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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马太福音》里涉及“珍珠之喻”的地方一共两处:一是“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二是“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珍珠,遇见一颗重价的珍珠,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珍珠。”根据经学家奥里金的解释,这里的“珍珠”是指“上帝或耶稣的道”。但是,社会文化史家看到的或许是另一面:珍珠之喻得以成立的社会基础是:珍珠的确珍贵,珍贵到一颗好珍珠足以与一个商人的全部财产等值。
      
      需求决定价值,而人类对珍珠的需求一直很难抑制。有史可考的最古老的珍珠饰品出现于四千三百多年前的古波斯。波斯湾出产的珍珠令人趋之若鹜,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国王们不仅用它来装饰衣服,就连精心修剪的美髯上也要编织粒粒珍珠。随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至波斯边境,顺便也引入了珍珠贸易。罗马人将珍珠视为美神维纳斯的象征,在凯撒大帝和卡里古拉大帝的带动下,珍珠成为上流社会最喜爱的装饰品。最奢侈的珍珠传说来自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她拥有两颗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珍珠,在宴请安东尼的时候,出于夸富心理,她让仆人送上一支装着浓醋的高脚杯,然后把她价值连城的珍珠耳环浸入其中,一饮而尽。
      
      步入基督教时代,《圣经》试图调整妇女与珍珠的关系,“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换言之,被誉为珍珠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应佩戴珍珠的。在中世纪的虔敬氛围里,只有宗教器物、特别是圣母像,值得用珍珠来做装饰。
      
      变化发生在16世纪,这个世纪又被称为“珍珠时代”。文艺复兴对人性的解放之一,是使权贵们无视圣经的训诫,僭越地用珍珠装饰自己。自比为童贞女的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拥有超过3000件绣着珍珠的衣裳,在著名的1588年《舰队肖像》上,她的头发上插着24颗鸽子蛋大小的梨形珍珠;胸前挂着至少六圈垂坠到腰部以下的珍珠项链;蓬松的袖子上缝着数十颗大粒珍珠;皮氅边缘亦绣着一颗颗密集排列的珍珠;旁边摆着的王冠上,镶嵌有四种近百颗形状尺寸不一的珍珠。一眼望去,女王犹如淹没在珍珠的海洋,奢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这个时代,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珍珠的出产区,从太平洋、哥伦比亚海岸、委内瑞拉,珍珠源源不断地被运送至欧洲,原本仅属于贵族的珍珠逐渐走进市民家庭。为了遏制珍珠向低层阶级的流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两个城市甚至颁发了《珍珠法》,明确规定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佩戴珍珠。但是,一纸公文哪里禁得住全民狂热。
      
      到了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笔下,富裕市民的家庭中已经时时闪动着珍珠的特殊光泽——在他现存的35幅作品中,至少有8幅作品描绘了戴珍珠耳环的女性,最为著名的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颗夺目的珍珠,甚至比伊莉莎白女王身上最大的珍珠还要硕大。众所周知,评价珍珠价值的首要标准永远是尺寸大小,一个穿着朴素的市民少女怎可能佩戴一颗富可敌国的珍珠?除非它是赝品!的确,一部珍珠的流行史总是伴行着另一部珍珠的人造史,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能工巧匠已经学会在小球外包裹一层银粉或玻璃,以模仿天然珍珠的质感。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设计出一种人造大粒珍珠的方法,即用柠檬汁溶解小粒而廉价的珍珠,晾干得到珍珠粉,再与鸡蛋清混合,塑造成形状规则、浑圆的大珍珠。善于制造玻璃的威尼斯人发明出另外一种仿制工艺,他们将液态水银填满玻璃珠。迷恋玫瑰念珠的法国人发明了一种更廉价的替代方法,他们用鲱鱼和沙丁鱼的鳞片搀合树脂,制成的人造珍珠光泽几可乱真。在维米尔的时代,人造珍珠的技术已经日益完善,一颗鸽子蛋大小的假珍珠?是的,绝对有可能。在随后以不规则珍珠命名的“巴洛克”时代,匠人们还发明了制造畸形珍珠的妙方:将圆形珍珠放入鸽子体内,让它们在消化过程中腐蚀表层,再将珍珠放入鱼鳔中加热。
        
      如何解释这种“珍珠狂热”呢?第一个对人类“奢侈”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维尔纳•桑巴特睿智地指出,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发生的,任何使眼耳鼻舌身愉悦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而且恰恰是对这些物品的消费构成了奢侈。以珍珠为例,它莹润的光泽、圆润的形状、温润的质感,满足了人们的某种视觉和触觉需要,激发了一种特殊的“美感”,这使珍珠从物质属性上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珠宝”。在此基础上,当财富开始增长而人们的欲望得以解放的时候,奢侈就开始形成了。同时,其他一些心理动机也进一步推动奢侈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雄心、虚荣、攀比、权力欲和炫耀欲。以挥霍来赢得社会尊重、以奢侈来谋求社会地位,植根于人类本性中的这种恶习创造了资本主义本身。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诠释了这种由“恶”驱动的新型“社会哲学”:“虚荣和忌妒本身,/决定了工业的发展,/美食、家具和服装,/显示了他们的愚蠢和轻浮,/而这种古怪可笑的恶习,/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
      
      就这样,珍珠成为女人们的“恋物癖”的投射对象,举凡女皇与公主、贵妇与名媛、女演员和交际花、白领丽人和普通主妇,概莫能外。步入20世纪以后,随着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珍珠的成功,以及夏奈尔开创的对人造珠宝的公开使用,真假珍珠从上层社会向下一路蔓延渗透,哪个女性没有一件或贵或贱、或真或假的珍珠饰品呢。只不过,当珍珠要继续发挥它的社会区隔作用,更贵的、更稀有的、更大更圆更亮的珍珠,就必然是大众欲望的铁律。在蒂凡尼门外,始终有郝丽那样的年轻女孩啃着早餐做着梦,梦想着有一天把身上的人造珍珠项链换成天然珍珠,哪怕几颗也好。
      
      德国人克劳迪娅•朗法可尼编写的这部《女人与珍珠:绘画与摄影中的恋物史》,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图文馆•女人书”系列中的一部,全书包括一部简短的珍珠文化史,以及五章六十幅艺术作品的图片与阐释,印刷得十分精美。唯一可惜的是,作者对中国的珍珠文化不熟悉,只提及寥寥数语。
      
      中国对珍珠的奢侈消费亦是源远流长,秦代,已有出于南海的“南珠”进贡皇帝。宋代,贵族竞尚辽东海域出产的“北珠”,“倾府库以市无用之物”,对国运大有影响。明代,国际贸易发达,珍珠的交易和开采繁荣,弘治十二年,在广西合浦采捕天然珍珠“二万八千两”,《金瓶梅》里李瓶儿从梁中书府上挟来“一百颗西洋大珠”,当是另一种来自异域的珍珠。满族人也尚珍珠,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诸河中出产的“东珠”匀圆莹白,大可半寸,成为王公命妇的冠顶饰物。《大清会典》定皇后朝冠用珍珠320颗,妃嫔按等级分别为192、188、172颗,秩序井然。“东珠”因其珍贵,由黑龙江将军设置“珠轩”进行统一的采珠管理。最费人思量的一处来自小说《红楼梦》,第九十二回冯紫英拿来一颗西洋“母珠”向贾府兜售,这珠子如桂圆大、光华耀目,将小珠子置于茶盘上再放入母珠,“那些小珠子儿滴溜滴溜滚到大珠身边来,一回儿把这颗大珠子抬高了,别处的小珠子一颗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这颗母珠要价一万两银子,实属天价。认真想想,该不会是西方的人造珍珠、并且使用了磁力原理吧?
      
      
      
      已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