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07-19

    涂鸦的境界 - [画事]

     

     

    201175,美国艺术家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去世,享年83岁。《纽约时报》、《卫报》等重量级媒体迅即发布了悼念文字,一个纪念风潮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而普罗大众却难免瞠目结舌:谁?谁是塞·托姆布雷?

     

    在某种意义上,托姆布雷的神话印证了当代艺术名利场的一条铁律:高寿的隐士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他的一生的确是越到最后越精彩:2001年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2005年早期画作“纽约市”在苏富比拍卖出了约合6400万人民币的高价。2007年一名30岁的法国女画家“因受艺术的感染”而亲吻他的画作,由此引发的官司被传为“艺苑美谈”。2008年英国泰德美术馆为他举办终身成就展。201082岁高龄的他受邀为卢浮宫绘制了天顶画。

      

    如果回到50年前,托姆布雷是被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 加斯帕·约翰斯(Jasper Johns)遮蔽住的“新抽象表现主义”三人群体中的“第三个影子一样的人物”。狭义上的抽象表现主义是二战后以纽约为中心的、也是第一个由美国发起的先锋艺术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杰克逊·波拉克(Jackson Pollock)是托姆布雷青年时代的榜样,波拉克站在画布上将颜料直接滴洒泼溅,将体验性、偶然性和物质性融为一体。可是在劳申伯格看来,固守于平面绘画的波拉克还是太保守了,1955年劳申伯格在自己的床上涂洒颜料,这个名叫《床》的“混合艺术作品”挑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同性恋伙伴约翰斯也不输人后,国旗、地图、标靶、数字,诸种象征符号以及混合媒介的运用有将前卫进行到底的姿态。托姆布雷与他们二人交好,但是低调得多,50年代初期他甚至拒绝了著名的“艺术学生联盟”为他举办个人画展的提议,他说,他还没有准备好。

     

    在先锋群体中,托姆布雷有着不太寻常的“命运”,1957他在意大利邂逅了未来的妻子、女画家塔蒂娜·弗朗采特(Tatiana Franchetti),她来自于意大利一个以赞助艺术家而著名的传奇家族,自此以后,托姆布雷选择定居意大利,过上了富裕而舒适的“隐士”生活。在60年代的激进氛围里,这样的生活是被人羡慕嫉妒恨的。Vogue杂志专门报道了“托姆布雷先生”的阔气生活,附上了他那优雅的罗马公寓的照片。在同时,托姆布雷的画展遭遇惨败,评论家不厚道地说:“那儿有几滴颜料、几滴飞溅颜料,偶尔有根线条……总之,啥也不是。”这场打击十分沉重,托姆布雷在后来的几年很少作画,他学会了更全面地“退隐”,对自己的作品不置一词,对批评家的评点不屑一顾,对任何形式的公开宣传能免就免。

     

    所谓福祸相倚,在隐居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缪斯、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他的缪斯是文学,是亚历山大·蒲伯翻译的《伊利亚德》,是里尔克对于玫瑰的吟咏,是艾略特的《荒原》,是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而他的表现方式又是如此“自我”,巨大的尺幅,潦草的笔触,流淌的颜色,重复的线条,涂鸦的词汇。就这样,他成了后现代艺术的集大成者,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概念主义、波普和涂鸦,这些元素被他兼收并蓄重新组合,铸就了讣告上的那一句:“20世纪战后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后现代艺术最吊诡的地方是,出发点是对经典的颠覆,终点却抵达了新的经典。故作玄奥的评论家们已经发展出种种晦涩的说辞,诸如“他的作品的起源,是由个体与历史的最初的忧郁而决定的,这种情愫,源于对神秘的解构。在这个框架下,加工过程和任意挥洒,都是绘画形成的物质性特性,解释并描绘了一种想像的现象学。”其实哪需如此复杂,且看他在卢浮宫的那副巨作吧:在3750平方英尺的广大蔚蓝底色上,飘浮着灰白、蓝绿色的团块,另有希腊雕塑家的名单以稚拙的笔触展现在画面边缘。是的,艺术是直指人心的,即便是涂鸦艺术,也可以如此庄严、宁静、恢宏而古典。如果有天堂的话,天堂会不会是他笔下的这般模样。12岁开始习画的他,在天堂里也还是会继续涂鸦吧。不是每一个涂鸦者都有机会成为托姆布雷,在1995年的一次展览中,策展人觉得有必要提醒观众:“Your Kid Could Not Do This, and Other Reflections on Cy Twombly.

     

     

     

     

     

     

     

     

    本文节选已经发表于财新网,请勿转载。

     

     

     

     

     

  • 2011-07-08

    你我皆S--B - [书事]

     

     

    在他35岁的时候,他笔下的自己、一个“势利者专家”(snobographer)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显得文静的青年,穿一件白色轻便大衣,打一条深红色的绸缎领带,穿一条淡蓝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顶部有装饰的靴子,别着一只翡翠胸针,在白色帽子上绕一条黑色绉纱,拿着一支把柄镀得相当金黄的竹手杖。”他给这个风流倜傥、仪表整饬的公子哥指定的年龄是:22岁。
      
      22岁,那真是他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日子,就在前一年,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他的父亲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金融部的高级秘书,母亲是英属印度殖民地名噪一时的美人。不幸的是,在他4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根据殖民地的传统,6岁的他从印度被送回英国读书。9岁那年,母亲改嫁给自己的初恋情人,二人相携从印度回到英国,可是他享受不到家庭的幸福。英国的寄宿学校总是冰冷残酷,文弱的他被打折了鼻子,只在素描和写作方面不输人后。在剑桥的岁月同样不尽如人意,他居然输掉了诗歌比赛。19岁,他放弃了文凭,离开大学游历欧陆,与他那种地位的青年一样,不免沾染上一些虚荣的习惯。然后就到了快乐的21岁,终于获得了财产处置权。此时的他一身纨绔子弟的习气,一掷千金且赌博成瘾,又投资于两份报纸,享受着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快乐。无疑,那个22岁的白衣白帽、别着翡翠胸针的他,就是十几年后他大加嘲讽的对象:一个S- -B。
      
      威廉•麦克佩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小说家群体中,排名仅次于狄更斯。可是到了21世纪,读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也许是因为他作品的主题——对贵族势利者的嘲讽——已经过时了吧。
      
      使萨克雷从“势利者”变成“势利嘲讽者”的转变发生于他23-25岁的时候。由于印度两家银行的倒闭,他本人与母亲和继父的财产转眼间灰飞烟灭,投资的报纸也彻底破了产,而且他要结婚!根据当时庸俗的社会风习,他沉痛而愤怒地写到:“你没有贴身女侍就不要谈情说爱,没有马匹马车就不要结婚,没有穿号衣的侍者和法国女佣心里就别想着要老婆,膝上也不会有孩子;你必须有一辆浮华的布鲁厄姆车,否则就滚蛋;假如你和穷人结婚,社会就将你抛弃;亲属们会把你当一个罪犯避而远之,伯母伯父们对你会不屑一顾,为你那种十分糟糕的行为哀叹。”
      
      总之,悠游岁月的时光结束了,养家糊口的压力瞬时降临。当一个人从金钱的顶峰跌至谷底、又要拼命维持自己在等级社会中的地位,这种时刻,大概是最能饱尝世事炎凉的。慌不择路的萨克雷,尽其所能写各种各样的文章、然后投向各种各样的报刊。幸运的是,他很快得到两个专栏撰稿人的位子,从此开始了鬻字疗饥的一生。
      
      1842年,他向刚刚创刊不久的《笨拙》杂志投稿。1846年开始,他在《笨拙》的专栏上连载《势利者》,一共45篇,大受欢迎。1848年,在欧洲革命的疾风暴雨之年,他凭借两部作品大红大紫,一部是长篇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另一部就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专栏文章结集:《势利者脸谱》(The Book of Snobs)。
      
      《势利者脸谱》是一部相当“毒舌”的散文作品,充满英国式的一本正经的冷幽默。为了达成效果,萨克雷放低姿态,首先承认自己就是势利者大军中的一员,他生造了“snobographer”一词,在题记中指明“由自身即为势利者之一的人所作。”在书中,他开列了王室势利者、贵族势利者、都市里的势利者、军队中的势利者、神职中的势利者、大学中的势利者、文学中的势利者、欧洲大陆上的势利者、欧洲大陆上的英国势利者、乡下的势利者、俱乐部的势利者、外出进餐的势利者、请客进餐的势利者等等类别,刻画出一幅幅漫画式的势利者肖像。正是从此书开始,“势利者”(snob)一词风靡一时,而它的缩写“S- -B”也在各种场合隐晦地被提到,并每每伴以会心的微笑。
      
      萨克雷说,在他写《势利者脸谱》的时候,“snob”这个英文词汇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那么它的词源是什么呢?有好事者指出,这是拉丁词sine nobilitate的缩写,意思是“非贵族”,该词曾出现在英国著名中学学生名单上,标在那些不属于贵族的学生姓氏前面。还有人说是来自拉丁短语quasi nobilis,意思是“几乎是贵族”。当代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鲁维洛瓦指出,萨克雷参照的是18世纪末剑桥大学学生们的俚语,他们所说的“snob”是指那些与大学研究院和知识分子相对的市民、资产阶级。其实,萨克雷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曾与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小刊物“The Snob and The Gownsman”,除了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将教士阶层也包括在嘲讽之列。
      
      那么谁是“snob”呢?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萨克雷说:“你如果看不起自己的邻居,你就是一个势利者;你如果忘记自己的朋友们,卑鄙地追随那些地位更高的朋友,你就是一个势利者;你如果为自己的贫困羞耻,为自己的职业脸红,你就是一个势利者;正如你如果吹嘘自己的出身、或为你的财富感到得意,你也会是个势利者一样。”势利者有相对和绝对之分,绝对的势利者从年轻一直势利到死,而相对的势利者只是在生活里的某种情况下才成为势利者,但无疑,每个人都是势利者。洞察世情的萨克雷说指出:“贫穷的势利者模仿富裕的势利者,低微的势利者拜倒在骄傲的势利者脚下,伟大的势利者对卑贱的势利者指手划脚……”趋炎附势、卑躬屈膝、卖弄摆阔、颐指气使、附庸风雅、自吹自擂、矫揉造作,这世界每天都上演着势利者的悲喜剧。
      
      在萨克雷的时代,贵族阶级依然存在,富豪们风头更劲,在等级制的社会阶梯上,无数中产阶级渴望着向上爬。势利者是渴望获得一种高于现有社会地位的人,他是一个野心家,他是一个模仿者,他是一个僭越者,他梦想着攀附上等阶级,分享那个阶级所固有的优越感和特权,只要目的达到,他转眼就会傲视自己原属的阶级。这样的时代主题在19世纪欧洲作家笔下有相当集中的体现,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笔下的马蒂尔德,总之,在上的贬抑在下的,在下的攀附在上的,假的试图伪装成真的,真的变换方式防范假的……
      
      你我皆凡人,所以你我皆S—B,这一切之所以存在的关键点,按照萨克雷悲天悯人的表述,“人就是一出戏剧——它充满奇迹、感情、秘密、卑鄙、美妙和真实等等。每个人的心中就是名利场里的一个分隔的小间。” 上帝创造了世界,同时也创造了势利者,亚当夏娃用穿上树叶的行动来模仿穿衣的上帝和天使,这可能就是势利行为的开始。一直要到20世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除了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外,人类还有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一直要到20世纪,从戈夫曼的表演论和赫伊津哈的游戏论里,人们才对普遍性的“角色扮演”有了更深刻的体察。
      
      当今社会,萨克雷当年所憎恨的“阶级势利”已经被大大淡化,目前大众践行的是“时尚势利”。如果萨克雷再世,美美BABY那些爱马仕包包,大概会被他写成很精彩的一篇吧。
      
      我这个势利者一边攒着这篇笔记一边还惦记着刚刚看到的一幅翡翠耳坠子,水头好,正阳绿,就是贵啊就是贵。我特意抄下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的一段与S—B们共勉:
      
      “贪婪,邪恶的根源
      这种该死的毛病,
      助长了有害的恶习,
      并为挥霍提供了条件。
      
      奢侈,贵族的罪恶,
      可无数穷人藉此谋生,
      可恶的傲慢使更多的穷人活命。
      
      虚荣和忌妒本身,
      决定了工业的发展,
      美食、家具和服装,
      显示了他们的愚蠢和轻浮,
      而这种古怪可笑的恶习,
      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
      
      萨克雷也叹道:“除了势利之外世俗还能是什么呢?”

     

  • 2011-02-28

    认真对待名字 - [书事]

      

     

     
    每次走进上博的青铜器馆,不禁要唏嘘:古人是如此一丝不苟地对待“吃饭喝酒”这件事啊!在青铜器里,属于酒器的,有斝(jia),有角,有觯(zhi),有觥,有尊,有卣(you),有盉(he),有彝,有罍(lei),有壶,有爵,有温酒的,有盛酒的,有调酒的,有分酒的,有饮酒的,各司其职。属于食器的,有鼎,有鬲(li),有甗(yan),有簋(gui),有簠(fu),有盨(xu),有敦(dui),有豆,有蒸锅,有煮锅,有火锅,有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碗,盛肉、盛肉酱、盛粮食的是要分开的。还有水器,接水的盘,洗手洗脸时用来浇水的匜(yi),漱口或饮食用的盂,不胜枚举。最后,还有用于伴奏的乐器,比如编钟。这还不算完呢,每件器物以铸以陶,嵌金错银,刻铭堆纹,什么云纹、雷纹、龙纹、鸟纹、兽面纹,纹上有纹,不厌其繁。或许古人也觉得这饭吃得太过隆重了,因此安了个祭祀天地祖宗的名目,仪礼前半段是人与神灵的交流,后半段,“拜拜”完了,撤下来的酒肉饭食,切吧切吧分给众人,大快朵颐。“飨”和“宴”,就这样天人两便,皆大欢喜。附带一句,在周代文明中,正统的坐具就是“筵席”——“筵”字从竹,竹料做成,用以铺地;“席”字原来有个草字头,用草编织,较为柔软,铺在筵上成为坐具。古人的“席地而坐”,其实是有很多讲究在里面的,天子的厅堂才能铺九张筵,诸侯七张,余者递减,不可僭越。
      
    可惜的是,如很多博物馆的弊病,青铜馆里由灯光幽幽照亮的古代文物,孤零零地悬置在玻璃展柜里,在原来的祭祀或生活情境中它们是如何陈列和使用的,在它们周边还有些什么,它们的造型和纹样对于后世有哪些影响,只有学习文博和考古专业的人们知道,我们不知道。
      
    因此扬之水的新书《明式家具之前》的第一篇,很让我满意地论及“青铜器的周边”和“筵席之上”。她讲到了“俎”、“棜”、“禁”、“案”、“桯”,分别是盛肉的两端有足的长方形浅盘,置放酒器的无足器座,盛放酒尊的有足器座,盛放食具的有足器座,盛放食具的比桯更长一点的有足器座。看起来琐细饾饤,但是要结合实物、考古发掘报告、古代文献、图像和历代考据,做起来并不容易,表述得精确而易于理解,可能更难。所谓“一事一物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譬如“俎”的立板式足的中间挖作尖拱,便是后世家具“壶门”的渊源之一,这样的工作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尤其需要一支流畅而克制的笔。“名物之学”本是经学中的一支,研究和古代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古代器物的名称和用途。很多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消失的名字、很多在历史流转中已经混淆融合的器物,要靠这样的考证一一还原本来面目。翻扬之水近几年来的著述,柔软的文艺腔越来越弱,阳刚的学术气越来越浓,我觉得是好事。
      
    由此篇引发的一点杂感,在命名方面,古人重视差异,所以分类细致,譬如“马”字旁的字,有近三十种之多,分别表现不同毛色的马,“骓(zhui)”是黑白相间的马,“骝(liu)”是黑鬃黑尾的红马,“骠(piao)”是黄色有白斑的马。唐诺在《文字的故事》里总结了151个与“玉”有关的汉字,他怀疑,其中大多数的字不是概称不是类别,而是专有名词,指的是独一无二的、那一颗特别的玉。与古人相比,今人活得粗糙,我们只关注大类,所以偏爱复合名词,用一个“床”就包容了所有的寝具,仅在前面加特征描述,“双人床”、“单人床”、“高架床”、“双层床”、“客床和坐卧两用床”,再细的特征就要靠商标了,“宜家伯克兰双人床”、“贝乐堡达芬奇婴儿床”,那都是什么东西?

     
    《明式家具之前》收了四篇文章,分别是《古典的记忆——两周家具概说》、《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发微》、《行障与挂轴》、《唐宋时代的床和桌》。第一篇曾收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燕衎之暇——中国古代家具论文》,第二篇曾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后两篇在《终朝采蓝》和《古诗文名物新证》中亦可见到。期望扬之水新作甚或一部“中国古代家具史”的读者或许会有些失望。扬之水在跋里坦言,本书的确属于“抽印本”,缘于她对上海书店出版社这套“海上文库”的喜爱——“实在太喜欢书的样式”。作为海上文库的拥趸者,我颇能理解她的心情,只是,有些徇私地想着,如果每张图片都是全彩的,哪怕贵一点,那就更漂亮了。至于未能写成一部“明以前的中国家具史”,和她写了三本《奢华之色》却未曾命名为金银首饰器物史是一样的,源于她严格的学术自律,她认真对待书名。本书写高足坐家具的“古典记忆”,公平地讲,记忆是断续和跳跃的吧。
      
    实在说,我看到第44页那个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铜禁,第一次明白了这劳什子的作用和雕琢,险些哭了。网上图片找不到满意的,从豆友那里借来一张曾侯乙尊盘,雕琢更甚。

     

    照片出处: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850244563/

    另有这个相册推荐:上博青铜器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40656945/

    还有这个更权威的: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24902501/

    扬之水,《明式家具之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 2010-11-10

    女人的慈悲 - [书事]

     

     

     

     

     

    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同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1927年,梁思成获建筑系的硕士学位,林徽因则获得美术学院的学士学位。19283月,他们在渥太华举行婚礼,随后到欧洲度蜜月。同年8月,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他们回到中国,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梁思成的月薪是大洋265元,可谓相当优渥。可惜,由于九一八事件爆发,建筑系只办了三年就结束了。

     

    1931年,夫妻二人回到北平,参加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任校理。1932年,梁思成实地考察了蓟县独乐寺,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我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分析和描述的中国古建筑报告。同年他们的长子梁从诫出生,而向为肺病所困的林徽因,有了个神奇的康复时期,因此得以与梁思成共同外出考察。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他们除了测绘故宫的重要建筑六十余处、北平市内的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外,还离开北平调查了一百三十七个县市,调查古建筑殿堂房舍一千八百二十三座,详细测绘的建筑二百零六组,完成测绘图稿一千八百九十八张。19376月,他们在山西五台山找到了唐代的木构建筑佛光寺大殿,同时,抗日战争爆发,他们不得不踏上流亡的道路。全家19381月到达昆明,为了靠近史语所的资料,1939年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在贫病交加的境遇下,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仁坚持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考察,直至1941年经费断绝再也不可能进行野外工作为止。

     

    梁思成爱好美术,对雕塑情有独钟。1929-1930年在东北大学任教时,曾开设“中国雕塑史”一课,留有讲义提纲。1946-1947年在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讲授的也是中国艺术史及建筑史。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主办“远东社会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梁思成一人发表两个报告,分别是“唐宋雕塑”与“建筑发现”(惜乎大会报告,片纸无存)。1947年,梁思成曾为美国大百科全书写过《中国的艺术与建筑》一文,包含中国雕塑的历史源流及各时期的主要特点。利用在美国访问的机会,他也收集了散落在国外的中国历代雕塑的图片。当1947年回国时,梁思成曾向挚友表示,预备写一部《中国雕塑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终未如愿。

     

    上世纪90年代,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女士根据他30年代的讲义提纲、增补了图片,出版了《中国雕塑史》。该书始于上古而终于元,对明清一笔带过,略有不足之处。2010年,林洙女士又编辑出版了这部《佛像的历史》,主要依据是《中国的艺术与建筑》中有关雕塑的部分,配上当年梁思成拍摄收集的图片及有关报告和论述。这一次侧重于佛像雕塑的整理,因为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五台山佛光寺等翔实的实地考察材料,更为专业、颇有可观之处。

     

    通观全书,我最喜欢的佛像是第74页,现藏波士顿美术馆的北周观音像(见上图)。梁思成写道:“北周遗物,……其中尤以波士顿为精,菩萨为观音,立莲花上,四狮子蹲座四隅拱卫。菩萨执莲蓬,右手下垂,持物已毁。衣褶流畅,全身环珮极多。肩上袈裟,自两旁下垂,飘及于地。宝冠亦以珠环作饰,顶有小佛像。企立姿态颇自然,首微向前伸,腰微侧转。秀媚之中,隐有刚强之表示,由艺术之眼光视之,远在齐像之上矣。”一见难忘。

     

    并非专家,因此我看此书多半是“闲看”。第28页一帧照片,是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走在去云冈石窟的路上,我发现梁思成和刘敦桢把臂同行,林徽因一人着裙、策杖,在后面勉力相随,倒真是一丝没有小儿女态。281页下面的照片,是林徽因与山西汾阳灵岩寺一尊铁佛默然相对。林穿着旗袍,外披西装(梁的?),婉约极了。这一段配的文字是《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该报告署名梁思成、林徽因,我觉得是林徽因执笔的,因为怎么看都不似梁思成的严谨笔墨:

     

    “进门只见瓦砾土丘,满目荒凉,中间天王殿遗址,隆起如冢,气象堂皇。道中所见砖塔及重楼,尚落后甚远,更进又一土丘,当为原来前殿——中间露天跌坐两铁佛,中挟一无像大莲座;斜阳一瞥,奇趣动人,行人倦旅,至此几顿生妙悟,进入新境。再后当为正殿址,背景里楼塔愈迫近,更有铁佛三尊,趺坐慈静如前,东首一尊且低头前伛,现悯恻垂注之情。此时远山晚晴,天空如宇,两址反不殿而殿,严肃丽都,不藉梁栋丹青,朝拜者亦更沉默虔敬,不由自主了。”

     

    我很敬佩林洙女士,她只陪梁思成走过了11年婚姻岁月,也是波折岁月的11年,但是从1973年直至今日,全力以赴整理梁思成遗稿。在我辈庸众的眼光中,梁思成身边只有风华绝代的林徽因,哪里会看到另一位“林妹妹”。实话说,看到本书中林洙女士放了林徽因的照片,我大觉安慰,又有一丝不忍。女人慈悲起来啊,还真是慈悲。

     

    网上找不到书中采用的林徽因照片,我网上找了几张:

     

     

     

     

     

     梁思成、林徽因结婚像,那“婚纱”是林徽因自己设计的。

     

     

     

    1937年,林徽因在五台佛光寺大殿,是她发现这尊朴实的妇女雕像实为供养人像“宁公遇”。

     

     

    林徽因在测量经幢的高度。

     

     

    还是波士顿那尊观音菩萨。

     

     

     

    《佛像的历史》,梁思成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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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标题本身,套上了某个流行句式。句式原本是新奇的,用的人多了,磨损了,江河日下了,终于有一天正经人都不好意思用它了。时尚正如瘟疫,莫名其妙地扩散了,莫名其妙地消退了,与我们俗人一样反复无常。
      
      俗人中有一个品种,乖巧伶俐,学舌的本领是好的。这类人如果是女的、还年轻、经常混论坛的,看到第一段多半会娇嗔地说:“时尚去死去死!”好可惜,连批判俗套所用的依然是俗套,嗲是嗲的。俗人中还有一个品种,上过大学,知道分子,总疑心世人皆醉他独醒,看到第一段多半会语带讥讽地说:“陈词滥调,LZ才莫名其妙”。其实呢,他一招鲜,只会“反对到底”这一个招式,唉,作为一个称职的满世界喷火的愤怒青年,他的肝容易么。俗人中又有一个品种,在大学食堂里多苦了若干年,自命知识分子,尽管生理上心理上也三俗,好歹一边刷着下流网站一边上着豆瓣,头上套了件“媚雅”的丝袜,这就顾盼自雄,还真以为自己可以纵横四海指点江山了呢,“嗯”,他娴熟地看了眼AV女优再娴熟地敲打着键盘,屏幕上显示:“这个问题,建议LZ不妨看看勒庞……”
      
      我呸,最后这位就是那个小知产者,文化资本意义上的小资产者,小知产者神马的最讨厌了。
      
      翻看《庸见词典》第一个词条,这是一块试金石。“Abelard”。这是什么噢?无知嗲女翻翻她美丽的眼白,折身便走。愤怒青年冷峻地说(也许先骨勾了一下):法国那个哲学家阿伯拉尔?LZ,拜托是“é”不是“e”好不好?文化小资产者则儒雅地指点说:“不需要对他的哲学略知一二,甚至不必知道他著作的标题。——悄悄暗示富贝尔对他动的手术。——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坟墓。假如有人证明那个墓是假的,那就叫喊:“您使我幻想破灭”。
      
      我隔着屏幕和网线,看到了你脸上的会心微笑。说你呢,就是你,你就是那个文化小资产者,喜欢八卦阿伯拉尔和爱洛伊丝的韵事、特别是阿伯拉尔的被阉割,神往着他们生不同衾死则同穴的爱情,或许你还扫了两眼卢梭的《新爱洛伊斯》,或许还看了部电影叫《天堂窃情》。你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有点好为人师,我打赌,假如你看了如下词汇,必然会有如下的直觉反应:
      
      “上帝”——伏尔泰本人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也要把他发明出来”。
      “咖啡”——令人聪慧。喝不加糖的很有气派。
      “树林”——树林引人遐想。宜于作诗。秋天散步时,应该说“林中落叶满地”云云。
      “词典”——要说是供无知者使用的。
      
      承认吧,你不是《庸见词典》的普通读者,你自己就能写一部《庸见词典》。无知者根本不知道附庸风雅为何物,而能够附庸风雅的小知产阶级,无非是附庸了流行的庸见而已。译者施康强说,庸见是现成的见解、固定观念、多数人的看法、不假思索就作的结论、老生常谈。有时你以为自己是那少数人,但只要开腔,特别是庸众一起开腔并互相帮腔的时候,上帝都要气得笑了。
      
      1852年12月17日,福楼拜给女友露易丝•高莱写信(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起了福楼拜的梅毒和他与高莱的复杂男女关系是不是?),提到编写《庸见词典》的想法:
      
      “我又回到一个老想法:编一部《庸见词典》(你知道这是怎样一部书吗?)序言尤其令我兴奋,根据我的构思,它本身就像是一本书,我在里头攻击一切,但是没有一项法律能因此找我的麻烦。这部词典将是对人们赞同的一切的历史性颂扬。我将证明多数永远有理,少数永远有错。我将把伟人送给所有笨蛋去糟践,把殉道者送到刽子手的刀下,而且用一种极端夸张的、火箭喷发一般的文体。比如说,在文学领域,我将证明——这很容易做到——平庸因为是所有人都能够得着的,才是唯一合法的。因此需要排斥任何种类的创新,认定它是危险的、愚蠢的……对于所有可能遇到的话题,人们将能在词典里按字母顺序,找到为在社会上做一个体面的、可亲的人而必须说的话。……在整本书里,将没有一个词是出自我自己的。一旦读了它,人们将再也不敢讲话,深怕会脱口漏出一句收入这本书里的话。”
      
      因此《庸见词典》是一部沾沾自喜的小资产者的常用语词典。它有一点像包法利夫人阅读的来自巴黎的时尚杂志,上面有最新的时髦样子。资产阶级时尚害死人。
      
      能够给你以安慰的是,当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的死,你知道的,他哭了。在另外的地方,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记得福楼拜在《庸见词典》里这样解释“绶带”:“有诗意”,话里话外满是讽刺。不过,1863年他出入拿破仑一世的侄女玛蒂尔蒂公主的沙龙,1864年受到拿破仑三世皇帝的接见,1866年,他获得一枚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绶带的颜色是红色的。有诗意!福楼拜本人,这庸见和庸习的激烈批评者,也不过如此罢。
      
      祝贺你,找到这根稻草。《庸见词典》里还有一条适合你:“法兰西学院”,解释是:“诋毁它。不过,若有可能,努力成为它的一员。”对于你来说,这个“它”,可以置换为“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精英团体”、“名流小圈子”等等需要攀爬的物事。
      
      
      PS:愤怒青年不可轻举妄动,这里密布全篇的“你”,其实就是“我”。世人不当包法利夫人,很难的。

     

          《庸见词典》,福楼拜著,施康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 2010-09-13

    发髻 III - [画事]

     

     

     

     

    三千烦恼丝,梳起来本就烦恼,何况还有权力的不断介入。莫里斯在《裸猿》里指出,我们能够长头发真乃非凡之事,因为头发除了装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其实呢,头发是有用处的,美学意义上的,以及社会意义上的。

     

    《髻鬟品》字数不多,但再三再四提及宫廷,所以这“髻鬟”基本是“宫廷髻鬟”,比如:“周文王加珠翠翘花,名曰凤髻,又名步摇髻。”“秦始皇有望僊髻、参鸾髻、凌云髻。”“汉元帝宫中有百合分髾髻,同心髻。”“魏明帝宫有涵烟髻。魏武帝宫有反绾髻,又梳百花髻。晋惠帝宫有芙蓉髻。梁宫有罗光髻。陈宫有随云髻。隋文宫有九贞髻。炀帝宫有迎唐八鬟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高祖宫有半翻髻、反绾乐游髻。明皇帝宫中双鬟望仙髻、回鹘髻……”这里何尝有布衣荆钗的一席之地,宫廷才是发型创新的主场子。

     

    《中华古今注》更进一步,将发髻变化直接归因于帝王的倡导和律令:“周文王又制平头髻。昭帝又制小须变裙髻。始皇诏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至汉高祖,又令宫人梳奉圣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堕马髻。灵帝又令梳瑶台髻。魏文帝令宫人梳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梁天监中,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作白妆,青黛眉,有郁髻。隋有凌虚髻、祥云髻。隋大业中,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节晕妆。贞观中,梳归顺髻。又太真偏梳朵子,作啼妆。又有愁来髻,又飞髻,又百合髻,作白妆黑眉……”一个个“制”、“诏”、“令”,表明发型兹事体大,并非宫人可以随心所欲。这其中,要数秦始皇的发型纪律最为严明,皇后梳凌云髻,三个妃子梳望仙九鬟髻,九个嫔人梳参鸾髻,不可僭越。

     

    想这始皇帝也是个奇人,宏大处一统了江山,细微处连女子的发型装束亦有心得。在《中华古今注》里,除了发型之外,冠子、朵子、扇子也都与他不脱干系。“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嫔当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罗为之,插五色通草苏朵子,披浅黄藂罗衫,把云母小扇子,靸蹲凤头履以侍从。令宫人当暑戴黄罗髻,蝉冠子,五花朵子,披浅黄银泥飞云帔,把五色罗小扇子,靸金泥飞头鞋。”暂时将秦始皇的审美放到一旁,单说这等级分明——夏天到来的时候,妃嫔们戴碧罗芙蓉冠,一般宫娥戴黄罗蝉冠,妃嫔们手握云母扇,一般宫娥只是五色罗扇,鞋的式样也不同,妃嫔们是凤头履,宫娥们是飞头鞋。一言以蔽之,发型和装扮是地位的表征。

     

    都说模仿是最诚挚的一种奉承形式。贵族模仿皇族,平民模仿贵族,假若没有明令禁止,一个新奇发型往往始自宫舍,流被民庶。那些风行一时的发型多半是这么来的,比如“倭堕髻”。据《中华古今注》“粱冀盘桓钗”条,“堕马髻今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而“堕马髻”传是东汉权臣梁冀的妻子孙寿所发明。《后汉书•梁冀传》说:“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今日审美观,是很妖孽的样子。难以想像的是,这摇摇欲坠像从马上偏坠一旁的发式,偏偏所向披靡,到了唐朝,成了最为流行的式样。《宫乐图》里围桌而坐的十个宫女,倒有一半以上梳着倭堕髻。

     

    模仿与反模仿从来都是时尚游戏的精髓。伊世珍《嫏嬛记》记载了魏宫甄后故事,颇有神异色彩。说宫廷里有一条绿蛇,口中恒有赤珠一颗,若梧子大,不伤人。每日甄后梳妆,此蛇便在甄后面前盘结成团、作一发髻形状。甄后深以为异,继而模仿,梳出的发髻巧夺天工。因此,甄后的发髻每日不同,号为“灵蛇髻”。宫人试图模仿,却十不得一二。

     

    当然,要说到发髻的创意,凡人怎能和佛祖比?《楞严经》说到佛祖的“肉髻”,“世尊从肉髻中涌出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大开眼界。

     

     

     

     

     

     

     

     

  • 2010-08-10

    蝴蝶结·地狱 - [书事]

         

          西蒙娜·波伏瓦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1954刚推出,便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随后一版再版。对存在主义感兴趣的读者要看,对女权主义感兴趣的读者要看,对法国知识分子圈感兴趣的读者也要看,对波伏瓦和萨特的私生活感兴趣的读者更要看。在中国大陆,《名士风流》是小众中的流行读物,上海译文已是出版该书的第五个出版社。


      小说以1944年圣诞节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共聚亨利的寓所、欢庆法西斯的覆灭为开端,写到几年后的夏天、失恋的安娜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截止。小说人物众多,煌煌五十万言,分为十二章。认真辨别当会发现,此书叙述有三种不同的视角,分别是亨利的视角、安娜的视角、全景超然的视角,各章以一种视角为主,因此全书呈现一种交缠的形式。由于视角的关系,塑造最为丰满的人物依然是亨利和安娜。亨利是著名中年作家,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言论阵地《希望报》的中流砥柱,在政治上属于左翼。安娜是中年女医生、知名精神分析学家,同样隶属于左翼阵营。将亨利和安娜联系起来的是错综的社会关系:亨利的好友罗贝尔·迪布勒伊是安娜的丈夫,亨利的前情人、歌手波尔是安娜的好友,亨利后来的情人若赛特的母亲是安娜的泛泛之交,亨利最后选择的妻子纳迪娜则是安娜与罗贝尔的女儿。从中不难一窥小说情节的复杂性。
      
      小说中,亨利主编的《希望报》曾是地下抵抗组织的重要阵地,班底成员包括樊尚、朗贝尔、塞泽纳克等一群年轻人。战后罗贝尔创办的《警觉》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又一个堡垒,政治活动的中心。当此际,亨利和罗贝尔都是抵抗运动的英雄、法国文化界硕果仅存的“名士”。可是亨利大有退隐之意,计划写出自己的文学传世之作;年过六旬的罗贝尔却依然热心政治,憧憬着一个左派掌权的新欧洲。冷战前夕,美苏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凸显,《希望报》也卷入了政治的漩涡,法共和苏联方面希望《希望报》更左,而右翼和美国方面则希望《希望报》向右。苏联存在“劳改营”的事实被揭露后,左翼成员分化剧烈,亨利和罗贝尔也有了分歧。亨利虽然在立场上选择了苏联,但又坚持报刊客观报道的原则,由于报道劳改营问题而被认为是帮助了苏联的敌人,最终被左翼群体排除在外。已经是法共党员的罗贝尔虽然支持苏联,但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的生活,他领导的左派运动最终解体,社会主义理想亦宣告破灭。罗贝尔感叹说,“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两个老友言归于好,但各自保持信念。
      
      如果说,《名士风流》的一半篇幅是写政治、写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和瓦解,另一半篇幅则是爱情、写爱情中的痛苦、责任与自由。重点刻画了三个人物,一是亨利的前情人波尔,号称“最美的女人”,她放弃了自己的歌手事业,心甘情愿将自己完全托付于亨利,却逐渐成了爱的囚徒,遭到心上人厌弃,自尽未成,精神崩溃,后来重新迈进社会。二是安娜与罗贝尔的女儿纳迪娜,她是一个独立不羁的新女性,由于爱人被德寇监禁失踪,对人生一度失去信心、自暴自弃,后来,她参与父亲的期刊《警觉》,也与年轻的朗贝尔发生了爱情,在朗贝尔投向右翼势力的时候,二人分道扬镳。她在与亨利的婚姻中稳定下来,育有一女,二人打算避居意大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三是安娜,年逾不惑的安娜理解并支持丈夫罗贝尔的事业,但是她与罗贝尔之间已经没有爱情,体味不到强烈的幸福感。小说中,她与斯克利亚西纳一度云雨,只为了证明自己是自由的,无论情感还是身体。在美国做学术旅行时,安娜与作家刘易斯倾心相爱,但是又不愿放弃在巴黎的生活和家庭。两年后,安娜对刘易斯的痴情依旧,但是刘易斯对她的爱情已经无影无踪。安娜在失恋的痛苦中一度想服药自尽,最终战胜精神危机,选择了重新生活。
      
      译文版《名士风流》的封面设计很有寓意,上下两册均有一个洗练的蝴蝶领结——名士的象征,围绕着蝴蝶结的,上册是一个圆环——圈子的象征,下册是一个三角——三角恋的象征。如果挑剔一些,蝴蝶结略微有些不合适,因为小说中的“名士”不是清高自诩的遁世“名士”,也不是潇洒多金的资产阶级“名士”,这些左派“名士”与社会下层为伍,生活简朴,穿着土气,以奢侈享乐为耻,怎会有那样一个轻飘的蝴蝶结呢?我们不能因为当代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拜金、虚荣、堕落,而用一个蝴蝶结概括了二战后法国的那群知识分子、特别是萨特那样的、秉承左拉传统的“介入式”法国知识分子。
      
      索隐派早就指出,《名士风流》是波伏瓦以自己所处的写作、政治生活圈为蓝本的,颇有纪实的影子,比如罗贝尔可以对应为萨特,安娜就是波伏瓦的自况,而刘易斯则对应为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波伏瓦在开篇献词中点明这部小说是献给这位美国情人的。现实生活中,萨特与波伏瓦于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也许对应着小说中的《警觉》杂志。1947年1月,波伏瓦在美国有为期四个月的旅行,并与美国作家阿尔格伦深陷爱河,开始了一段十多年的越洋爱情,阿尔格伦即刘易斯之说绝非空穴来风。不过最该索隐的倒是政治。1948年,民主革命联盟处于统治地位,安德烈·布勒东、阿尔贝·加缪、大卫·鲁塞等人在普莱耶大厅讨论“心智的国际性”,其时萨特是知识分子的“守护神 ”。到了1952年,萨特与法共结成紧密同盟,但随着冷战高峰的到来,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暴行被披露出来,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后撤,萨特也与一个又一个伙伴绝交。在《现代》圈子,克洛德·勒福尔、加缪、梅洛-庞蒂等陆续退出,萨特也从“守护神”的位置一败涂地,要到1968年5月风暴,他才能东山再起。波伏瓦在1954年萨特最艰难的时刻推出此书,或许有替爱人辩白的成分吧,小说中那些大段大段的思想争论,要在这个意义上才彰显出意义。
      
      到现在,政治已被雨打风吹去,倒是风流依然具有普世价值。索隐派目前最感兴趣的,应该是波伏瓦这个女权主义者的爱情。波伏瓦比萨特小3岁,青年时代主张妇女解放,她喝杜松子酒,泡在左岸的咖啡馆里,21岁时认识萨特,在精神上第一次受到“主宰”,她愿意与萨特“分享一切”,不要婚姻的束缚,一生做他的女伴。后来,还是在萨特的鼓励下,波伏瓦将自己、萨特和他们的朋友奥尔嘉写入作品,于1943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女宾》。《女宾》的故事写的是惊世骇俗的“三人行”,可惜嫉妒、猜忌和占有欲终不能免,妻子最终杀死了“第三者”然后自杀。1948年,波伏瓦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第二性》,提出只有两性完全平等、才能带来妇女自由的主张,由此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在《名士风流》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安娜虽然践行着女权主义的主张,行使着自由恋爱、自由支配肉体的权力,但是这女权主义的爱情依然不乏自私、猜忌、误解、失落、甚至卑躬屈膝的成分。明眼人不难看出,小说中的安娜一如波尔,在面临爱情时同样糊涂和软弱——女人,也许终究是女人,不管她是不是女权主义者。
      
      关于这部小说,我个人最大的猜想是,安娜的“精神分析学家”的身份不是随意安排的,正如波尔与安娜有些相像,亨利和罗贝尔也如一对镜像——亨利对文学与自由的追求、与罗贝尔对政治和责任的承担,岂不是萨特的一体的两面?所以,波尔的小女人气,其实也不过是波伏瓦的大女人气之下藏着的东西吧。精神分裂的波伏瓦、精神分裂的存在主义和女权主义啊。有一句话倒是被小说验证了,他人即地狱——爱情亦不例外。

     

          波伏瓦《名士风流》,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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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写篇250个单词的散文却不泄露与己相关的任何东西。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像柄双面透镜,当作家瞄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就瞄准了作家。麦克尤恩素以心理分析见长,他在《星期六》中塑造了一个神乎其技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而一直以来,评论家们很想打开麦克尤恩的颅腔一窥究竟:是怎样的个人经历使得麦克尤恩的作品如此暗黑?

     

    2007年,英伦小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起公众哗然:麦克尤恩还有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兄长!随着他的家世秘密披露出来,评论家们对他的作品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伊恩·麦克尤恩1948621日出生于伦敦西南的小城爱德肖特(Aldershot)。父亲戴维·麦克尤恩(David McEwan)出身于苏格兰劳工家庭,十分聪慧,可是在贫困的压力下,不得不在14岁离开学校自食其力。老麦克尤恩吃苦耐劳,毕生保留着淳朴的“格拉斯哥劳工阶层新教徒”的习惯。他在敦刻尔克战役中负伤,部队给了他上大学的机会,可是他拒绝了,此后一直以低级职业军官身份在海军服役,65岁退休。麦克尤恩的母亲罗丝·麦克尤恩(Rose McEwan)出生于爱尔兰血统的劳工家庭,同样是在14岁离开学校。在嫁给老麦克尤恩之前,她有过一次婚姻,前夫是泥瓦工欧内斯特·沃特(Ernest Wort),他们生有一子吉姆(Jim)和一女玛戈(Margy)。沃特1944年在二战中阵亡。1947年罗丝嫁给了老麦克尤恩。由于老麦克尤恩不喜欢与继子继女一起生活,吉姆由沃特的母亲抚养长大,玛戈则在一所收容战争孤儿的寄宿学校中成人,两个孩子与这个家庭很是疏远。这样一来,伊恩·麦克尤恩在家中的感觉像是独子。

     

    曾经很让麦克尤恩不解的是,父母虽然不喜欢异域生活,却又不愿意回国,像无根的飘蓬一样辗转于一个又一个驻扎海外的海军基地。麦克尤恩童年便随父母在利比亚长驻,也许正是北非的酷热和阳光,使他后来的小说里有那么多盛夏的印迹。在麦克尤恩看来,父母的婚姻很糟糕,“总有些流亡和无聊的意味”。父亲酒瘾很大,男权思想严重,有暴力倾向,而母亲永远忧心忡忡。麦克尤恩调侃说,自己的文学基因来自母亲,母亲是个“伟大的担忧家”,而那是需要想象力的。与母亲一样,幼时的麦克尤恩被父亲的粗鲁吓坏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反抗,是个好脾气并爱做白日梦的孩子,“无可救药地害羞”。令他发疯的是,家中几乎没有书本。如果他在家中读书读到一半、出去后再回来,总是先要询问母亲,“我的书在哪儿?”——海军家庭的特殊习惯,擦得光可鉴人的桌子上如果放了书本,似乎有碍观瞻。麦克尤恩说,他小时候一直喜欢那种完全没有成人踪影的儿童书,他还说,“我一直梦想着某一天我的父母没有任何痛苦地融化掉,不是说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不是希望他们死,我只是希望打扫干净场地,你知道,那样我才可以单独面对这个世界。”在他只有11岁的时候,父母将他从北非驻地送回英国,让他进了一所寄宿学校。同样的情节在《时间中的孩子》里有所表现,书中的小主人公为童年的提早结束而落泪。这个终于到来的“自由和独立”,带了几丝被遗弃的况味——“我被送走了”。

     

    2002年,麦克尤恩知悉自己另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兄长,随此浮出水面的,是父母一直小心收藏的大秘密。却原来,母亲与父亲的婚姻始于一场“婚外情”,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当时沃特还在意大利作战,罗丝在1942年生下了老麦克尤恩的儿子。战争年代,一个士兵与另一个士兵的妻子通奸,是要被军法从事的。兼之沃特即将休假回家,送走这个孩子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只有三行的广告:“寻找收养家庭,一个满月男婴。完全放弃。”就这样,男孩被送给了第一对应征的夫妇,取名戴维·夏普(David Sharp),后来成为一名砖瓦工。如果不是麦克尤恩的姨妈去世前吐露秘密,兄弟将永成陌路。

     

    麦克尤恩认为,这个家庭秘密足以解释为什么父母毕生“自我放逐”于海外——他们希望掩埋那不堪的过去。父母从1961年到1981年一直生活在德国,每天晚上看电视,尽管一个德文单词都不懂。“我的母亲一天到晚都在忙着给家族里甚至关系最远的人购买、包装、邮寄生日和圣诞礼物,为从来不会见到的婴儿编织东西。”可怜的母亲为了丈夫的意愿送走了4个孩子,家庭四分五裂,只好借此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遗憾的是,当20024个孩子重聚时,她已罹患老年痴呆症,无法和失散多年的儿子相认了。

     

    20087月,戴维·夏普的自传《完全放弃》(Complete Surrender)出版,麦克尤恩为哥哥写了长篇序言,序言题目取自他自己1987年的小说:《时间中的孩子》。令人惊诧的是,这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主人公斯蒂文恍惚中透过酒吧窗户凝视着自己的父母——年轻时的父母——他们在谈论着一场意外的怀孕事件!

     

    伯妮·伯恩斯(Bernie C. Byrnes)是麦克尤恩研究专家,此前出版过两部专著《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中的性与性欲》(Sex and Sexuality in Ian McEwan's Work1995)、《伊恩·麦克尤恩作品:心理分析》(The Work of Ian McEwan: A Psychodynamic Approach,2002),借这个东风又推出了《麦克尤恩的唯一童年:一个元情节的发展》(McEwan’s On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of a Metaplot2008)。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麦克尤恩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俄狄浦斯情结、对男性气质的认同困难、被排斥的感觉、不能解决的悲哀、向童年的倒退、性倒错和性暴力等问题,认定作家本人通过创作来释放内心的压力。而家庭秘密的披露,印证了她过去的一个假设:麦克尤恩笔下那个反乌托邦的天真世界,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的回声。甚至有可能,麦克尤恩早就“猜到了”父母的秘密。

     

    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任何作家都有“家庭制造”的成分。就像生物学家必定强调“基因制造”、社会学家必定重视“环境制造”一样,强调一点而忽视其余,也是一种天真之罪。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麦克尤恩谈及自己的早期作品时说:“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必须承认,他们都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我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处在英国社会的哪个位置上。我并不是想在这里编造一个关于自己的孤零身世的传说,我想融入。但我的生长环境是反社会阶层划分的,我父母都出身穷苦的工人家庭,后来父亲当了军官,但只是军官,不能算中产阶层。这让我们的社会定位发生奇怪的错移……这些人物身上都带有我的气息,我的孤独,我对社会肌理构造的无知,连同我对融入社会肌理,发生社会联系的渴望。所以他们就以这副怪样子出来了。”

      

    弹指一挥间,离《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发表已经34年。此时的麦克尤恩今非昔比。他与第一任夫人的悲剧婚姻结束于1995年,经过一番争夺,他得到了两个儿子的监护权。目前大儿子威廉是格拉斯哥大学遗传学研究生,小儿子格里格是伦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也是《星期六》中儿子的原型。现任夫人阿莲娜·麦卡菲(Annalena McAfee)原是《卫报》编辑,他们在1997年结婚,两人都是第二次婚姻,目前看来一切如意。据说这第二次婚姻使麦克尤恩的创作主题明显温馨和正常起来。他们一家住在伦敦菲茨罗伊广场的高级公寓中(帝国时代的式样,奶油色与白色相间,离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几条街之遥,铭牌标示着萧伯纳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在此居住)。另外,他在白金汉郡还有一处乡下别墅。《赎罪》已经卖了400万册,另外9部长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集一版再版,根据他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已经有了7部,第8部正在准备中。媒体记者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从切瑟尔海滩上拿块鹅卵石都会被炒成大新闻——他的确不该拿,那是公共财产,遑论他对于伊斯兰教、科学真理教、全球变暖所发表的言论。陆续发生的几场所谓“抄袭门”事件,没有撼动他的地位,倒是从反面说明树大招风的原理。麦克尤恩不是社会边缘人了,他被视为主流社会的代表人物,精英型严肃作家。

     

    偶尔,麦克尤恩藏在镜片后的眼睛忽闪一笑,让你意外地发现,他所说的“成年人内心中的小孩子”依然还在。2008621,麦克尤恩的60岁生日派对在伦敦动物园举行,来了230位名流宾客。但是派对的请柬和招贴十分“低眉”(lowbrow,粗鄙之意):一行醒目字迹是:老男人在动物园(OLD MAN AT THE ZOO!),画面上一只大猩猩——也许是麦克尤恩的自况——冷冷地竖起中指。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大巴对字数有限制,一篇截作两篇,文章的前半部反而在下面。

    此文删节版已发表于《书城》第8期,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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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导师坐了下来,开始和我聊‘悲剧’。他们问我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看法,这个我能应付。然后,他们提及《裘利斯·凯撒》、《奥赛罗》、《麦克白》。我没有读过《麦克白》,我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一带而过,说‘从另一方面来讲,在《科利奥兰纳斯》里……’导师中的一位说,‘麦克尤恩先生,我们可不可以回到《麦克白》?’嗯,我开始如坐针毡。另一位问我:‘麦克尤恩先生,你读过《麦克白》吗?’我答:没有。我被这个彻底弄懵了,拒绝回答下面的问题,感受到莫大的耻辱。”

     

    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个没有读过《麦克白》的麦克尤恩,就是那个伊恩·麦克尤恩,英文写作Ian McEwan,当代英国最为炙手可热的作家。只要这个名字印在封面上,至少可以保障200万的销量,长篇小说《星期六》(Saturday2005)面世的时候,伦敦地铁里几乎人手一册,记者笑称,就像地铁车票一样通行。迄今为止,他业已拿下“布克奖”等十余个文学奖项,他的忠实读者们认为,诺贝尔奖对于他亦是伸手可及。有记者抓拍到英国保守党党魁在读《切尔西海滩上》(On Chesil Beach2007),《赎罪》(Atonement2001)名列《时代》周刊的“百部伟大经典”。在学术界,至少有5篇博士论文和十数部研究专著出版,2008年他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UCL)的荣誉博士学位,最有趣的是,1999年他还赢得了“莎士比亚奖”,可是,千真万确,在青年时代他没有读过《麦克白》。

     

    那时他17岁,穷,羞涩,囊中也羞涩,在英国社会势利的分层制度中身处底层。他读了不少阿加莎·克里斯蒂、格雷厄姆·格林、艾瑞斯·默多克。因为有志于文学,寄希望于得到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他参加了这场面试,未料在《麦克白》上跌了跟头,羞愤莫名。

     

    塞翁失马,虽未能跻身以剑桥牛津为代表的“红砖大学”(red-brick universities),也顺势避免了抱残守缺的精英文化的傲慢。在伦敦闲了一年之后(偶尔当当临时的垃圾清运工),1967年麦克尤恩进入苏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ssex,),主修英语和法语。这所新兴大学是英国六七十年代面向平民子弟的“平板玻璃大学”(plate-glass universities)的代表。“玻璃”虽然没有“红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但是大刀阔斧锐意图新。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麦克尤恩发展了两项爱好:读弗洛伊德,写小说,在1970年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恰逢东英吉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课程改革,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开设了首期“创造性写作课程”(creative writing course),学生无需提交毕业论文,只要交上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合格者即可戴上硕士帽。这简直是量身度造的绝佳机会,麦克尤恩即刻报名,并于1971年获得文学创作硕士学位。虽然相对于他成名后的多个荣誉学位来说,这卷小纸片不算什么,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它代表着可以在高校教外国人学英语的纸饭碗。

     

     

    这些用来缝制硕士学位帽的早期作品,麦克尤恩坦言,是“焦虑症”的产物。21岁,他写得不少,读得更多,卡夫卡、托马斯·曼、战后美国小说。像每一个心高气傲的文学青年一样,“寻找自己的声音和题材”,乃是刻不容缓之事。“我写各种短篇,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一样……我不记得每篇故事的渊源,但我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夹带回来一点什么,籍此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东西”。从宽容处理解,按照朱丽叶·克里斯蒂娃的“文本互文性”理论,“每个文本的外观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所以“文本百衲衣”本是文学常态,不必过虑。而在麦克尤恩这里,“影响的焦虑”是压力也是动力,认真勤奋的他把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情节,用脑筋石磨、用脑汁水洗。如此打磨出来的作品,依稀有大师经典的吉光片羽,但是从取材、构思、视角和遣词造句方面,已经凸显了个人风格,这个风格,按照多年后约翰·厄普代克的归纳,“短小、精巧、阴郁”。

     

    麦克尤恩24岁那年,颇具影响的杂志《美国评论》刊登了其中的一篇,这是一个名叫《伪装》(Disguises)的短篇小说,写一名年老色衰的女演员收养了自己的外甥孤儿,给他穿女性化的服装,二人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当期杂志的招贴异常醒目,耀眼的粉红色,招贴上,“伊恩·麦克尤恩”赫然与“苏姗·桑塔格”、“菲利普·罗思”并列,对于一个新秀来说,非同寻常。

     

    1975年,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终于在英美两地同时出版了,这就是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封面以黑白二色版画为主体,上有裸女、鲜花和一只大老鼠,与麦氏风格颇为贴合。书很薄,只有8个短篇,175页,但是它所激起的反响却是空前的,《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新政治家》、《大西洋月刊》、《旁观者》、《泰晤士报》等重要媒体皆有评论,并在1976年勇夺“毛姆奖”(Somerset Maugham Award)。对于这部处女作,欣赏者赞许麦克尤恩那让人眼花缭乱的叙事能力,把他视为贝克特和卡夫卡的文学继承人。好事者关心的是“人性阴暗面”、“道德禁忌区”和“题材敏感带”。青少年读者们入迷于那血腥加荷尔蒙的气息,感受到反社会运动的时代脉动。当然,也有反对者出现,认为麦克尤恩是故意“以文惊世”。现在,麦克尤恩的官网上有79篇访谈,在应对研究者和记者之际,他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说辞。当被问到为什么题材那么阴暗时,有一次他说:“看看今天的报纸头版,我们麻烦多多,而文学是天生要反映这麻烦的。任何对人的状况的研究都将把你带到某个阴暗的地方。”又有一次,也许是说漏了嘴,他直言不讳:“那是一个男青年坚持要引起关注”。

     

    男青年麦克尤恩,像现在一样瘦长。脸是如此,身材是如此,眼睛也是如此。整个看起来,有点像阿富汗牧羊犬,瘦削,羞涩,机敏。小杰克·斯莱(Jack Slay, Jr.),第一个以麦克尤恩为研究对象编制出博士论文的研究者说:“他实在是个相貌平平的家伙,真的,尤其对于一个写出那样作品的人来说。”如果你现在要找正版的清晰的麦克尤恩的照片,可以上他的官方网站,随意下载。也就是那张出现在无数版本上的标准照,黑白的,眉头微蹙、嘴角微扬、斑白头发已显稀疏,唯有双目在眼镜片后闪着睿智的光。的确,与他的小说相比,他的样子太过端庄儒雅。聊可告慰文学青年们的是,刚出道时的麦克尤恩不是英伦绅士范儿,而是留着披肩发做嬉皮士的打扮。朋友爆料说他有不少阿富汗式样的行头,还有吉普赛风格的珠串。据说他拿到处女作的稿费之后,马上与两个朋友一起,买了一辆二手大巴,一路开到阿富汗。在1976年的一页日记里,他如此记述沸腾的生活:“我们吃致幻蘑菇,服可卡因,在电击一样冷的水里裸泳,洗桑拿,玩排球,喝红酒,并且谈论吉米·卡特和埃兹拉·庞德。”同一时期,他还陷入了恋爱,对方叫佩妮·艾伦(Penny Allen),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女权主义者、占星术士、新世纪教教徒,她甚至教过一门课,叫“冥想、治疗、占星术和创造力”。简而言之,那时的麦克尤恩,从头到脚是反主流社会运动中的一员,非常波西米亚。 正因为如此,麦克尤恩对中产阶级和小布尔乔亚不感兴趣,他将注意力放到底层,社会的底层和人性的底层。他说:“我不想去描写什么人如何积聚和丢失财富,我感兴趣的是人性中陌生而古怪的地下层。”

     

    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说:麦克尤恩的“脑袋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值得一访,但要我长住我可不干。那里漆黑一片,弥漫着乙醚的气味。弗洛伊德吊在房梁的钩子上,床脚箱里装满骷髅,蝎子满地横行,蝙蝠四处乱撞。所有的性交均以失败告终……”麦克尤恩的好友、同为作家的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也回忆说,“如果你年轻,读一本书,爱上书中女孩,但是一点也感觉不到快乐,估计你所读的是麦克尤恩。”所言不差,看麦克尤恩的第一眼,看到的永远是性,而且是“变态的性”、“不能实现的性”、“没有得到满足的性”,乌漆麻黑到令人绝望。

     

     

    《立体几何》(Solid Geometry)这样开始:“1875年在梅尔顿·莫布雷举办的‘异趣珍宝’拍卖会上,我的曾祖父在他的朋友M陪同下,拍得了尼科尔斯船长的阳具,这位船长1873年死于马贩巷监狱。它被盛在一樽十二英寸高的玻璃瓶里,按我曾祖父于当晚日记中所记述,‘保存精美’”。——真是不露声色而又超震的开场。《立体几何》是一个结构奇巧的故事,有一股博尔赫斯的气味。小说中的“我”是个书呆子,有些自闭症状,喜欢爬梳资料,正在整理曾祖父的45卷性爱与数学日记。妻子梅茜受到“我”冷落,一直希望获得“我”的注意和关爱。讽刺的是,“我”天天在纸上整理“做爱的姿势”,还把泡有船长阳具的福尔马林瓶当作重要室内摆设,但是对性事已经毫无欲念,还把妻子的求爱视为骚扰。最后,“我”用从曾祖父日记中学到的立体几何拓扑“魔术”,在床上将妻子折叠“变”没了。“‘怎么回事?’深蓝色床单上只剩下她追问的回声”。

     

    《家庭制造》(Homemade)曾引起广泛争议。“我”是一个14岁的性早熟的男孩,迫切希望进入成人世界。从坏朋友、街边小贩和咖啡馆那里,“我”已经偷学到了大量似是而非的性知识, 可是尚未“一窥那不可言传之物”。一天晚上,“我”按捺不住欲望,以玩“过家家”游戏为名,诱奸了10岁的妹妹康妮。“对交合中的人类来说,这也许是已知的最凄凉的交合过程之一,它包含了谎言、欺骗、羞辱、乱伦……”,而一旦达到了“那蚊叮式的高潮”,“我”对裸露的任何玩意儿都失去了兴趣,同时自豪于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夏日里的最后一天》(Last Day of Summer)讲了一个既温柔又残酷的故事。“我”是个12岁的男孩,两年前父母在车祸中双双去世,哥哥皮特将家改造成了集体公寓,住进来的嬉皮士们乱交、吸大麻、听音乐,没有人关心“我”,直到新房客珍妮到来。珍妮因为肥胖而受到大家歧视,但是她极富于爱心和母性,不仅照料“我”的生活,也照料女嬉皮士的女婴艾丽斯。在整个夏天里,“我”、珍妮和艾丽斯经常划着小船,在河上远离俗世的喧嚣。夏日的最后一天,船翻了,珍妮和艾丽斯都淹死了,“我”思绪纷乱,“在黑色的水中慢慢朝码头游去。”

     

    《舞台上的柯克尔》(Cocker at the Theatre)刷着黑色幽默的喜剧油彩。导演要拍一幕交媾戏,为了保证演出的“体面”,他要求男演员们事前手淫。彩排中,全裸的男女演员摆好姿势、随着导演写的二四拍进行曲《交媾好时光》而前后摇动,结果有一名叫柯克尔(cockercock英语为阴茎之意)的男演员假戏真做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蝴蝶》(Butterflies)与约翰·福尔斯的《收藏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小说中的“我”是个没有下巴的人,因为“长相可疑”而饱受歧视,没有父母,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孤独地住在伦敦的一个贫民区。一天下午,路遇的9岁的小女孩简友好地与“我”搭讪,那种天真的关切吸引了“我”,“我想要她成为我的朋友”。“我”借口带简去看蝴蝶,向她暴露自己,获得满足——“所有那些我独自消磨的时间,所有那些我一个人走过的路,所有那些我曾经有过的想法,全都喷泄在我的手上”。小女孩吓坏了,在逃跑过程中跌倒晕了过去,“我”“轻轻把她抱起,尽可能轻以免弄醒她,悄悄地慢慢地把她放入运河”。“我”淹死了她。

     

    《与橱中人的对话》(Conversation with a Cupboard Man)也是写一个畸零者的悲剧。“我”的父亲早逝,母亲精神有问题,希望把“我”“推回到子宫里去”,所以“我”长到17岁依然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婴儿”。后来母亲有了情人,“我”被他们遗弃,不得不学习长大,在底层社会艰辛闯荡。小说结尾,“我”将自己关在橱子里,蜷在一块偷来的婴儿毯中,梦想重回1岁时的幸福时光。

     

    命名了整部小说集的《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是最出色的一篇。开篇气度不凡:

    “从夏日伊始到灼热已成麻木,我们把轻薄的床垫抬到厚重的橡木桌子上,在宽敞的窗户前做爱。总有微风吹进房间带来四层楼下码头的气息。我不由自主地陷入幻想,造物的幻想,事后当我们躺在巨大的桌面上,在那悠长的沉默里我微微听到它在又跑又抓。这是我头一回觉察,这声响让我不安,我想和西瑟尔说说才能放心。她没什么要说,她从不做抽象表述,也不评价环境,而是活在其中。我们望见海鸥在头顶上那方天空盘旋,或许它们一直都在搞出看着我们,这才是我们的话题,对眼下稍作自娱的遐想。西瑟尔总是任由事情主宰自己,搅咖啡、做爱、听录音带、眺望窗外。她从不说诸如我很高兴,或是有点糊涂;我想做爱,或是不想;亦或我厌倦了家里的争吵。没有言语可以把她分为两面,于是我只好独自忍受做爱时自己满脑子类似罪恶感的杂念,又在事后独自倾听它在寂静中唏唏嗦嗦。直到有天下午,西瑟尔小睡醒来,从床垫上抬起头说,‘墙后面是什么声音在挠?’”

     

    “我”和西瑟尔是一对贫穷的小情侣,不过十七八岁。“我”身世不明、孑然一身。西瑟尔来自于一个破裂的家庭,父母离异。这一个夏天,她与“我”同居。西瑟尔10岁的弟弟阿德里安常来玩耍,他像依恋母亲一样依恋自己的姐姐。“我”投下所有的钱,与西瑟尔不成器的父亲合作,企图靠捕鳗鱼来挣上一笔。可是随着绵绵夏日的流逝,房间变臭,做爱减少,垃圾聚集。困顿生活所迫,西瑟尔去附近工厂打工,这使他们看清他们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计划中的那首关于生命的诗歌,连个首句都没写出。鳗鱼计划彻底失败。阿德里安即将随父亲离去。一团乱麻中,墙后面的声音终于现形,原来那是一只小狗般大小的老鼠。惊恐与厌恶之下,“我”、西瑟尔和阿德里安合伙打死了老鼠,此时才发现老鼠怀着身孕,5只小老鼠“仿佛在盼望,可老鼠妈妈已经无望地死去,任何盼望都成云烟。”可能怀孕了的西瑟尔为死鼠举行了“悼亡仪式”,“她跪在那儿,长长的红裙子铺满四周”。最后,他们放生了落网的鳗鱼,轻风带来淡如远烟的秋天气息……

     

    8篇小说的题材涉及乱伦、谋杀、残暴、自闭、暴露癖、异装癖、恋童癖,十足一部变态大全。但是,麦克尤恩的过人之处在于,如此一个黑暗、恐怖、暴力和荒诞的世界,经由叙事角度所隐含的叙事伦理的作用,竟也有微弱的光芒、难得的安慰、深处的温柔、特别是混沌未开的那种纯真。8篇小说中的6篇,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叙述主体要么是青少年、要么是心智不成熟的边缘人和畸零人,麦克尤恩为每个叙述者设计了符合其身份和年纪的语气,6个“我”声口不同,性格心理也判然有别。重要的是,这种第一人称视角内嵌着一双“天真之眼”,多么变态的事情,读起来竟然都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这才是暗暗挑战读者的道德底线的地方,也是麦克尤恩作为“黑色魔法师”的本领所在。畸零者在世界面前的孤独、青少年面对社会的无知,这些“他者”的故事使读者们寝食难安,恍然间坚固的伦理陆地已经失陷。人们叫他“恐怖伊恩”(Ian Macabre),这个“恐怖”不是妖夜幽魂的心理恐怖,不是尖声惊叫的感官恐怖,是揭开石头、发现下面有虫子、并发现虫子活泼泼地蠕动着、那种形而下无法转换为形而上的、生命的恐怖。

     

     

    麦克尤恩说:“人的很多的能力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写作就是其中一项。”34年以来,他著作等身,并且按照评论家的说法,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从青少年与边缘人的黑暗生活转向了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但是,就像是一首回旋曲,无论绕得多远,总要回到最初的主题,在麦克尤恩的作品里,读者总能辨识出属于处女作的那几个清晰的琶音。

     

    经常是夏天。炎热、葱茏、有气味、欲望疯长的夏天。“我”和西瑟尔在夏天的窗前做爱(《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我”和珍妮与小艾丽斯在夏日拥有一个隐秘乐园(《夏日里的最后一天》)。“我”淹死简的那一天,天气炎热,运河水散发出动物气味(《蝴蝶》)。在以后的小说里,斯蒂芬对于11岁那年夏天的回忆形成了畅销书(《时间中的孩子》)。爱德华和弗洛伦斯的蜜月发生在七月的海滨(《在切瑟尔海滩上》)。布里奥妮将塞西莉娅和罗比的恋情断送在一个美好的仲夏夜(《赎罪》)。最浓墨重彩的是第一部长篇《水泥花园》(The Cement Garden1978),乱伦冲动、退化冲动、逾越冲动,铺展在一个难以忍受的夏天,炎热的天气使母亲的尸体散发出黏稠的臭气,炎热使孩子们赤身裸体,把水泥环绕的荒凉废舍变成了一座热气腾腾的伊甸。所谓“危险的夏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在茨威格的《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里,在海明威的《伊甸园》里,在加缪的《旁观者》里,在戈尔丁的《蝇王》里,在杜拉的《情人》里,这个母题无尽回旋。作家们何以对夏天如此钟情?因为在夏天,疯狂与生命在一起,纯真与原罪在一起,繁衍与腐朽在一起,这是恶之花的一季。

     

    经常是不谙世故。《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里那些与成人世界隔着距离的青少年、被社会排斥在外从而心理上不成熟的畸零人,形成一群法外之徒、化外人物。麦克尤恩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床第之间》(In Between the Sheets1978),主人公依然是一群性意识觉醒而社会意识模糊的青少年。再往后,《水泥花园》里的杰克14岁,《赎罪》里的布里奥妮13岁,《在切瑟尔海滩》上的爱德华虽然22岁了尚是处子之身……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无辜者与无知者。华兹华斯曾说,“孩童是成人之父”,“天真对抗世故”原是英国文学的传统主题,可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说(Infant Sexuality)之后,儿童少年不再一味善良和清白,戈尔丁的《蝇王》标示出孩童本性中野蛮的一面,麦克尤恩也在暗示读者,他们可以很纯洁,也可以很残酷,无辜者可能有罪,天真者可能邪恶。但是从情感出发,麦克尤恩始终对生理或心理上的“小孩子”持有悲悯之心。

     

    当然,还经常有性,性本能,性觉醒,性变态,性的悲剧远多于性的喜剧。卫道士们的回避之事、典雅作家的遮掩之事、通俗作家的煽情之事、普罗大众的好奇之事,在麦克尤恩异常沉着的笔下,简单、镇定、直接而精确,它们就在那里,它们就是那样,就像医生做解剖一样,可能引起旁观者的震惊,但不会勾起读者的欲望。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认真通读他的作品,第一眼看到的可能是性,第二眼看到的则是作为背景的家庭,麦克尤恩不仅写生理上的性变态,也写出了这种状况产生的家庭根源。比如《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和《伪装》中的主人公皆是父母双亡。《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和《与橱中人的对话》中的主人公皆来自破裂的家庭。《水泥花园》中,4个无父无母的孩子自我封闭,姐姐朱莉和弟弟杰克乱伦,充当“爸爸”和“妈妈”,以抵挡外人对他们这个小家庭的入侵,6岁的小弟弟在姐姐那里寻找母爱,不仅发展了异装癖,还发展了婴儿癖。第二部长篇《陌生人的安慰》(The Comfort of Strangers1981),罗伯特与卡洛琳是一对施虐狂与受虐狂,罗伯特折断了卡洛琳的肋骨和手指、擂掉了她的门牙、打得她青一块紫一块,而她从中感受到近乎晕厥的快乐,不仅如此,二人还折磨另一对情侣,并把其中的男性虐杀。小说除了传达“那种性的幻想,男人们古老的狩猎的欲望、女人们希望被伤害的欲望”,还大加笔墨描写了罗伯特从小生长的男权家庭如何培养了他的病态性格。又比如《在切瑟尔海滩上》,两个年纪轻、有教养、都是处子之身的小夫妻为什么不能度过一个甜蜜的新婚之夜?新娘弗洛伦斯何以性冷淡?小说有一个关键段落,在少女时代,她曾经与父亲驾船出海,而这一次经历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似乎是在暗示着父亲对她的性侵犯。更为全面地说,在麦克尤恩这里,家庭带来的阴霾与对温暖家庭的向往是一体的两面。在《时间的孩子》里,父母对于失去的孩子牵念不已,直到另一个新生儿的出生,重建了家庭。在《黑狗》(Black Dog, 1992)中,杰瑞米8岁便成了孤儿,当他成了出版商之后,不断回忆着自己的父母,想从记忆的碎片中拼接出已经失去的美好。在《星期六》(Saturday2005)中,麦克尤恩更是写出了在外人入侵家庭的时刻全家人如何同舟共济——评论家好评如潮,说这个对家庭温情脉脉的麦克尤恩不再是那个“恐怖伊恩”了。

     

            (大巴对字数有限制,未完,待续。

              此文删节版已发表于《书城》第8期,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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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我喜欢名家写的小书。真的“名家”,不是浪得虚名的名家,看到名家的名字印在书皮上,就像看到蓝色的检疫戳盖在猪肉皮上,放心。而真的“小书”,字大行稀,文字平易,妇孺咸宜,就像在难啃的大部头之间喝了碗大米粥,舒坦哪。我有时疑惑,名家抽出时间信手写部小书,是不是类似于用鸿篇巨制的边角料熬了锅生滚瘦肉粥,对自己算是种休息,对读者也是意外之喜吧。

     

    凯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出生于1954921日,有犹太血统。他一路优秀着,在1978年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曾任麻省高级法院本杰明·卡普兰(Benjamin Kaplan)法官以及美国最高法院瑟古德·马歇尔法官(Thurgood Marshall)的助手,又任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室顾问。27岁时在芝加哥法学院谋了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职位,30岁时在芝大政治科学系谋了同样的职位,不过又两年的时间,他已是法学与政治学双料教授,34岁时拥有卡尔·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讲席教授头衔。桑斯坦在芝加哥大学服务27年,然后在2008年加盟哈佛法学院,同年担任风险治理项目总监(director of the Program on Risk Regulation)。2009年,他成为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此外,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律师协会分权与政府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美国法学院联合会行政法分会主席。是《新共和》(New Republic)和《美国前景》(American Prospect)的社论撰稿人,也经常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类著名出版物的撰稿人。此公还有精力写博客。最惊人的倒不是以上这些辉煌履历——我有点相信“英雄不问出处”——惊人的是他的“学术成果”。迄今,他已经发表了600多篇论文,至少51部学术著作。在一个粘湿的夏日,我鼓起勇气做了个桑斯坦豆列,“添加”到手酸,发现他的著作译成中文的已经有14本,英文的我加也加不过来,服了。

     

    作为法学和政治学教授,他写过《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行为法律经济学》、《偏颇的宪法》、《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这类板起面孔的书,而这一本《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是2009年的新作,读起来可爱多。“小书”者,桑斯坦并没有提出什么全新的创见,只是整理了一下社会学、心理学的实验与案例,生动地描述了“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以及这一现象下面的大众心理根源。

     

    印在深粉色封面上的是这样三行字:“恐怖主义为什么在全世界蔓延?为什么会发生激进的学生运动或群体事件?互联网上为什么充斥着极端的言论?人们为什么疯狂地投资房地产或股市直到泡沫破灭?……简而言之,人们为什么会走极端?”我停下来对照检查了一番,发现除了没有参加恐怖主义行动,其他的貌似都参与过,于是本着“我是群众”的心态捏着铅笔“批注”了此书。作为资深豆友,写在此书边上的多为豆瓣经验,这也自然。

     

     “许多时候,一群人最终考虑和做的事情是群体成员在单独的情况下本来绝不会考虑和做的。”点头,如果我没有加入民工继续养猪小组,我对猪是绝不会发生兴趣的。同理,如果我加入了极品老娘团,我是否已经变得剽悍无边?“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当这种群体中出现指挥群体做什么、让群体成员承担某些社会角色的权威人士的时候,很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是的,根据我的经验,所有那些指手划脚的组长,“坏事”都是他们做下的,而苦头都是我们大家吃的。桃花我不是说你。

     

    “由具有相同想法的人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的孤立的小群体,会因为它们的自我隔离而更加急剧地走向暴力方向。政治极端主义往往是群体极化的产物。社会隔离是造成极化的一项有用的工具。”嗯哪,“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眼界狭窄的狗叫得尤其厉害,同理,在井底长大的青蛙们,一定是呱呱叫而不着调的天空理论家。如果这些都还没有说服力,想想传销培训吧,在一个封闭的公寓单元里,无需多少技巧就可以给十几人同时洗脑。“最偏激的境遇主义者坚持认为,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许是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可能会受到引导,以致犯下暴行。”想起戈尔丁的《蝇王》,颔首称是。实话说,我最怕那种只在一个小组里混、只读几个作家的作品、像册里还都是重型武器的人。

     

     且慢,不是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吗,小组为什么会失去理智地走极端?哦,根子可能在“三人行必有我师”上,当群体中出现意见领袖时,话语权较少、地位较低的成员便会迅速放弃自己独有的信息,而趋向于迎合权威或者群体的声音。这个效应,在传播学里叫“沉默的螺旋”。而原本对自己缺乏信心的人,如果在小组中发现同类观点,就会信心大增,使自己以前就有的看法放大,并减少观点的内部多样性。我们不仅在政坛上看到这种现象发生,它也发生在家庭、企业、教堂和学生组织中。说到底,我们太想肯定自己,我们又太想取悦他人了。

     

    进行身份认同是群体活动的基础之一。“如果人们被告知,自己在某个群体中具有明确的成员身份——天主教徒、犹太人、爱尔兰人、俄罗斯人、民主党人、保守派等——他们就不大可能会认真听取身份标明有所不同的人们的意见。”同样可以理解,朱粉组和汪粉组里的骨干成员,不能不固执己见,如果他还想在组里混的话。老桑说,“如果互联网上的人们主要是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行讨论,他们的观点就会仅仅得到加强,因而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转移。”所以宽带山是不欢迎非上海人的,铁血论坛是受不了鸽派的,乌有之乡是少有挑衅者的,我们小组偶尔也踢人的  :)

     

    桑斯坦善用比喻,下面是三个:

     

    “回音室”。根据马克·塞奇曼的研究,“群体起到一个互动性的‘回音室’的作用,从而促使不满情绪和阴谋论观点加重,使之达到仇恨的程度。”在这个回音室里,折射反射加强或形成共振的其实只是某组重复的声音。当我发出某个“我说”,然后经过曲折复杂的过程,看到别人“我说”里的“我说”,就是这个效果了。

     

    “同嗜性”。相似性助长彼此联系。譬如豆瓣是建立在同嗜性上的网络,我的亲密豆友们,在同样的小组出没,读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影,有同样的朋友,因嗜好而引为知己,又因知己而加固这种联系,惺惺相惜,同仇敌忾。危险不?其实是有些危险的,有时候刷屏半日没有眼前一亮的东西。因此,需要去陌生人的地盘上偷窥一下,怎么?豆瓣上还有这样的东西么?

     

    “流瀑”。群体思维——社会流瀑效应(Social cascades),“当流瀑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以致许多人不是依靠自己实际所知,而是依靠(自己认为)别人持有什么想法。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不是依靠自己的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流瀑效应在股市和房地产领域中起很大作用,身在流瀑中的人们像染上某种传染病,又像脑子被灌了水,集体被某种社会信念所迷倒——我那建设银行的股票啊啊。“流瀑效应”与“灌输论”倒是相得益彰。

     

    我最感兴趣的还有桑斯坦援引的两组实验。一是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受试者听话地向第三者实施电击,只因为指挥者看起来像个权威。这个实验是关于权威与服从的,实验证明,“如果一位权威要求你做某件显然有害或者残酷的事情,你可能会完全照办,要么因为你认为应当这样做,要么因为你不想冒损害自己名誉的风险。”另一组是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随机挑选的两组学生,经过几天情景实验后,被分派当囚犯的人们的行为很像囚犯,被分派担任看守的人们的行为很像看守。这个实验充分说明,美军那臭名卓著的虐囚事件,其实是多么容易发生。

     

    桑斯坦毕竟是大教授,说来说去,说到个深度问题:协商民主是否可能?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放弃了对协商民主的信心,慎思明辨、交流对话,何其难矣,看看那些不欢而散的“峰会”们就知道了,或者看看我们正掐得热闹的几个小组就明白了。桑斯坦提醒读者,协商民主是要有限定的:“我们需要具体规定协商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地对其加以赞美。一项协商制度如果包含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它就方法、信息和立场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就可能会运转顺利。” 归根结底,认知上的多样性至关重要,“社会得益于二阶多样性”。

     

    我是爱豆瓣的,但是如果有了豆腐网,我想我也会参加的。

     

    《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桑斯坦著,尹宏毅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

    上图:桑斯坦,不要被蒙蔽,他可是个秃子哦。

    我的豆列:http://book.douban.com/doulist/644975/