾、螃蟹黄、羊肉、鸡翅膀、拣去鱼刺的鱼肉、剔了骨的牛排。她有自己的玩具,大的小的软的硬的,几十件总是有的。她有自己的小房子,过年一样贴上对联和福字。她还有自己的户口,在当年一个狗户口8000块的时候,她就有了自己的金色狗牌。一家几口人围着她,刷毛、挠耳朵、出去散步,乐在其中。有时候全家也反省:在全世界还有那么多受苦人的时候,一只狗凭什么过着如此奢侈的生活。可是,谁让她是嘟嘟。旧社会最耸人听闻的故事之一就是黑心的资本家让工人给狗输血,可是,要是哪一天嘟嘟需要输血,只要人血管用,我们家还得你争我抢这个光荣指标呢。

     

    将近一岁的时候,嘟嘟女大十八变,出落成稀有的宫廷哈巴狗。不像那些大白京叭,她在体形上小巧了好多好多,堪称盈盈一握。嘴也不是“地包天”,而是有形有款。特别是胸部和脚掌间的饰毛非常丰盛,“铁包金”的形制。她对家人异常温顺,如同一只会喘气儿的绒毛玩具,但是对于非我族类,则十分霸道。不管对方是大丹、斑点、哈士奇、斗牛还是什么别的狠角色,她全然不顾自己腿短个小,跳上去就呲牙,不少大狗在她面前望而却步趴下称臣,真也邪门。听说宫廷哈巴狗有藏狗的血统,应该不错。喇嘛养的“袖犬”虽然小到能放在袖子里,但是比藏獒还凶,藏獒制服不了的野兽,要由袖犬跳出来咬那致命的一口——咱家嘟嘟有这个范儿。

     

    德龄的见闻录里提到慈禧的宠物狗,说它叫“海龙”,因为它长得有点像海獭。“这是一只北京哈巴狗,深棕色的毛又长又亮。它个头很小,有弯弯的腿,塌鼻梁,而一对眼睛大得出奇。”比较关键的是,这种狗要足够“笨”。慈禧很宠海龙,专门有太监照顾它,日常饭食是肝泥肉汁拌饭,厨子做得了要请老佛爷亲自过目,不合格还要退回重做。自从看了这书,妈妈就认定了,嘟嘟是那个“海龙”的亲戚。唉,我的镶黄旗出身的老妈啊。其实不必攀附,说到底,这个“亲密关系”是最重要的,就如拙夫、荆妻、破扫帚、自家那“倒霉孩子”,是自己的狗,哪怕它就是一个血统不明的“串儿”,那也是好狗。

     

    人与宠物的关系,无非是“亲密关系”之一种,粉丝对偶像的狂热,团长对士兵的维护,家长对孩子的溺爱,老公对老婆的纵容,都有同样的特质:我认了,我付出了,我爱了。这也就是《小王子》中那只聪明小狐狸的“驯服”理论。是的,世界上有千千万万朵玫瑰,为何他只取遥远星球上的那一朵?小王子说:“她单独一朵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因为她是我浇灌的。因为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为她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因为她身上的毛虫(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而外)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听过她的怨艾和自诩,甚至有时我聆听着她的沉默。因为她是我的玫瑰。”同理,嘟嘟可爱,因为她是我家嘟嘟。表面上看是我们“驯服”了她,实际上是她“驯服”了我们。

     

    嘟嘟一直守身如玉,相亲无数次,没有她看上眼的。作为一只母狗,她喜欢翘起后腿方便,也许是同性恋?改为介绍母狗,她还是一副高傲样子。妹妹说,不是男狗女狗的问题,嘟嘟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人了。

     

    十三岁,对于狗来说,早已是耄耋之年。但是嘟嘟牙未掉、心未老、毛色光亮、胖胖的、拽拽的、瞧人的眼神依旧天真无邪,难得。我说:嘟嘟过来,大姨带你出去玩。她就摇摇摆摆地过来,微歪著头,尾巴摇得快掉了一样,眼神定定地看着你。你能言而无信么?绝对不能。唉,户外游戏,这是这天的第几回了?

     

    续:大年初一,妹妹在电话里痛哭失声,嘟嘟去了,心力衰竭,寿终正寝,死在妹妹的怀抱里,享年15岁。本已预见到这一天,我也不禁双泪长流。为此停了博客——因为打不起精神。贴出旧文以作纪念。

     

    一切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来从虚空来又向虚空去,往生来世,皆大欢喜。

     

     

     

    上图:妹妹和嘟嘟。

    下图:嘟嘟那年13岁。

     

     

     

  • 2010-01-31

    红磡金曲 - [心事]

        

          

           香港电台的朋友送了两张票,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晚会。这才蓦地想起红磡。

          红磡曾是我们向往的地方,艾敬在“我的一九九七”里唱,“让我去那红磡体育馆”,这一句,我们想跟着她一起唱。

          在一个改革开放了但是仍有冷潮、并且没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的时代,红磡传来的音乐是我们的青春期食粮。

          大学第一学期,张学友的首张华语专辑开始在新华书店卖,我牢牢记得名字是《爱慕》。大学第二学期,在电化教室模糊的投影小屏幕上,看见小眯眯眼的林忆莲。二年级,我床头贴着张国荣和谭咏麟的“艺术照”,黑白灰色的,觉得挺好。三年级,因为有台双卡录音机,我开始从事为大家免费复录歌曲这个慈善事业。据说,我们赶上了华语歌坛的光辉岁月,陆续占据我们耳朵的,还有梅艳芳、陈百强、李克勤、BEYOND,以及来自台湾的齐秦、苏芮、李宗盛、罗大佑、蔡琴、赵传、张雨生等等高手。在我们红色标签的SONY和白色标签的TDK卡带里,他们或引吭高歌,或浅吟低唱,如果是音乐会的录音,常常在全场音浪中听到有个爆破音的词:红磡。是的,让我们去到红勘体育馆吧。

          时隔多年,终于坐到了红磡的贵宾席上。今夜的主角是一袭粉红长裙的容祖儿和一头乱发的陈奕迅,我要对照着宣传册和人脸、还有高高的看台上粉丝团的尖声呼喊和霓虹灯打出的名字,才知道当红歌手还有张敬轩、王菀之、古巨基、谢安琪……。我一首也没听过,完全OUT。

          幸好,这个典礼经常怀旧,插入了林忆莲、张国荣、刘德华、张学友几个老巨星的红磡演出片断,都是激情四射的,特别是看张国荣和梅艳芳对舞的那一段,想起我们的时代里也曾如此张狂。最后,纪念性的金针奖颁给了陈百强。他的银发萧然、深色礼服的老父替他上台领了奖,老父沉吟了半晌才开始致辞,粤语,听不懂,可还是与看台中的中年观众一起,潸然泪下。

          偏偏喜欢你们,因为和你们同一时代。

          没等到张学友作为嘉宾出场,我们先撤了。红磡,留给现在一代的年轻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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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年届不惑的知名杂志人,十余年来勤勤恳恳地写着应用文和说明文、孜孜不倦地指点着全国白领如何读书、生活、增进新知的,突然之间,出版了一本纯文学小说集,取了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封面上画了个鸟人,七个短篇的叙述主体还全都是“我”。苗师傅,你让我们老百姓如何消受?
      一一对照“我”与苗师傅的相似性?那就太庸俗、太八卦、太不专业了。还是只谈这个文学形象也就是“我”吧,只需两分精神分析、两分母题分析、三分文本分析、外加三分捕风捉影,一样精彩好看。

       
      我觉着不妨把七个短篇当个联缀的小长篇看,反正我们也分不出此“我”和彼“我”来。简而言之,该“我”,男,四十上下年纪,体态特征很像一个青蛙,四肢瘦长,头尖脚大,一旦吃饱了肚子就不由自主地鼓出来,就像我们打头碰脸随处可见的中年男子,北京话里的“一般人儿”。社会身份,记者,貌似占着个肥缺,出差不是亚龙湾、巴黎,就是马来西亚的高级度假村、抑或迪拜的棕榈岛。自费旅游则爱去那蛮荒之地,比如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拉萨附近的羊卓雍错。小说里从未提到领导、下属、岳母、孩子,非常蜻蜓点水地提及父母、奶奶、其他报社的同事,90%的概率没有老婆(只在第一篇里调侃性质地说到“离婚”),一看就不是个深陷尘网的主儿。因此上,“我”优游卒岁,打高尔夫,跑步,喝点小洋酒,灌点黑咖啡水儿,喜欢时尚(穿一种有点皱巴的西服),略略贪慕名牌,驾驶着私家车——都还好,没像刻意标榜的那种人逐一开列LOGO清单。“我”不馋,但是能吃,各篇里皆有醒目的有关食物的描写。再就是去钱柜唱歌,在咖啡馆里和朋友神聊,经常混迹于各种饭局、圈子、典礼和俱乐部,半真半假地泡妞(号称睡过女主播什么的)还半真半假地帮别人泡妞。我们一般把这种人叫什么来着?是的,四个字儿,“成功人士”。
      
      在第5页,这个“我”谈到:“你也会嫁给一个无聊的男人,这些男人有的老是谈论他们的混账汽车一加仑汽油能行驶多少公里,有的要是打高尔夫球输了,或者甚至在乒乓球之类的无聊球赛中输了,就会难过得要命,变得非常孩子气。有的非常卑鄙,有的从来不看书。”这是很完整的一段话,可是,怎么有个词儿那么扎眼呢?这个词儿是:“混账”。我看见我会意一笑,日常用语里,用“混账”的人不多了,而在我们的时代里,把这个词用得出神入化的,是施咸荣老师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我们的时代里,那段话我们耳熟能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混帐的凯迪拉克”、“挣许许多多钱,打打桥牌,喝马提尼酒,摆臭架子、出入大饭店”。对了,这是少年霍尔顿所反对的世界,是他哥哥作为好莱坞成功编剧混迹于中的世界,也是90年代以后一众中国白领心驰神往的世界。归根结底,这个“我”的问题在于:已经过上了霍尔顿哥哥的生活,却又在回望霍尔顿的纯真岁月。按照世俗标准,霍尔顿的哥哥变成霍尔顿的哥哥,那是喜剧;霍尔顿坚持当霍尔顿,那是悲剧;霍尔顿变成霍尔顿的哥哥,那是正剧;霍尔顿哥哥变成霍尔顿,那是惨剧。后者就像迟发的青春痘,晚来的腮腺炎,罗斯福的小儿麻痹症,危险。当然,如果我们不那么世俗地考虑中年转型,想想38岁的高更与家庭断绝关系,48岁的埃科写出第一个长篇,66岁山得斯上校才创立了肯德基,这么想想,不也挺好。   
      
      《很久以前那个国庆节的红色花环》,写现在的“我”与28岁的灵儿不咸不淡地约会着,却始终难忘初恋情人小南。这里面提到的作品、作家、歌曲、电影,足以让每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有时空错乱之感。按出场顺序,依次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卡尔维诺、石康、张爱玲的《五四遗事》、琼瑶的《碧云天》、人艺的戏《北街南院》、毛姆的《外表与真实》、维达尔、《窃听风暴》、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布莱希特、《世上只有妈妈好》、王朔、张楚的《姐姐》、歌德、施笃姆的《茵梦湖》、《死亡诗社》、万比洛夫的《和天使在一起的二十分钟》、《傅雷家书》、韦君宜、泰戈尔、《大阅兵》、张韶涵《欧若拉》……是啊,他到底是爱着小南,还是小南所串联着的文艺呢。在不惑之年,他“终于搂不住开始回忆了”。有一句向灵儿的坦白说的倒是真心:“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从我六岁识字儿起,我用二十年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学青年,后来又用十几年想忘记这一点。”
      
      《除非灵魂拍手作歌》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这个故事很复杂,三个大学时代结成的朋友,两男一女,女的喜欢其中一个男的,按照文学青年潜规则,女追男终没有正果,最后被稀里糊涂地安排了失踪结局。除了这重情愫,透过“我”的视野,重点写的是曾经的文学青年吴笑宇、后来的成功商人吴胖子。他醉生梦死,周围女人成群,可是在肥肉堆积的身躯里,也会偶尔流露出深刻的诗意来,这种对照最是犀利。当吴胖子躺在游泳池旁开始背诵叶芝的《驶向拜占庭》,特别是当小说结尾吴胖子骑着自行车彷佛ET里的场景,真是情何以堪啊。
      
      《失败者咖啡馆》是组群像,每小时收费5万却面临中年危机的咨询师老黄、从电视台辞职出来专拍纪录片的老江、文艺女中年兼咖啡馆老板娘老江媳妇、波西米亚文艺女青年电影编剧(未遂)安妮、青年思想家、报社编辑、还有“我”,他们在咖啡馆里神聊,就像奥尼尔的《送冰的人来了》里面那群无所事事整天在酒馆里扯淡的失败者。按照老江媳妇自我安慰的诗句:“怎么就忽然成了这样,在世界的外面愉快地张望,看尽人间的荒唐,装得和他们一样。”什么装的啊,本来就是一样。
      
      《日光机场》有点魔幻的味道,那颗与阿尔法星有着神秘联系的金属球,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阿莱夫。存在着一个平行的神奇世界,存在着一种逃脱的可能性,这就够了。《一块肉的觉悟》是写觉悟的,因此很哲学,一块肉“我”因为一块肉“艾米”而觉悟了,同样有一种从花花世界逃离的冲动。
      
      
      说到“逃离”母题,小说的结尾们很值得研究。
      《除非灵魂拍手作歌》:“由于吴胖子当时所处地势较高,由于山路的陡峭而形成的视觉压迫,由于西藏风景带有的特别的眩晕效果,我当时举得吴胖子骑着自行车飞上了天,就像电影《ET》里的那一幕。他轻盈地飞着,身上的每一斤肉都幸福地抖动着,对我们的挽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加速蹬两下,自行车就进入滑翔的状态,随气流盘旋而上。”
      《日光机场》:“我们并排呆呆地坐着,窗外那种白花花的光线忽然变得柔和起来,窗玻璃显现出一层淡淡的蓝色,有一架飞机起飞,它的机身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地上的建筑和天上的云霞,那些形象扭曲地叠加在一起,忽然它又变成透明的,可你又能看见空气的波动。”
      《一块肉的觉悟》:“……但电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它以加速度上升,在楼顶上将我弹射出去,那片毫无节制的灯火如期而至。”
      看懂了吧,这都是有关“飞”的意象。UP!UP!UP!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苗师傅在行文中频频提到双重视角。
      《很久以前那个国庆节的红色花环》里,“有一阵子我的灵魂出窍,飘在丰联广场的上空”,这个出窍的“我”看见“我”自己和灵儿在下面喝咖啡的场景。几页之后,还有一段,“就像你用google earth,能清楚地看到这世界上任何一处的公园,任何的一排树,能不能通过一个软件,借助它看到我高中的校园,这个软件的关键技术在于,我能看见高一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甚至能看见我自己,正拿着化学课本发呆。”
      《失败者咖啡馆》:“人的记忆有两种,一是场域记忆,另一种是观察者记忆。前者是主观视角,回忆起来的场景都和主观视角的镜头似的,后者能在回忆中看到自己,想起来的场景都是长镜头。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当人们的记忆集中于情感时,大多是场域记忆,当你集中于客观环境的时候,一般建构的是观察者记忆。”
      这就是了,这种“灵魂出窍”的视角,体现的是我对我的审视,因此也带一丝旁观者的反讽讥笑。作者引用奥尼尔《送冰的人来了》台词:“上帝保佑所有在世的人,让那些最了不起的人无往不胜,暴饮而死吧!我坐在超然物外的看台上看那些食人者跳着死亡的舞蹈,看得昏昏入睡!”按照苗师傅的双重视角观,“我”既是旁观者,也是跳着死亡之舞的食人者,这才是中年的不惑与无奈。
      
      
      总而言之,事关灵魂,肉身已然沉重,灵魂依旧轻盈。歌德怎么说来着,让灵魂站在高处。UP,UP,UP。你要是想歪了,从弗洛伊德那里想到中年危机什么的,也就由你吧。不过,我打心眼里认为,苗师傅的这个题目“除非灵魂拍手作歌”,高,实在是高。
      
      
      
      
      驶向拜占庭
      
      by/ 叶芝
      
      那不是老年人的国度。青年人
      在互相拥抱;那垂死的世代,
      树上的鸟,正从事他们的歌唱;
      鱼的瀑布,青花鱼充塞的大海,
      鱼、兽或鸟,一整个夏天在赞扬
      凡是诞生和死亡的一切存在。
      沉溺于那感官的音乐,个个都疏忽
      万古长青的理性的纪念物。
      
      一个衰颓的老人只是个废物,
      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
      除非灵魂拍手作歌,为了它的
      皮囊的每个裂绽唱得更响亮;
      可是没有教唱的学校,而只有
      研究纪念物上记载的它的辉煌,
      因此我就远渡重洋而来到
      拜占庭的神圣的城堡。
      
      哦,智者们!立于上帝的神火中,
      好像是壁画上嵌金的雕饰,
      从神火中走出来吧,旋转当空,
      请为我的灵魂作歌唱的教师。
      把我的心烧尽,它被绑在一个
      垂死的肉身上,为欲望所腐蚀,
      已不知它原来是什么了;请尽快
      把我采集进永恒的艺术安排。
      
      一旦脱离自然界,我就不再从
      任何自然物体取得我的形状,
      而只要希腊的金匠用金釉
      和锤打的金子所制作的式样,
      供给瞌睡的皇帝保持清醒;
      或者就镶在金树枝上歌唱
      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
      给拜占庭的贵族和夫人听。
      
      
      查良铮 译
      
      
      

  •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读起来抑扬顿挫,可是在中国的书店里,一直是个不够响亮的名字。算起来,大陆翻译出版的他的著作也有十几种了,连自传都有,可是学界始终不知道该把他划分到哪个学派里,普通读者又对偏向政治的经济学兴趣不大,而编辑们也没在腰封上加上他那个耸动的光圈“哈佛最有名的教授”、或者另一个更为耸动的“百年来哈佛最有趣的教授”、或者他的对头萨缪尔森封给他实则暗含贬义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于是,他在中国也就这么一直不温不火着。

     

    20064月,当他去世的时候,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进行过报道,毕竟,不是谁都能身高2出头、活上97岁、获得52个名校的荣誉博士头衔、写出56本书、还被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克林顿等总统“顾问”过。可是在中国,只有汪丁丁、梁捷和李华芳等人的纪念性文章,颇为寂寥。的确,2006年的中国不是加尔布雷思这个“异端”的好年景,当时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连中国的机场书店里全都堆满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英文已出到18版),经济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严谨的、理性的、用数学模型可以解释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加氏那种少了模型多了良心的经济学是卖不动的。直到2008年,主流经济学的声望与经济危机一起身败名裂,甚至有观点怀疑经济学不足以成为一门科学,直到这时,人们才发觉离开伦理学的经济学是恐怖的、离开政治学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直到这时,人们重新翻开加尔布雷思,看看他对80年前那场经济危机的阐释(《1929年大崩盘》)、看看他对美国资本主义中权力问题的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看看他95岁时洞察骗局的清醒小册子(《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不禁感慨万千。近日,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三本加氏著作,包括《富裕社会》(1958)、《不确定的时代》(1976)和《美好社会》(1996),希望这一次,加尔布雷思的名字能为更多人所知。

     

    人们将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略分为三类,即学院派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媒体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特点在于贯通三界。在学院领域,他担任过哈佛大学讲师、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最后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多年,是保罗•M·沃伯格讲座经济学名誉教授,学院生涯的巅峰是1972年被推举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4-1987年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主席。在政治领域,他历任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顾问、全美农场主协会联盟(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常驻经济学家、国防顾问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官员、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团长、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民主党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主席,出任过几届总统及总统候选人顾问,还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等重要职务。在媒体领域,他从大学时代即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应卢斯邀请担任过《财富》杂志的编委、为BBC写过专题片、创建了期刊《后凯恩斯经济学》(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甚至还写过3部小说,最为惊人的是,他是罗斯福、肯尼迪和约翰逊写作班底的成员,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演说正是他的捉刀之作,他的文笔清晰明了、亦庄亦谐,人称“加尔布雷思式文体”,这般好文笔使他的著作每每成为畅销书,使经济学走向大众,也为他赢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名望。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格洛里亚·斯坦内姆(Gloria Steinem)坦言,“在学术圈子里,他身背其著述易懂可读之罪,有时也因此而不被信任”。如果说人生缺憾,在一般人看来,大概是他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不以建立某套经济学理论为目标,而是以社会现实问题为旨归;不是以数理分析为依托,而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石。在他看来,经济学必须打破重物轻人、只看产值不看福利的倾向,经济学家有责任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同道好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加尔布雷思在方法上的特性是运用了批判性描述(critical description)方法,而这是经济学通常所排斥的方法。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加尔布雷思使经济学不仅有“头脑”、更有了“心肝”。时至今日,他昔日所提出的一些观念诸如反对贫困、反对战争、保护环境、权力均衡、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对货币主义的警惕、对过度消费的担忧等等已成为常识,这也恰恰说明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前瞻性,他的观点得以被社会接纳和流传——与其让经济理论空置于教科书中,不如让思想直接干预现实。

     

    在新出版的这三种著作中,我对根据BBC电视片解说词所改编的《不确定的年代》最有兴趣,不仅是因为它通俗易懂,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经济思想史,而是因为从中能够看出加尔布雷思本人的思想传承,他是如何融汇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在他那里和平共处进而成为“新社会主义”,深入浅出到了这种化境,佩服。

     

    国内出版的加氏著作:http://www.douban.com/doulist/272458/

     

     

     

  • 2009-07-08

    O后面的女人 - [书事]

     

     

    O

    嗯,不是N后面的那个O,也不是P前面的那个O,此O不是彼O

    凡是看到此O会心一笑的,应该都看过或者了解情色巨著《O的故事》。1998年李银河老师的《虐恋亚文化》后面附了这篇小说,使国人大开眼界。这种亚文化,好比臭豆腐、榴莲、发霉的奶酪,不喜欢的为之掩鼻,喜欢的甘之若饴。潘光旦先生考证说,它在中国也是小河流水、渊源有自,不算什么新鲜事物。只是令人想不到,大众文化的确有两手,能把亚文化“颠覆”为主流文化,再把主流文化“变质”为商业文化,于是这“很黄很暴力”的小众的私密的趣味几乎成了大众的公开的狂欢,不见每年的旧金山大巡游一派阳光灿烂,开心网上买卖奴隶之风兴盛,连MSN都有人调侃地改为:SM,嗯!

    凡是见到本书副标题“藏在《O的故事》中的女人”而双目放光急急渴渴要看要看的,估计全是中过O的流毒的人——倒不一定“SM嗯”,但起码八卦入骨,想了解《O的故事》的女作者是何等妖人能这样颠倒众生。有趣的是,不仅我辈如此,高人也如此。轶事一则:小说出版后因“有伤风化”而被查禁,最后,作者通过私人关系参加了一个午餐聚会,到场者有掌玺大臣和法兰西银行总裁,而第二天,禁令就被取消了。事后,作者通情达理地回忆说,掌玺大臣“只是想看看那个写了这样一本书的女人长着一颗怎样的脑袋,她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一直在看我,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既没有让我感到尴尬,也没有想让我感谢他。”至于银行总裁,那是个清教徒式的人物,但是在午餐结束告别时,他坚持陪伴她走到车前,说“我很高兴能认识您”、并行吻手礼。是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让我们看看作者的“真面目”吧,也许,一见之下,我们什么都能宽恕、什么都能原谅。

     

    19546月,《O的故事》在半地下状态中出版,带有精英文学的一切特征:色情的内容、豪华的装帧、不菲的价格,平装版订价24.63法郎,印行两千册,精装编号典藏版印了600册。此书只在巴黎文人圈中通过口耳相传销售,却在19551月获得了双偶文学奖,那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各大报纸杂志登载了一张照片,作者“波利娜·雷阿热”脸上蒙着一块毛巾,双手戴着手套,举着她的书,显得有些奇形怪状。“色情小说”获了大奖的新闻引发舆论热议,也引起了当局的关注。19554月内务部决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该书、同时禁止通过公共渠道销售和做广告。1958年轻罪法庭以有伤风化罪起诉了该书的出版商雅克·博韦和该书序言作者让·波朗。不过,出于“大革命前那种优雅态度、对待女人的一种贵族气”,作者本人倒没有受到调查。

    “波利娜·雷阿热”名不见经传,大家纷纷猜测这假名后的真身是谁,可是作者显然不愿意公开身份。在作者缄默无语的同时,《O的故事》不胫而走,1974年出版了口袋本,全球热卖了百多万册,被译成20多种文字,还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一方面它赢得了文学经典的声誉,一方面也引发了女权主义者的论战。直到1994年,也就是小说问世40年后,谜底终于揭晓,“波利娜·雷阿热”原来是“多米尼克·奥利”,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杰出的翻译家、伽利玛出版社审稿委员会唯一女审稿人、多项法国文学奖的评委,一位严谨、温和、小心翼翼的女人。《纽约客》记者非常惊讶,他面前的“伟大的色情作家”是个年纪很大的女人,穿得周周正正,蓝白相间的羊毛开衫,红蓝细条纹的领巾,简朴大方。

    人不可貌相,文未必如其人。

     

    多米尼克·奥利1907年出生,写作《O的故事》时47岁,坦白作者身份时87岁,去世时90岁。 终其一生,她未曾吐露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也是她一生唯一的一部小说。正是因此,传记《多米尼克·奥利》在2006年的出版,成为法国文坛的一件大事。这是第一部以这个传奇女性为传主的传记,写得中规中矩,资料翔实,达600页之巨,并获得2006年龚古尔传记文学奖。作者为1978年出生的安吉·大卫,她是法国文学博士、《文学杂志》编辑、算得上是多米尼克的同事。年轻的安吉颇有自知之明,她说:“因为无从知道多米尼克·奥利为什么要写《O的故事》,我只是收集了一些关于她写作方式的细节……不是要寻找她的写作意图,而是要寻找这部小说发生的开端。这些表面的能够给我们以一定信息的因素存在于她的作品中,她独立撰写的作品或者她和其他人合作的作品之中。至于其余的,我们只能在慢慢了解她的生活之后才能有所理解。写作的状况和前面那些因素有关,这仿佛是个猜谜游戏,又像是一封无法投寄的死信……”是啊,安吉向读者展示的,不过是多米尼克的外围世界,她的丈夫、儿子、男情人们、女情人们、作品、文学传统、工作环境、人际圈子、只言片语,但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却无从知晓,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一直想知道却一直无法知道从而更希望知道:她有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

    《多米尼克·奥利》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波利娜·雷阿热”写《O的故事》出版所引起的风波、当时的文学圈子与风尚、特别是她与出版界及文学界的大人物让·波朗的情人关系。波朗的年纪与多米尼克父亲的年纪相仿佛,不仅如此,波朗还与多米尼克的父亲共同工作过。1941年末,波朗第一次热情接待多米尼克,预备帮助她出版《法国宗教诗歌选》,二人从信任到友谊、再过度到地下爱情。由于妻子瘫痪在床,波朗出于责任无法离婚。但是他既给了多米尼克爱情,也引导她步步为营地在巴黎文艺圈扎下根来。是波朗给《O的故事》找到出版商,并亲自作序《奴役中的幸福》;而另一方面,《O的故事》也是多米尼克写给波朗的“情书”。1968年,出版商要求多米尼克增补最后一章《回到卢瓦西》,恰逢波朗濒危住院,多米尼克在波朗的病床边写下了优美的《一个坠入情网的女孩》,不久后波朗辞世。这篇文章或称“小说”后来成为《回到卢瓦西》的序言,也是了解《O的故事》创作过程的重要文献。多米尼克写道:“女孩写作,就像在黑夜里和爱人说话,那些爱的词语被抑制了太久,终于流淌出来,平生第一次她毫不犹豫地写着,不曾中断,不曾喘息,没有拒绝,写作,仿若呼吸一般,仿若做梦。”那是1951年的夏天,在与父母、儿子共同生活的房子里,她在夜里躲起来写作,由于受偏头痛折磨,她“像中枪的狗一样侧卧着,右手拿着一支很黑的铅笔,开始写一个她曾经说过要写的故事。”第二天,多米尼克把写好的部分拿给波朗看,波朗是色情小说爱好者、当时正在写《萨德侯爵和他的同谋》,见到手稿大喜过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是的,《O的故事》是写给波朗的情书,是存在于二人间的色情游戏,是“为了吸引他!”。

    《多米尼克·奥利》的第二部分是“安娜·德克洛”,这是多米尼克的本名,这一部分写她的父母双亲、她的宗教经验、学校教育、文学趣味的养成,写她的唯一一次失败的婚姻、她的有心理疾患的儿子,写她在波朗之前的地下爱情,对方是小有名气的极右翼的知识分子梯也里·穆尔尼埃(原名雅克·塔拉格朗),以及她在二战中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的情况,还有堪称她的孪生兄弟的文人布朗肖,他与波朗和多米尼克那复杂暧昧的关系。

    《多米尼克·奥利》的第三部分回到“多米尼克”,主要写她的同性恋情,与来自极左阵营的女文人埃迪特·托马斯——如果说《O的故事》这封情书是给让波朗的,同样也是给埃迪特的,这是多米尼克最爱的两个人。安吉认为,波朗是《O的故事》里斯蒂芬爵士的原型,埃迪特则是安娜-玛丽的原型。除此之外,多米尼克的另一个同性情人雅尼娜·埃普雷也在本章占了大量笔墨,雅尼娜写有色情小说《零度厄洛斯》,她与丈夫主持着当时著名的性聚会,是当时著名的“荡妇”,很可能,雅尼娜就是O的原型。总体而言,多米尼克是双性恋者,她在男性情人面前恭顺,在女性情人面前则主动大胆。

     

    安吉试图指出,多米尼克的色情文学基于深厚的欧洲文学传统,而这也是她从小就浸润于中的,薄伽丘、克雷比永、伏尔泰、萨德……而使她的文学有古典的精致劲儿的,当然还有另外一脉:宗教诗歌、莎士比亚、伍尔夫、普鲁斯特。作为审稿人,多米尼克品味杰出,是她保荐了萨冈,是她推举了娜塔莉·萨洛特,当然,她也特别喜欢三岛由纪夫。安吉还试图指出,写作色情文学,几乎是保守的50年代的文人风尚,是另一种“抵抗的文学”,比如巴塔耶的《爱德华达夫人》和《眼睛的历史》、芒迪亚戈的《封闭城堡中的英国人》、阿拉贡的《伊莱娜的阴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甚至女性作家们也同样活跃,比如雅尼娜的《零度厄洛斯》、卡特琳娜·格里耶(也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夫人)向“波利娜·雷阿热”的致敬之作《图像》。如此看来,多米尼克也算不得多么“特别”,但是,多米尼克本人对于文学的定义值得关注,她说:

    文学“必须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不管写的是什么,总之应该是别人写不出的东西。作者本人甚至都意识不到,只有其他人才能够听出他的声音,独特的声音。如果出于偶然,或者纯粹是碰巧,您翻开一本这个人的书,您不是去‘读’他,而是‘听’到了他的存在,那您就是碰上了真正的作者。”

    以此衡量,《O的故事》是真正的文学,因为你能在梦幻般的叙述中听到一个声音,不同于寻常的恋人絮语、而是发自最黑暗处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呐喊,但也同样是,爱的声音。

     

     

    《多米尼克·奥利》,安吉·大卫著,袁筱一翻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